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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扶南……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
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流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
乐，服奢饰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
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
也。”
《南史》卷七十八，关于天竺一节，所语略同，想均从康泰《扶南传》采摘而来。所言
之国，皆摩揭陀也。
《水经注》卷一又引竺（印度也）法维之言曰：“迦维卫国，佛所生天竺国也。三千日
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是则又以释迦牟尼所生之国度为天地中央矣。
总之，当时印度各国，皆自名为中国，而摩揭陀则尤为“中国中之中国”焉。盖摩揭陀
地势本在印度中央。阿输迦王（Ａｓｏｋａ）于纪元前二三世纪顷大张国威于全印，其首都
华氏城（即《大唐西域记》之波吒厘子城Ｐａｔａｌｉｐｕｔｒｅ）成为政治文化中心。阿
输迦又为佛教大护法，声名洋溢，远及万国，中国人不言印度则已，言则无不首及此国者。
晋法显《佛国记》可觇一斑：
“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佛法甚盛。过河，有国名毗茶，佛法
兴盛，兼大小乘学。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作是言：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
法？悉供给所需，待之如法。”
“法显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夷，其诸同志，游历诸
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定处，怆然心悲。众僧出问显道言：汝从何自
来？答云：汉地来。众僧叹曰：善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到此！”
“南下一由延，到摩揭提国（即摩揭陀），巴连弗邑（即波吒厘子城）。巴连弗邑，是
阿育王所治……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庶，竞行仁义……法显住此三年，学梵
书梵语……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戎律残
缺，誓言自今已去，得至佛所，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
是独还，顺恒水东下……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此中国指印度摩揭提）停六年，还三
年。”
晋时中国佛教本甚幼稚，法显游佛教母邦，得接其学人，读其经典，事事皆胜于中华，
因而罢然自失，而生出一种“自卑心理”，情亦可原。惟印度僧人，不问中国全盘文化如
何，惟以佛教为标准，居然以中国自居，动辄以我国为“边地”，为“边夷”，见有求法往
其国者，叹息以为难得。彼时印度人之视我国，竟不啻我国人今日之视非洲黑人、美洲红
人。印僧之夜郎自大，亦可哂已！
六朝时喧腾于学术坛坫，有所谓夷夏之论者。中国学者鄙佛教为夷狄之教，佛教徒则谓
印度实乃真正之中国，而中华反为边疆。前者如顾道士所作《夷夏论》，后者则为驳论，皆
见《弘明集》。如宋释僧愍作《戎华论》以抑顾云：
“君言夷夏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
礼于中，故有夷夏之别。戎华者东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都，北则吊于溟表，南则极乎牢
阎。如来扇化中土，故有戎华之异也。君责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渊，
未见江湖之望矣。如经曰：
‘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
又宋释慧通驳顾云：
“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自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肃，五教之齐严。”
诸如此类言论，六朝时实不胜其多。直至唐时犹有此说。
《大唐西域记》卷一：
“索河世界（原注，旧曰婆婆世界，又曰娑诃世界）三千大千国土，为一佛之化摄也。
今一日月所照临四天下者，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诸佛世尊皆于此垂化。现在现灭，导圣导
凡。”
我国之自称“中国”不知起于何时，我国古时对外自称为夏，为华。《论语》：“狄夷
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荀子》：“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夏。”《左传·襄
公十四年》传：“戎子驹子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定公十年》传：“孔子曰，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昭公十三年》传：
“子西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中国历
史上有四大帝国，夏、秦、汉、唐是也。后虽亡灭，而其名深印于外国人脑海，历久不忘，
每以呼易代后之中国人，中国人亦即用以自名。如今美国尚有“唐人街”，华侨回国曰“回
唐山”，而我民族至今自命汉族。
汉时诸外国称中国为秦，或谓Ｃｈｉｎａ一字，亦由秦字之转。则春秋战国时，我族尚
自称为夏，为诸夏，宜矣。至于华者，或谓乃夏字之音转。然《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传：
“声子曰：
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华夏连用，则音转之说殆有不可通者。证以《左传·定公
十年》传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裔为边地，夏则指中原，夷为蛮族，华则文明
开化之族矣。
商人对外自称为“我”，如卜辞“贞勿合我吏步”、“（侵）我图（鄙）田”、“土
方我田十人”皆其例。周人自称为“王国”，《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或称“有周”，《大雅·YA民》：“天监有周，昭假于下。”或
即自称为“周”，《周颂·维清》：“迄用有成，维周之祯。”《左传·隐公六年》传“我
周之东迁”。对外自称亦常为“我”，《大雅·召捌》：“我居圉卒荒，”《大雅·皇
矣》：“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但对外又自称为“中
国”，如：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
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颁榜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于中国，
覃及鬼方。”
《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或谓中国，乃国中之意，非谓中原全部。且《民劳》有“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语，与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语气相同，更可知中国二字不过指帝都而言。但商、周称本国以外
之国家皆曰“方”，今以“四方”、“鬼方”与“中国”对举，其以本族根据地为中国，意
识甚为显明。《左传·昭公九年》传：“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钓杌于四裔，以御
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
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咨也！”
《诗经》与《左传》尚无作伪证据，而其中居然有“中国”一词，是可见中国一词，传
入我国甚早。
至战国之世，“中国”一词，其用始更普遍。细析其作用，凡有三种。第一种指中原，
即夏商周三代政治活动之中心地，黄河流域是也。例如：
《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兽蹄鸟蕺之迹交于中国。”
《滕文公上》：“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
于中国。”
第二种指齐鲁等文化先进国家，秦楚不得与焉。如：《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
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莫之或先也。”《离娄下》：“得志行
乎中国，若合符节。”
第三种指与外国相对待之中国本部而言，如：
《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史记·孟荀列传》：“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
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除居八十一分之中国，指齐国外，赤县神州
之中国，则指中国全部国土。《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貉。”所指
亦为中国全部国土。
日本古时，亦有天孙族降居苇原中国，而为之主之说。日本以山阳为中国。其观念殆皆
得自我中华，惟为时当甚早耳。
较此范围更广者，则有“四海”、“天下”二词。《诗经》中多“四方”、“四国”之
语，亦有“四海”字样，如《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
假，来假祁祁！”亦有“天下”一词，如《大雅·皇矣》：“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凡在天之所覆之土地，皆可名天下，故诗曰：“普天下之，莫非王土。”此种观念，可以自
然产生，不须外来启示。至于“四海”则非有来源不可。盖中国乃大陆民族，活动于黄河流
域，尧舜夏商时代，或曾与海外有所交通，然所知者不过中国东部之太平洋，南部之印度
洋，名之曰“东海”、“南海”，至于北海、西海，则中国民族足迹，从未曾涉及，何以竟
有“四海”一词，见之中国载记乎？印度民族亦好言四海，如四大海水纳之毛孔，摄取四大
海水等等，与中国皆有所受而然。所受者何，则古两河流域也。《山海经》山经分为五，而
海则四，为东西南北四部分，非其明徵欤？
战国以前，中国载记之有四海诸词，乃由西亚辗转传来，运用颇觉生涩。至战国时，外
来学术大量输入，而“天下”、“四海”亦遂成为中国人之口头禅。以孟子为例，则如《公
孙丑下》：“夫天不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滕文公
上》：“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欤？……
天下之通义也。……天下犹未平……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
得人难。”《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梁惠王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
子。”《离娄上》：“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其他子书，证例从略。
我国历代人自称，皆以国号，如汉也，如唐也，明也，清也皆是。即与外国相对待，虽
常用中国二字，但仍以国号为多。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史书之文大率类是。及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更国号曰“中华民国”，且日与世界万国相接触，自我意识非常觉
醒，而后“中国”之观念乃开始明朗化焉。西人每谓地球本属圆形，无处不可为大地中心，
即无国不可为中国，何中华独自号以此？彼又安知“中国”一词，渊源之古，及其所涵之深
邪？今两河流域文化久沦地底，种族亦凋零澌灭。印度凌夷非一日，更无中国之称。独我中
华文化种族，依然无恙，绳绳继继，四千余年，犹能保存此古色古香，光荣无比之国号，吾
人又安能不引为自傲，而永永宝爱拥护之哉？馀论
夫昆仑为世界大谜，数千年于兹。余此区区考证，安敢自命已得昆仑底蕴，亦不过发其
端绪，期与海内外学者共相商榷而已。余尝谓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均是一篇糊涂账。古史方
面，已有某某先生等工作多年，路线异常正确，成绩亦极其彪炳，余今日敢为此学术界之探
险者，盖诸先生实导夫我之先路也。惟窃以为伏羲、女娲、虞舜、夏禹及夫黄帝、共工诸人
根源，似不能完全索之故纸堆，若觅之于两河流域、埃及、波斯、印度、希腊古史与神话，
必有惊人之发现，而我国古史整理之成功，亦可提早若干年代。一得之愚，未知整理古史者
以为如何？地理方面，则《尚书》、《禹贡》，必系战国儒家删削外国传入之禹本纪傅合以
中国地理而成。渤海、积石、黑水、弱水等地名，必皆彼时始有；且恐尚有无数山水名目皆
缘《山海经》而生。若有地理学者，于古籍中考证中国地名发生之先后，则或可证实余之此
言。若更就《山海经》而考证古两河流域地理，则亦必有重大之收获以贡献于世界焉。故以
夏禹为中心，而中国古史问题可以解决。以昆仑为中心，而中国古代地理及中外交通史问题
可以重新估定。
以屈原《九歌》、《天问》为中心，而中国天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