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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突兀的声音：“你就是呼延鹏记者吧，”
呼延鹏转过头来，有点不知所措，但仍不失礼仪道：“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
“那你有什么事吗，”
那人看了透透一眼，似乎很明白自己此时不受欢迎的事实，但还是用坚持的语气说道：“我想跟你谈一谈。”
呼延鹏心想这人既不客气又不知趣，决定问明他的身份后再约他明天到办公室谈事，便道：“请问你是……”
“我叫翁远行……”
在寂静的走廊上，这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呼延鹏和透透两个人同时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们互望了一眼，在重新迅速审视了翁远行之后，透透对呼延鹏说：“你们谈吧，我先走了……”呼延鹏下意识地点点头，在透透走后把翁远行让进了屋。
翁远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灯光下，他的头发像撒了胡椒面那样，稀疏中有些花白，神情略显木讷，两眼干涸已经没有光芒，他说话时可见缺了一颗门牙，手臂上也明显有烫伤的痕迹。即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业已显现出他曾经经历了身心的双重磨难。
翁远行说，本来他对这件事已经不想再讲任何话，但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呼延鹏的文章，令他相信在六年之后这个世界还是有公道可言的。他说他的遭遇如果能够揭开司法腐败的一角黑幕，那他吃的所有的苦也算没有白吃。
听了这些话，呼延鹏心里颇不是滋味。然而翁远行已经没有眼泪的双眼无论如何是不能拒绝的，所以呼延鹏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叫他有什么话慢慢说。
时光缓缓倒流，就像摄影机在很短的时间里倒播，于是，已泼出的茶水又回到杯子里，远行的快艇重新回到始发地，漫山遍野的黄叶刷刷地回到树上呈现出诱人的绿色。一切又重新回到了六年前。
卞丽莎的血案改变了一切。本来，翁远行和卞丽莎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晚会上相识的，不知为什么卞丽莎会对翁远行一见钟情，而翁远行明显感到卞丽莎有些任性，而他对于任性的女孩子总有点如避鬼神，所以也就不那么殷勤，人都是这样，在男女的交往中，不殷勤的一方总是受惠，卞丽莎那头反而热得不得了。后来翁远行才知道，卞丽莎的父亲早年在中缅边界做玉的生意，赌石赌得骁勇，一刀下去，盲石开裂，露出成色极好的翡翠，他有过三百万赚回一千万的业绩。后来他去了香港，一直开珠宝行，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大城市均有他的分行。由于他酷爱喝红酒，家中收藏着上百万元的上品红酒，人称红酒卞。对于爱女他早就想好要结一段良缘，自然是对家族势力的一种巩固和壮大，结果卞丽莎不争气，死活要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人物，一气之下，红酒卞便跟卞丽莎脱离了父女关系。于是卞丽莎便提着一只路易威登的手提包来到翁远行身边，变成滚滚红尘中最普通的饮食男女，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子。
翁远行说，婚后的日子虽然没有浪漫到每天晚上坐在天台上数星星，但也算是相安无事。至于说到偶尔发生的矛盾和磨擦，想来也不是富家女嫁穷小子这种版本的唯一专利，可谓家家如此。总之，他其实还是很怀念那段平静时光的。
翁远行又说，出事以后，他被押到公安局，先是七天七夜不间断地审讯，令他的神经几乎崩溃，但他始终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但是后来的逼供行为已完全是酷刑，捆绑、罚跪、扇耳光已不算什么，他们用屠夫杀猪的方式将他按倒在地，用纸搓的捻子捅鼻孔，边捅边逼；同时，有干警暗示同监的犯人对他进行殴打，这些人下手特别黑，他的门牙被打落双手被烫伤都是这些人干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个警察用警棒电击他的生殖器，他心里明白他现在已是废人一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翁远行绝望了，既然冤死打死都是死，那就没有必要再受这皮肉之苦，于是他承认了“杀死卞丽莎的整个犯罪过程”。
然而，这一承认的结果是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翁远行的父母亲都是工人，有一个妹妹在写字楼当文秘，全家人都不相信见到生人还会脸红的翁远行敢去杀人，尤其是翁远行的父亲，他完全不能接受祖祖辈辈清白的家世出了一个杀人犯的事实，他觉得证明这一点甚至比救翁远行的性命还要重要。所以全家人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想为这个贫寒之家为翁远行词·回一个公道，但这显然是徒劳，无论是上访、写申诉材料还是找有关部门，在这件事上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之光。
不仅如此，父母亲的住处曾经两次被不明身份的人抄家，父亲被打成重伤，当即送进医院，妹妹加班没有回家算是幸免，但也没有原因地丢了工作，母亲在饱受惊吓和极度伤心中，在翁远行坐牢的第四年过世。
这些话听得呼延鹏冷汗淋漓，可是看着翁远行波澜不惊的叙述，谁都会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可信的。
翁远行最后说，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徐彤律师，开始家里还凑了点钱给徐律师，后来根本拿不出钱来了，但是徐彤律师坚持帮助他们。每次到狱中找他，他只会哭，说不出话来，徐律师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洗清自己的冤屈。也就是在徐律师的鼓励下，他才变得坚强起来。
这个晚上几乎都是翁远行在说话，房间里回响的尽是他单调的声音，而呼延鹏一是对翁远行的遭遇深感震动，二是他吃不准自己应该怎么表态才更合适。所以他几乎没说什么话，但内心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
送走了翁远行，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但呼延鹏却毫无睡意，他极有给洪泽打一个电话的冲动，像当年在学校时那样，吵不清问题谁都不许睡觉，谁睡就折磨谁，非要把问题吵清楚不可。此刻的呼延鹏很想对洪泽说，当我们在你的宽大的办公室里权衡所谓的官场利弊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翁远行这样的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又有谁对他无罪的六年牢狱之灾负责，在学校时，我们都曾把唐人刘知己在《史通·惑经》篇里的“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写在日记本的第一页，而我们至今又实录直书了多少东西？你每天给我们下达的红头批示就有一大摞，如果连我们自己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声张正义的话，那么呼唤全社会的良知觉醒岂不是一句空话？！
不过呼延鹏还是没打这个电话，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未免太学生腔了，而且洪泽从梦中惊醒又怎么可能一下子明白他的心迹和情怀，所以他倒在床上，好长时间难以入睡。
直到天边发白，呼延鹏才昏沉沉地睡过去。
上班迟到对于他来说在所难免，将近中午的时候，呼延鹏才回到报社，路过机动组时，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透过走廊上的玻璃窗，他看见是槐凝在向他招手，于是他突然想起洪泽前些天的酒后真言，顿时满脸笑意，以至于走到槐凝面前，槐凝满脸狐疑道：“什么事这么高兴？远远看见你就是有牙没眼。”
呼延鹏忙道：“没什么没什么。”
槐凝在堆满稿件、照片、书籍的桌上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她说，呼延鹏写的那篇报道见报以后，她便想方设法打听到翁远行出狱的时间，结果那天有众多媒体守候在看守所门口，包括电视台也在那里架了机器，所有的照相机大炮一致对着灰色的铁门。翁远行的妹妹和老爸也去了，还有徐彤律师，但是等来等去翁远行并没有从大铁门里走出来，而走出来的一名管教对媒体说，他们已派车将翁远行送回家，大家可以散了。
槐凝的照片拍的是翁远行的老父亲给徐彤律师当众下跪的画面，场景让人无比心酸。槐凝说：“这些照片你或许用得上，不如就放在你那里吧。”
呼延鹏心想，还不知用上用不上呢，想过之后又深感惭愧，忙以虔诚的态度接过照片，并连声道谢。
槐凝又道：“你的这篇报道真的写得很好，有事实，又有让人深思的东西。我在拍这些照片时心里很堵，明明是没杀过人的这家人却要下跪，要对别人感恩戴德，这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耻辱。”
其实呼延鹏跟槐凝并不是很熟，但此刻却感到与她心灵相通，于是便跟她聊了起来，其间也说到翁远行昨晚去找他这件事。
槐凝说：“那你完全可以做一些后续报道啊，需要照片的话我会配合你。”
呼延鹏含糊道：“我是要把后续报道写出来，能不能发稿就不一定。”
槐凝显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想了想道：“新闻调查不仅要搞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还要追究案件的背景，追究案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重要，而只要拿到第一手证据，能掌握到铁的事实或真相，就什‘么也不害怕。”
此时的呼延鹏又一次想起洪泽的活，不过这一回他没有笑，他承认洪泽对女人的眼光比他犀利，但具体到槐凝这个人，洪泽未免有点诗意化，那也是因为现在的女孩子脂粉气物质欲重得让人无所适从。而在呼延鹏看来，槐凝吸引人的地方并非她外化的职业气息，恰恰在于她气质中的敏锐和淡定。
据说徐彤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槐凝证实了这一点，她说那天在看守所门口，众多的记者由于采访不到翁远行本人，又拍不到翁远行与父亲和妹妹抱头痛哭的场面，也就是说大家心目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根本没有出现，这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头条新闻是没法做了。在场的传媒人很有些群情激愤，不少人大发牢骚。但也有一些聪明的记者立刻转向对翁远行家人和律师的采访，然而徐彤律师一言不发，准备离去。但他被人团团围住脱不了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说了几句话，他不无感慨地说，翁远行一家人已经够不幸了，如果客观效果是我利用他们炒作了自己，有悖于我做人的原则。
说完这话之后，他匆匆离去。
呼延鹏心想，徐彤还真是好样的。表面看上去，
呼延鹏并不像洪泽那么狂放，甚至还有几分谦和，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内心骄傲的人，真正让他心生敬佩的人还真不多，所以他对徐彤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除了他必须采访他之外——因为他直觉翁远行一案还不够清晰，而徐彤作为当事人，或许是知道内情最多的人。同时徐彤还让呼延鹏对他多了一份好奇心——在浮躁之风纵横的今天，还真有人活得这么清醒和脱俗吗？！
天气剧热，阳光照在身上像火燎一般，夏季里的万里无云真算不上什么好天气。
加上今天的这一趟白跑，呼延鹏已经是第五次来到徐彤所在的律师楼，然而他并没有感动任何人，律师楼的工作人员对他熟视无睹，因为他们在门口贴了一个告示，大意是徐彤律师到北方办案子去了，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后面还加了一句上班时间请勿打扰。一看就是针对媒体的，相信也有不少业内人士与呼延鹏同等遭遇。
呼延鹏在街边的士多店买了一罐冻可乐，老板娘找钱的时候他觉得有几分眼熟，猛然想起有两次在律师楼见到这位阿婶在扫地，想必她同时兼做律师楼的零工。于是呼延鹏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佯装不识地拉过一张破塑料凳坐下，一边喝可乐，一边又买了一袋盐水煮花生，其实这么热的天他哪来的胃口，但他还是装做很爱吃的样子与老板娘搭讪，扬言这么美味的东西待会要买多几袋送给女朋友吃。
阿婶的脸上略显松动，她是一个收汽水瓶也正经八百的人。因为客人不多，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她说：“想不到干你们这行的人还几费脚力呢。”
“阿婶看我是干哪行的呢？”呼延鹏扔一粒花生在空中，用嘴去接。
“你不是做记者喽。”
呼延鹏做出大惊失色的表情，“哇，你不是透视眼吧？！”于是扔在空中的花生也不接，啪的砸在脸上。
他的样子让阿婶既受用又自负，后来阿婶告诉他，早在一年多以前徐彤就不在这里上班了。呼延鹏问为什么？阿婶说不知道。呼延鹏说那你知道他去了哪里？阿婶想了想说好像是去什么关于法律方面的学校教书了。呼延鹏说是不是法学院？阿婶说听着像。
后来呼延鹏买了一斤煮花生就离开那里了。
他决定立刻就到法学院去，因为本土只有一座国家级的著名大学有法学院。进了地铁通道，呼延鹏就把煮花生扔进垃圾筒，顿感人也清简了不少。
大学传达室的阿伯略显几分警觉道：“你是他什么人？”
呼延鹏道：“是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