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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里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里。洛尔加终于和达里见面，这是七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里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尔加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五十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6月5日，洛尔加过三十八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1919年格拉纳达的冲突，洛尔加从未经历过像马德里7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
7月13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加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拉纳达。”晚九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十点半的火车回格拉纳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纳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加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加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加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加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RosM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加送到位于格拉纳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8月15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加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加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
次日晨传来洛尔加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一点，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Ruiz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加。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加犯了什么罪。“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阿龙索答道。洛尔加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18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加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
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加和三个同伴倒在橄榄树林边。
华尔特的破折号
刘荒田
华尔特死了，病死的。消息是二号工会，即旧金山“餐馆和酒店业雇员工会”的人先传出来的。我所在宾馆宴会部的同事起初都不信，纷纷议论道，这家伙，说他横死，比如，半夜在下城的大街猎艳时给劫匪一刀捅死啦，让开车的醉汉撞死啦，吸毒过量死掉啦，和人打架给掼在地上掼死啦，是正常的。这般的“正常死亡”，对他来说，真有点不大正常。他的年纪才五十多一点，身体似乎一直还可以。同一天下午，二号工会在宾馆的常驻代表正式宣布：大前天，工会会员华尔特夜里上床睡觉，因心脏坏死，再也没有起来。接着，一张信纸大小的讣告贴在宴会部办公室的公告栏，说的是：星期六在奥克兰市郊一个教堂开追悼会，然后下葬。同事们有的叹息，有的若无其事，有的恶作剧地拿来开玩笑，说这家伙终于偿了心愿，不用上缴他平生深恶痛绝的联邦所得税了。
追悼会很简陋，来了二三十个人，华尔特的独生女儿负责主持一切，幸亏她一直保持严肃，到关键时候能哭几声，算是报答了这位身份特殊的生父的养育之恩。穷社区教堂的牧师，在仪式中的敷衍是一目可见的：致词特别简短。华尔特的生平毫无丰功伟绩固然是重要原因，此外，付给教堂的钱，无论是场地租金还是事后的“乐捐”，都离常规很远也是原因之一。未了，还是旧日的同事和工会代表掏一次腰包，才凑够葬礼的开销，把他下葬在奥克兰郊外一个小墓园里。
墓园的新土上，华尔特墓上的碑石没竖起来，他走得太匆忙，没有谁能神速地替他作准备。棺木上方，零星的花瓣中，插了一个木牌，极其潦草地写着：“Walter·Halll950 2002〃。美国是讲平等的国家，碑石的刻字，绝大多数也都这样简单：姓名之后，是生年和卒年。讲究一点的，是墓碑上端嵌一张瓷照片。都没有铭文，没有衔头。连接生卒两个年份的，是直截无比的一根短线，囊括一切的破折号，饶你有多伟大的事功，多显赫的名气，多雄厚的财富；也饶你多放浪形骸，多不要脸，犯过多少恶行，都被它摆平了。
华尔特，个子在黑人中属中等，约为一米七四，一直没发福，直直的腰板，一身黑得发亮的精肉，让他那些浑身肥肉堆成众多小山包的女同胞们艳羡不止，在人少的场合对他动手动脚。毛孔粗大的蒜头鼻，肥厚但线条不错的嘴唇。从诸特征看，可以断定，美国虽然多的是黑白混血的“杂种”，但华尔特的血统极为纯正。不足处是邋遢，黑不溜秋的脸上，眼眶四周比皮肤还要黑，因为眼睛长年害了过敏症，他有事没事爱往上面揉，便揉成这个怪诞的色地。胡子从来刮不干净，那是剃刀久久不换，变得太钝的缘故。作为制服的黑色裤子，老是不大合身。有一回裤子特别难看，一打听，是一位女同事过分发福以后，穿不下才送给他的，男裤女裤毕竟有差别，上了他的身，仿佛多了个屁帘儿。皮鞋太旧，也懒得上油。他为了自家这副尊容，常常挨宴会部经理的训，有时被勒令回家更换，他嘻嘻哈哈地打发过去。
关于吊儿浪当的华尔特，我想得最多的，不是他的死因，而是他的生前。“破折号”对于这个人，有着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是它的短促，把荣辱、升沉、悲喜、希冀和幻灭，一古脑儿聚集在简单无比的“一横”之内；二是它的无情，一辈子就这般干脆地“省略”掉了。但是，别以为一条生命被“简化”是天大的遗憾。对于这个毕生默默无闻的中年黑人来说，简化可能正是他的追求。
他这个人，性格也是这样简单。简单如果不是美，至少给社会学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无论人还是物，“可见的”都是让人感到踏实的。他的简单，不是纯情，不是天真，举凡正直、诚实、可靠一类作为“公民”的美德；或者义气、同情心、慷慨、相知相惜一类作为“朋友”的条件，他无一具备。但他确实几乎没有秘密，一切都直露着，展览着，一眼可以望到底——他是一个坦白的人。
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如我，深深的城府见多了，阴谋和面具，皮里阳秋和袖里乾坤，检讨书和告密信，改革开放以前的岁月，从“向党交心”到“狠斗私字一闪念”，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在所有的人心中制造出重重的藩篱，层层的警戒。中国人的内和外，言和行，知和行，动机和手段，是分裂的，有时候互相抵牾，有时候彼此引证。层次之多，关系之微妙，连我们自己也解不透。所以，我对于他的“坦白”的喜爱，往往压倒了对他品行的厌恶。此外，也出于写作人对于“人”的本能好奇心，我和华尔特成了谈话的对手。他也许把我当作推心置腹的朋友，但内心里我似乎从没接受过这份友谊。但即使这样，一些自命清高的同事，看到我和他侃得那般投入，还难免投来鄙夷的眼光，有的扯扯我制服的袖子，凑近耳朵说：“当心，他和你套近乎，是为了借钱。”
不错，华尔特往往把和我的交往，当作借钱的铺垫。不是话音刚落就伸手，而是在当天下班后，他鹊候在宾馆侧门的员工通道前，拦住我，悄悄地问：“借二十块应急，行不行？”语气并没有丝毫的纡尊降贵。开头几次，我借了。区区小数，不还也没损失什么。他并不赖债，说好一星期后还到时准还。这是他的狡猾处：取得信任，以便再借。后来，便拖欠。我没追讨，亏去二十块，他不好意思再把我当“金主”，也是好事。久了，他装作忘却，又来告贷，我不客气地说：“上次的我还记着呢！”他搓搓酱黑的手，难为情地搔头，不敢借了。过几天，他乖乖地还掉宿债。然后，开始另一轮借债作业。别的同事，他不敢招惹，怕人家甩过去一句：“他*的你一年少说赚五万，有这厚脸皮呀？”他就落荒而逃了，要借也是五块三块的。
和华尔特同事这么多年，根据次数数也数不清的谈话，我约略晓得他的身世。1950年夏天，他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大城市曼菲斯。那地方，我在1991年到密西西比州访友时路过，它并没有美国都会的气魄，建筑物破旧矮小不说，街上弥漫着灰暗，让你不敢从任何方面看好它，即使在艳阳的春日。我在一家中餐馆吃过一客日本酱油挂帅的“扬州炒饭”，味道的恶劣，前所未见。不过，曼菲斯的名气不小，一代歌星“猫王”埃尔维斯的故乡就在这里。华尔特在贫民窟里长大，家境贫寒，能读完两年初级大学，已算得奇迹。我问过他，对于童年，有什么可恋的回忆。他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这也是美国人的天性：不爱怀旧。他成年后回过一趟老家，和老父团聚了几天，在派对中喝醉了，再上高速公路飞车，给警察抓着，查验他的驾驶执照，他这才晓得执照早过了期，他为此坐了几天牢。事后，提起曼菲斯他就骂娘。后来父亲去世，也没回去奔丧。越南战争期间，他刚刚从学校出来，进了海军陆战队，在西德驻扎了几年，和东南亚的战火无缘。七十年代初，他退了伍，也就失了业。他漫无目的地踏上车站遍布整个美国的“灰狗”长途巴士，走到哪算哪。
二十郎当岁的家伙，糊里糊涂地到了旧金山。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巴土碰巧停在旧金山市场街的车站，他看钱用得差不多了，找个最便宜的客栈住下，打算找事干，赚点钱，好上路，到了东海岸的纽约再说。在旧金山各家宾馆和餐馆找工作，总是碰壁，他发誓，再找一天，如果还是吃闭门羹，就卷铺盖走路。这天，他踱进纳山上一家五星级旅馆的人事部，胡乱填写了一张申请表。第二天，人事部主任打来电话，雇用他在“宴会部”当练习生。两年后，晋升为侍应生。这家酒店的“宴会部”，雇员共三四十位，如今只剩下他一个黑人。不是别的黑人不能干，不愿干，而是都干不长。有的中途给开除，有的干了几年，辞掉工作到别的城市去，有的死于艾滋病。他算得硕果仅存，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他一辈子不曾结婚，也从来没有固定的同居女友，但有一个女儿。这孩子，每个月到宾馆来找爸爸，少则一次多则几次。我初认识她时，十五六岁的模样，黑黑的，瘦瘦的，脸孔和步履与爸爸相像，但在眉宇间更多一点迷糊，什么都漫不经心似的。每次女儿离开，华尔特久久地看她的背影，眼睛眯着，十分陶醉。同事们都晓得，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每次都是来讨钱。月初来，是讨法庭早就判定、华尔特每月非给不可的赡养费。其他日子来，是为个别的事要求额外的支援，比如交学费啦，野营费啦，给朋友买生日礼物啦，毕业晚会租借晚礼服和买餐券啦。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