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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也不去，父亲将一根棍子拿在手里，棍子足有手臂那么粗，他“卡嚓”一声在膝盖上将棍子掰成两截，我可以揍烂你的脸，他扔了棍子继续说，空手也行。三文钱歪了歪头说，好，你等着。第二天晚上，三文钱带来了两个叫花子，寒少爷带来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砍刀。他们站在窝棚前，不说话，僵尸娃娃的父亲很快看清楚了面前的形势，这个农民，在麦收时节，每块地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扑通跪下了，求你啊，别打我的娃，他有病。打我吧，他抱着头说。三文钱抱着胳膊袖手旁观，寒少爷手里的大砍刀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砍了几下就弯了，两个壮年乞丐雨点般的拳头落在那父亲的身上，其中一个抓着父亲的头发往地上撞，撞的蓬蓬响，一会，父亲倒在地上不动弹了。停，三文钱拉开那个壮年乞丐。他死了？乞丐担心的问道。
没死，三文钱探了探那父亲的鼻息说，他昏过去了。
这时，从窝棚里冲出来一个孩子，这个十岁的孩子站在父亲面前，他的身体是佝偻着的，但从气势上看更象一个巨人，他呲牙咧嘴，露出黑色的牙龈，吓得一个乞丐后退两步，寒少爷拿着那把不中用的刀走上前，孩子对着寒少爷的大瘤子就是一拳，打的寒少爷嗷嗷直叫，另一个乞丐把这孩子推到在地，孩子咆哮一声，象疯狗一样咬住了乞丐的小腿，三文钱上去使劲拽，用脚使劲蹬，才把那乞丐从孩子嘴里解救出来。我们走，三文钱说。那孩子站在那里，两手攥着拳头，发出一声声低吼。
一个月之后，父亲攒够了一笔钱送孩子住院就医，但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在CT、核磁共振和生化检查中，没发现任何异常，只是脑电波的检查中发现了问题，他们采取了换血疗法，这种冒险的治疗方式使孩子病情恶化，最终死亡。快过年的时候，广州火车站的进站口出现了一个中年乞丐，他穿件黑棉袄，腰部扎一根电话线，左手揣进右袖筒，右手塞进左袖筒，他蹲在地上，脸庞深埋在双臂里，面前有一个破碗。两个人在他面前停下，其中一个用手拨拉着破碗里的硬币，就这点？他抬头看到了三文钱和寒少爷。
你娃呢？三文钱问道。
他死了。
你叫啥名？
大怪。
唉，天够冷的，大怪，请你喝酒，去不去？三文钱问他。
大怪看了看三文钱，默默的收拾起东西，三个人走进了一家大排挡餐馆。当天晚上，他们都喝醉了，互相说了很多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广州出现了一个以乞丐为主要成员的黑恶势力团伙。第三十四章 三文钱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广州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广州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象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的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96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楞了楞，很快反映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有这好事？乞丐问。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
我有事。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
找霍老板。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
犯罪份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在99年春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广州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广州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象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第三十五章 叫花鸡
广州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做登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广州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在80年代，广州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广州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鸡。将黄嘴，黄脚，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用酱油，绍酒，精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黄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碳火烤半小时，叫花鸡就做成了。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旺旺，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汽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涌涌，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的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谁？大怪问。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问讯，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在你背后。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几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树下挖出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象杀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