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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祁老师也可能再兼指导员。
如此一来，两人的关系也就尴尬起来。
起初大摩登并没冲祁老师笑，不仅不笑，每当看到祁老师以连长身份站到我们全连同学面前讲话，她的脸上还会浮出一丝不屑。那时祁老师兼指导员的可能性确实更大一些。首先祁老师是专职连长，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工作，而大摩登已负责我们二排，又是任课老师，教政治；其次，尽管祁老师的政治条件不及大摩登，但她的政治表现极为突出。祁老师的儿子叫祁卫东，也在我们二排，是学生排长。据祁卫东说，他再早叫魏冬，父亲是大学教授，当年还是他母亲的老师，所以他母亲才嫁了他。后来他父亲被揪出来，还戴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送去“五·七干校”，他母亲就毅然决然地与他离了婚，于是他也才改姓祁，叫祁卫东。祁老师的这一革命举动在当时影响很大，她为此也受到学校重用。那时我们初三年级由于是三个连编制，正准备改为一个营，据卫东说，他母亲祁老师还有望升为营长。这自然让大摩登忿忿不平。大摩登跟庞言等几个年轻男老师闲聊时曾不咸不淡地说，真是咄咄怪事，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老婆竟会受到如此器重，我倒要问一问，咱们领导的屁股坐到哪去了？
大摩登的身边经常围着一些年轻男老师，其中又以庞言老师为首。那时我还是少年，而在那个时代，少年一般开化较晚，思想也不复杂，所以我对庞言老师这个人就一直吃不太准。今天想来，他应该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据说五六十年代，在中学教师中间有个地下组织，叫“裴多菲俱乐部”，很像旧时的文人沙龙，他们在一起饮酒跳舞，谈论风月，而且大都有些颓废，留很长的分头或背头，不刮胡须，穿很旧的西装和那种开了绽的破皮鞋。这样的组织后来自然遭到取缔。庞言老师曾是这个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为此还险些被打成“流氓教师”，虽然没被停职，也只让他教些地理之类的副科。但庞言老师在学校的威信极高，很多年轻老师都喜欢他。
也正由于他，才使大摩登和祁老师的关系更加微妙。
相持局面也日益紧张。
据说祁老师离婚后，曾一度对庞言老师有意，还偷偷打过一件毛衣想送给他，但庞言老师并没有领情，祁老师为此还生过一场大病住进医院。那件毛衣后来穿在卫东的身上，花色确实很漂亮，而且是用一种在当时极为流行的针法编织的，叫“阿尔巴尼亚针”。那时中阿关系很友好，因此阿尔巴尼亚电影非常盛行，其中有一部著名影片叫《海岸风雷》，说的是巴尔干半岛上一家渔民的故事。这个家庭里有几个儿子，他们在二战期间各自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其中老大塞利姆是叛徒，老三乔尼成为反法西斯战士，乔尼是个很帅气的年轻人，他穿的就是这样一款毛衣。但卫东却矢口否认关于这件毛衣的传说，他说这毛衣从一开始就是他母亲为他打的，为此，他还将石革新打得鼻口流血，因为石革新在说话时无意中涉及到这件毛衣的来历。当时卫东当着班里所有人的面指着石革新的鼻子说，我再说一遍，这毛衣是我妈给我织的，以后谁再敢胡说八道，我让他满地拾牙！这件事立刻让大摩登抓到了把柄。大摩登一直不想让卫东担任学生排长，但她接手我们班时，卫东早已是排长了，她若想换掉他须有正当理由。这一次她把卫东叫去办公室，故意当着祁老师的面将他训斥了一通，声音大得几乎整个楼道都能听到，然后，她又罚他在教室门口站了一节课。后来放学时，祁老师当着所有人在教室门口狠狠扇了卫东一个耳光，说你怎么这样不长进？你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亏你还是一个学生排长！当时就连我们也能听得出，祁老师这样说是话里有话。
其实石革新跟卫东关系很好。那时石革新、我，还有郭明，我们三个人与卫东的关系最好。当然，这主要因为卫东是学生排长，平时可以替我们说话。石革新的父母是造反派，而我和郭明的家庭出身都不过硬，我是小业主，郭明是富农，倘若没有卫东庇护，我们在班里就很难抬起头来。那一次石革新挨了打，也明白卫东是给大家看，因此并没放在心上，跟着没过多久，他就又带来一个惊人消息，说庞言老师其实是跟大摩登好。这消息真让人大感意外，我们自然都不相信。卫东说，庞老师跟大摩登好？他怎么会跟大摩登好？大摩登的丈夫是军人，咱们是见过的，如果大摩登再跟庞老师好那不是在搞流氓活动？在那个时代，一切婚外男女关系都被视为“搞流氓活动”，而“搞流氓活动”是一种最下流最见不得人的事情。但石革新咬牙跺脚指天发誓，说此事千真万确，星期六练队结束时，他亲眼看见庞老师偷偷钻进了大摩登的宿舍。
卫东听了眨眨眼问，你是说，星期六练队以后？
那时我们经常练队，也就是模仿军人的样子排成队列走方阵，走正步，还要喊口号，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比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样练完，全校还要统一检阅，学校革委会主任像个首长一样站在高处，不时喊一句：“同学们好！”我们就要回应：“领导好！”再喊：“同学们辛苦了！”我们再回应：“领导辛苦！”如此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行一次，也有连队之间相互比试的意思。祁老师因为是连长，我们每次练队就都由她喊口令。但那一次祁老师突然病了，临时改由大摩登指挥，于是她就在庞言老师的策划下，趁机为我们搞起一种“全方位队列”。这种队列的构思确实奇巧，横着看竖着看斜着看都成一条直线，如同站在棋盘上，行进起来也更显威武气势。虽然一开始有些乱，但这种独特队形还是很快引起校领导的注意，并当即举行观摩，要在各连推广。大摩登也由此一跃成为全校总指挥。那一阵庞言老师一改平时的松懈习性，每天都帮大摩登粗脖子红脸地喊口令。
我们都感到奇怪，庞言老师这种人怎么一下也积极起来？
石革新说的事，就发生在那段时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个星期六由于我们的队列总是走不齐，被庞言老师和大摩登勒令练到很晚。据石革新说，我们解散之后，大摩登就回宿舍去了，但她在走过庞言老师跟前时又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你快点过来。”她这句话说得很轻，而且很快，但还是被石革新听到了。于是，石革新跑去水龙头冲了把脸，就又悄悄绕回大摩登的宿舍门口。那时大摩登跟丈夫两地分居，住学校单身宿舍，她的房间就在楼道一个僻静的拐角。当时石革新远远看着，时间不大，果然见庞言老师走过去，他先朝左右张望一下，然后一闪身就进了大摩登的房间。石革新信誓旦旦地说，庞言老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不敢说，因为这以后他就回家去了。但庞言老师在那个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的的确确钻进了大摩登的宿舍。
卫东听完石革新的话，想了想摇摇头说，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庞言老师是忘了什么事情呢，比如他是去跟大摩登商量练队的事呢，再比如，他去找大摩登借什么东西也有可能。石革新立刻无言以对。那时庞言老师还没结婚，也住学校的单身宿舍，他临时去找大摩登借东西，这不是没有可能。但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卫东家里，卫东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母亲祁老师，祁老师又向石革新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之后，就微微笑了。她说，你们毕竟还是孩子，大人的事，你们不懂，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祁老师又说，不过也好办，只要等着看一看，再过一段时间，事情自然就清楚了。
卫东不解，问为什么。
祁老师说，只要看沙老师是否去部队探亲。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搞不懂大摩登去部队探亲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摩登果然请假去部队探亲，去了大约一月左右。她的突然请假使全校练队工作陷入一种尴尬。那段时间，大摩登本已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每次练队她都手持麦克风站在指挥台上，看着各连队伍在自己眼前整齐地走过，然后再由庞言老师去做具体指导。现在她探亲走了，庞言老师似乎也心不在焉，全校的“全方位队列”就这样搁置下来，学校里一时议论纷纷，很多老师都表示不满。也就在这时，祁老师忽然又说了一句话，她说，不要再等沙老师了，即使她回来，恐怕一时也不能工作。
祁老师说这句话时，并没引起大家的太多注意，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祁老师和沙老师一向面和心不和，她这样说，不过是一句风凉话。但没过多久大摩登回来，竟果然没立刻上班，而是急急忙忙去找学校领导，说是还要继续请假。学校领导感到奇怪，搞不懂她探亲回来为什么还要请假。后来在领导一再追问下，大摩登才不好意思地说出，她是要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并说事情很急，再迟月份大了，恐怕手术就不好做了。这种事领导自然不好干涉，当即准假让她去了医院。事后据说，大摩登的流产手术确实费了一番周折，由于月份过大，还有一些流产征兆，医院怕担风险，后来在大摩登的坚持要求下才勉强做了这次手术。也就在这时，大家才突然想起祁老师曾说过的话。
有人问祁老师，当初怎么算得这样准。
祁老师似笑非笑地说，并不是我算得准，这样简单的事情谁都可以算出来。祁老师掰着指头说，沙老师去探亲不过一个月时间，而医院跟学校领导是怎样交待的，医院说沙老师妊娠已近三个月，这样大的月份做人工流产恐怕有危险。
祁老师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显然，她是只想将问题的事实部分摆出来，而且说得尽量客观，至于是否别有意味那就靠别人自己去想了。这时，果然又有人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大摩登曾说过她还不想要孩子，因此多次去做人工流产，但她每次做似乎都有一个规律，总是在探亲回来之后，这当然也属情理之中，可是每一次都急急忙忙，好像一时一刻也不能耽搁，这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于是大摩登再上班时，学校里就有了议论。
大摩登听到风声，立刻满脸通红破口大骂。她甚至经常在课堂上，占用为我们上政治课的时间，冲我们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比如她说：“什么叫自由主义？随便乱讲别人坏话就是最大的自由主义！”又比如她说：“还有一种比自由主义更坏的主义，那就是造谣主义，有些人出于某种个人目的，在背后乱造别人谣言，这比阶级敌人还要可恨！”再比如她说：“躲在阴暗角落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种人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听了这些话都摸不着头脑。卫东却立刻明白了，他说大摩登这是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矛头的指向很清楚。卫东说，大摩登认定学校的那些议论都是从他母亲也就是祁老师嘴里说出来的，所以她这样骂，是想让他把话带回去。
大摩登经常在讲台上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这自然引起校方的反感，于是就把她找去谈话。其实在此之前，大摩登由于在庞言老师的策划下搞“全方位队列”，已开始受到领导器重，其地位有一度甚至超过祁老师，倘若再一路这样干下去，很可能成为我们一连的指导员兼连长，成为营长都不是没有可能。但这一次“流产事件”，以及她回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却为她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学校领导没有任何证据，关于她妊娠的具体时间和一些细节也仅是推测，况且又涉及“军婚问题”，自然不便轻易说什么，但在跟她谈话时，还是对她的一些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告诫她，作为一个革命教师，尤其还是教政治课的革命教师，就更应严格要求自己，要时时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能对自己放任自流，更不能在课堂上随便搞无政府主义。最后，学校领导又向她宣布，鉴于她最近的种种表现，校革委经研究决定，暂时撤消她一连指导员的职务。
大摩登听了没说任何话，回到宿舍却哭了一天。
再来上课时，她的两眼已红肿得像一条美丽的金鱼。
接下来的事情谁都没有料到。
一天上午，大摩登的丈夫，就是那个军械试验场政委，突然又坐着那辆炸弹形的小汽车来到我们学校。当时我们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只见那辆炸弹汽车飞驰而来，冲进学校扬起一片尘土，然后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停在教学楼门前。政委并没有下车，而是将那颗秃头从车顶的天窗里冒出来，就那样用两手拍着车顶大骂，说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混账东西，敢乱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