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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刘志选上书辱及皇后
刘志选既受魏忠贤的“知遇”之恩，先意承志，务投其好，于是而有攻击后父张国纪之举。此事之起，是有人在宫门上贴了一张匿名榜，暴露魏忠贤种种谋反恶迹，以及他的同党姓名，一共七十余人。魏忠贤疑惑是张国纪干的事，阉党邵辅忠、孙杰便设谋，借此兴大狱杀尽东林，借张国纪以动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
这个大阴谋要由参劾后父太康伯张国纪开始。邵、孙两人拟了一个疏稿，想找人出面来上，这就是所谓“买参”，也就是有言责的人公开出卖自己的人格。但被收买的人可以无视于清议，却不能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弹劾一个官吏，言者无罪，即令有罪也不重，而现在辱及中宫，是“大不敬”的罪名，在这个罪名之下，不论什么人都有被砍头的可能，所以都不敢“应征”。
最后找到刘志选——刘志选混蛋，他的家属更混蛋，不忠再加上不孝，预备出卖他的老骨头以求富贵；他的家属是这样一个想法：此疏一上，有魏忠贤在，可保无虑，但将来一定不得了。不过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一定死在魏忠贤之先，则及身而止，可以免祸。他的家属居然把这番话说了给刘志选听，而刘志选亦居然听了进去。至于将来追论大逆不道的罪名，可能会把刘志选开棺出尸，剉骨扬灰，他的家属就不谈了，这不是出卖他的老骨头是什么？于此见得王夫之的话有点道理，他认为“族诛”这种苛刑是有由来的，凡是谋反，如无家属参与，或者家属知道了能够规劝阻止，则逆谋必不发，所以“族诛”是除恶务尽之意。这话在现在来看，当然是危险的，但照刘志选家属的情形，则知王夫之的论调实为有感而发。
刘志选“极论国纪罪”的奏疏中，说他“谋占宫婢韦氏，矫中宫旨鬻狱”，这些话是不是空穴来风，无可究诘；而最后辱及皇后，则真是伤天害理，“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这句话，是极厉害的一枝冷箭——丹山之穴出朱砂，“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是指张后流产的“龙种”言，而所谓“訾及”者，就因为死囚孙二自言张后是他的女儿，然则张后之子，岂非成了死囚的外孙？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魏忠贤提拔刘志选
二十六、魏忠贤提拔刘志选
照《明史》记载，此居心叵测的奏疏到达御前，熹宗以与张后“伉俪情笃，但令国纪自新而已”。这是熹宗在位所做过的少数可以称道的聪明事之一。
看看这样一道奏疏亦不曾惹出祸来，刘志选的胆子更大、依附更甚。孙慎行、王之寀、杨涟、左光斗都为所攻，魏忠贤大悦，擢他为“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
这个职位正四品，在都察院算是第三号人物，但加上“提督操江”的头衔就大不相同了。按：明朝的御史权柄特重，十三道监察御史官位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所至皆为钦差的身份，称为“巡按御史”，地方大吏尊称之为“按院”，平剧《玉堂春》中的“王三公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身份。至于刘志选的“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驻南京办事。明朝跟清朝一样，在开国最初建都之地，都设有一套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机构，南京都察院设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规定由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独握实权。
何谓“操江”？最初是水师每年在长江操练，派御史看操，考察训练情形，到后来就不同了。《明史·兵志三》：
洪武初于都城（按：此时都城为南京）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设陆兵于北岸……凡盗贼及贩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
永乐时特命勋臣为帅，视江操，其后兼用都御史。
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其后增上、下两江巡视御史，得举劾有司将领，而以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设。
按：自明朝到清初，所谓“上、下两江”，指安徽、江苏而言，操江御史负责长江江防，得“举劾有司将领”，这就仿佛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了。苏州小书《顾鼎臣》，其中“绍兴师爷”与“毛少爷”辨罪，有“你尽管到南京操江衙门去告”，听者往往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指此而言。
操江御史既等于安徽、江苏的地方长官，所以刘志选上任时极其威风。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魏忠贤就垮台了。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刘志选最后上吊自尽
二十七、刘志选最后上吊自尽
魏忠贤垮台，阉党自然要论罪，这就是崇祯初年的所谓“定逆案”。刘志选最严重的罪行是“倾摇国母”——皇后“母仪天下”，谓之“国母”，而律无“倾摇国母”的罪名，因而援用“子骂母律”，论死。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判决。按：法律贵乎有弹性，尤贵乎言简而意赅，汉高入关的约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约法出于人人谓然的人情。“法律不外乎人情”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而实不如英美之见诸实践，有罪无罪、死刑与非死刑，诉诸但有良知而不一定深懂法律的陪审团，此非“法律不外乎人情”而何？所以律无明文，而准酌比附，有当于人情，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定律不能预拟目前未有而将来可能的情况，而犯罪则因时空的不同可常有“创意”。未有外销退税条例，法律不可能预定假出口的罚则；既有外销退税条例，奸商乃因而萌生真退税的盗心，此而不罚，犹如悬榜国门，只要不抵触法律明文，虽有国人皆曰可杀的行为，可以不顾。执法如此，大悖人情，不如无法。吕不韦早已慨乎言之，固不可因人而废言。
刘志选听了他家属的话，以为可死在魏忠贤之先，结果是死在魏忠贤之后，定逆案时他自知不免，上吊自尽。举此阉党之一的悲惨结局，以概其余。回头再来看天启三年。
天启三年正月有两个人入阁，沈虽去，来了这两个人更坏——一个叫顾秉谦，江苏昆山人；一个叫魏广微，河北南乐人，他们是老牌阉党，此时以资望够了，经魏忠贤的提携，相偕入阁。《明史》记此二人，说“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魏广微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叫魏允贞，字见泉，立朝颇见风裁，而魏广微与魏忠贤却认了同乡同宗，甘愿为虎作伥，无怪他的父执赵南星要感慨说：“见泉无子！”
赵南星与邹元标亦为东林创始者，与顾宪成合称“三君”。天启三年朝局的纷争与赵南星的关系甚大。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东林党人正气凛然
二十八、东林党人正气凛然
东林名流的特色是正气凛然，毫无假借，但政治之为政治，有其艺术，守经从权，应付甚难，不是一味硬干所能办得通的。说是刚正不阿，无非独善其身，有作为的政治家则在“不阿”以外，还能够影响别人“守正”，甚至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不惜屈己从人，如王阳明之应付明武宗的左右、胡林翼之笼络官员，都是第一流政治家的胸襟和手法。可惜东林名流，除了少数如邹元标等人以外，都不免书生之见。
孙慎行和赵南星都是这样的人，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了阉党那面。“东林未必皆君子，阉党未必皆小人”，为清初对天启朝局的定评，何以君子亦归于阉党？其故可思。
以赵南星与魏广微为例，魏在入阁后，修后辈之礼，去拜父执的赵南星，如果赵南星不是崖岸自高，正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影响魏广微，使其不致为恶；谁知“三及其门”，“阍人辞而不见”。结果魏广微发了话：“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本来做此官行此礼，布衣可傲王侯，做了官须守朝廷的体制，宰相拜尚书，三往而不纳，是赵南星无礼。东林名流，常有这种过分的言行。
由于东林看不起顾秉谦与魏广微，处处予以难堪，顾、魏“决意倾善类”以为报复。人非圣贤，报复不足为奇，只是君子以直报怨，而小人则常会迁怒无辜。顾、魏两人就是如此，他们找了一册“缙绅便览”，在名字上面做了记号，一个是“邪党”，一种是“正人”——东林中人自然是邪党，一共一百多；阉党及其同路人为“正人”，共六十余人。照数字上看，君子多于小人，应该邪不胜正；问题就在于君子疏而小人密，除非“沉默的大多数”能够发生作用，否则君子总不是小人的对手。
这册“缙绅便览”成了魏忠贤手里的黑名单，东林就惨了。而顾、魏二人上了这个黑名单，无异表示与所有的正人君子为敌。正如俗语所说的“横竖横”，小人索性一面倒，整个儿投向魏忠贤，正邪决裂之势，在此时已充分形成。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赵南星打落水狗
二十九、赵南星打落水狗
顾秉谦和魏广微的一面倒，使得魏忠贤能逐去叶向高、韩等辅臣及掌握人事大权的赵南星，这是天启四年的事。在这一年，东林已经落了下风——东林和阉党的大规模斗争是在天启三年，东林这面的主将就是赵南星，所以赵南星的升沉最可以象征东林的兴衰。
赵南星字梦白，河北高邑人，进士出身，资格很老。他做过吏部文选员外郎，这个职位在六部司官中可以居首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人事行政局长，而权犹过之。万历二十一年，因处事认真，为人所攻而落职。东林的根据地在江苏，在北方则有赵南星为桴鼓之应。光宗即位，起用为太常少卿，升迁甚速，到天启二年，邹元标以左都御史告老，赵南星接替他的遗缺。一年以后，调为吏部尚书。
这年是癸亥年，逢京官大计之年——即所谓“京察”，六年一次，逢巳、亥之年举行。赵南星大权在手，毫不客气，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先议结党乱政议黜之”，那四个人的直属长官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著《四凶论》，终于在“下等”的“八目”中，以“不谨”的考语，把这四个人淘汰掉。
按：我以前谈过万历末年政治上的派系，当时有齐、楚、浙三党，亓诗教是齐党，赵兴邦是浙党，官应震和吴亮嗣是楚党，这些人的靠山是神宗郑贵妃娘家的郑皇亲，凭借言官的身份横行霸道，其作风之恶劣，可从《明史·李朴传》中所载的奏疏中看出来：
深结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
照这个样子，加以“不谨”的考语看来毫不冤枉。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第一，自光宗做了一个月皇帝，乐极生悲，死于女色时，郑贵妃已经垮台，冰山一倒，齐、楚、浙三党无形中销声匿迹，大可不理旧案。
第二，如果真的要公事公办，那“四凶”是过去之凶，眼前若干阉党比他们更凶，何以放过？所以赵南星此举，即使不是打落水狗，也难免意气用事之讥。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东林与阉党相火拼
三十、东林与阉党相火拼
由于赵南星曾受三党排挤，所以他的“四凶”论不免予人以借故报复的印象；同时援引东林被废诸人重登朝班，升迁亦似乎太快，这都是可议的地方。
至于魏忠贤，起先对赵南星与众不同，这或许因为同是河北人的缘故，结果因赵南星的书生习气搞坏了关系，《明史本传》：
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
他对魏忠贤说的话自是正论，但魏忠贤不识字，哪里懂得这些道理？而况以魏忠贤的作风，又岂是大庭广众之间，片言可以使其愧悔改过的？所以赵南星的对牛弹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明朝的宦官用事，由来已久，这种政治形态上的畸形存在，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赵南星如果懂得政治艺术，正应该珍视魏忠贤对他的好感，设法规过私室，则必能有所匡正，那一来可能历史又是一种写法了。
由于天启三年京察的不免失平，因而三党人物如王绍徽、阮大铖、崔呈秀、冯铨等人都成了阉党。崔呈秀后来成了魏忠贤最亲近的心腹，那是天启四年九月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