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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干吗这么恨他们？”
“跟你说吧，就因为我出身贫贱，富人的一顿早餐够我和我妈吃一个月；他们搞淫乱是时髦……而我呢，被人叫作婊子！鲍伯，你从来就不了解这个社会，你是躺在鸭绒垫上长大的，现在又想躺到我的鸭绒垫上来。”
他使劲摇头说：“你看错了。”但还是伸手去搂她。
“我看对了。你这不是又想跟我……”
“不，别这么说！”他知道，这会儿她故意说粗话来刺激他，试探他，“我们妥协吧，你开时装店，我开音乐会。”
“可以各干各的嘛。”
“不，我每次开音乐会都会想着你，实际是为你演奏，就像罗伯特·舒曼总是想着他的心上人克拉拉一样。”
“这个罗伯特是谁？是你的教父吗？”
“不完全是。”他站起来说，“我要穿衣服了。”
她觉得自己说了些傻话，就问：“我说错了吗？我本来就笨嘛。”
“幸福并不取决于是否知道罗伯特·舒曼。”说罢他走进卧室去穿衣服。
乌丽克紧跟着他进去。“我俩来订个协议吧。”她坐到床沿上说：“你教我文化，我教你做爱，好吗？谁是罗伯特·舒曼？”
“一位著名的德国作曲家，他创作了最美的儿歌。”
“那我就教你怎么玩‘荷塘香风’！快，鲍伯，把衣服脱了……”
宋华丁出生于南越巴河边上一个名叫安克的小镇，青年时期在西贡度过，先是沿街乞讨，后来在一家三等旅馆做跑腿的，带那些美国和法国的旅游者上妓院。他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小时候生活在垃圾堆里，只是隐约记得，有一天被孤零零地扔在一块稻田里，那时他三岁。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养父母遗弃了他，一名卡车司机把他带到西贡，交给了警察。
警察拿这么个三岁小孩怎么办？孤儿院没有位子，而且谁来出钱呢？于是找了个最简单的办法：把他放在公园里的一棵树下，给了他一碗米饭和一条煎鱼，让他听天由命去吧。
小宋是个坚强的孩子，有着亚洲人的发明天才。他假装是个残疾儿童，在西贡闹市街头讨饭度日。他10岁时，发现给妓女们拉皮条是桩好生意，晚上就睡在公园里或者河边的草地里。15岁时，他自己造了一间小草屋，收容了一个和他一样穷的14岁的流浪女，作为妓女提供给美国兵。
买卖做得不错。不用多久，那个名叫“侬洁”的姑娘就有了一批老主顾，草屋变成了木屋。宋买了一条摩托艇，用它捕鱼或者拉着旅游者观赏海滨丛林的风光。宋华丁和侬洁看来真像是摆脱了贫穷。
没想到好景不长：美国人撤出越南，越共打进西贡，西贡改为胡志明市。他的财源枯竭了。
宋华丁像许多同胞一样也决心逃离越南。他的条件有利得多，他不必去挤那些破旧不堪的渔船，这些船到了公海上就会遭海盗袭击，乘船人被洗劫一空，船员们被杀掉。他自己有船，在黑市上买足了汽油，带上食品罐头和淡水箱，一枝美式冲锋枪，足够的子弹、大米，液化气灶和锅碗瓢盆，永远地离开了越南。
他带上侬洁一起走，免得她落入越共之手。他俩能过上小康日子，毕竟侬洁也出了很大的力。可是三天以后，宋华丁在南中国海上看到一艘大货轮，知道自己有救了，就对侬洁说：
“侬洁，我想过了，生活中总要有牺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下新的在望了。”
这时侬洁站在船舷上。他摸了摸她的脸，吻了吻她的额，然后对她当胸猛推一把，把她推下船去。
侬洁落入海中，她向宋华丁大喊救命，伸出双手。可是他头也不回就走进驾驶舱，开足马力离去了。
他想：很快就完了，她不会游泳，这地方到处是鲨鱼，特别是在国际航道上。对不起啦，侬洁，我不是说了吗，要有牺牲……
宋华丁到了新加坡，进了越南难民营，后来去了华沙以北的一个小镇——沃沃明。至于他是怎么去的就不得而知了。他在沃沃明如何又成了一家锯木厂的主人，也同样是个谜。尽管他是亚洲人，当地的人却喜欢他。他和一名波兰女人结了婚，能说一点波兰话，还皈依了大主教，这一点人们特别看重。当宋华丁夫妇星期日作礼拜时，神甫总是善意地看着他。
宋华丁时不时地要出差，大约一月两次，据他说是去“寻找新客户”。“卖木材可不像卖面包或卖黄瓜，竞争很激烈。卖掉10立方米的木材有多费劲啊！得好好对待客户，不然就没有生意。”
看来他成绩不小，出差回家总带有现钞，多数是美元，他把一半换成兹罗提，一半存进保险箱，这虽然没有利息，但生活是严峻的，谁也不知道会不会一夜之间又得找个新的归宿，要是手头有几千美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宋华丁最近一次出差是去慕尼黑，任务很简单，可却获得了5，美元的报酬。当他用一根钢丝绳套住那个“客户”的脖子并猛力抽紧时，那人只是稍微地挣扎了一下，两手乱抓，然后就无声地沉下去了。他把死者扔在一处灌木丛下，就去一家巴伐利亚啤酒店，喝了一杯在波兰喝不到的清爽可口的白啤酒。
宋华丁不知道是谁委托他干这种事的。委托人只是用电话跟他联系，他们也说越南话，很守信用，从不骗他。给他的报酬经常是放在火车站的一个行李保管柜里，然后把柜子的钥匙送到他住的旅馆去。他总是住城郊的小旅店，这种旅店来者不拒，租房间也可以只租几个小时，不用填旅客登记单。宋华丁来无踪，去无影，就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一开始他还纳闷，他的同胞怎么会知道他的姓名，他在沃沃明的地址，尤其是怎么会知道他善于“解决问题”。他绕过半个地球逃到了沃沃明，一路上他变得肆无忌惮，多次为谋生计不择手段，总算在沃沃明这个小地方留了下来。原因是他看上了玛利卡——一个左腿瘸了的老姑娘，当地一家锯木厂老板约瑟夫·祖兰斯基的独生女。这位老板有名望，企业办得兴旺，这对于无家可归的宋华丁来说，无异是在汪洋大海里找到了一个救命的岛屿。
当宋华丁向祖兰斯基求职时，由于他是越南人，当然一下子就被拒绝了。可是他在玛利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玛利卡由于足疾找不到男人，竟迷上了这位异乡客，在存放木材的仓库里向他献出了一切，最后她不得不向父亲坦白：
“爸，我怀孕了。”
“是谁的？”祖兰斯基吼道，“带他来见我！”
他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他以为追求玛利卡的人不是瞎子，就是傻子，但无论如何他要抱外孙了。
当玛利卡把宋华丁作为孩子他爸引见给祖兰斯基时，这位未来的外公气得大叫：
“是个亚洲小崽儿！是越南人生的！我真想钻到锯末堆里去！你这个笨蛋是怎么搞的？祖兰斯基的女儿跟一个黄种人勾搭上了，岂不让人笑死！”
第一部 第05章
玛利卡答道：“我爱他，他是个勤劳的人。”
“看得出来！往后怎么办？”
“我和他结婚。”
他们果真结了婚。在人们笃信天主教的沃沃明，孩子必须有合法的父亲。无论孩子的肤色是白的、黑的或是黄的，他总是上帝的馈赠。而当宋华丁接受天主教信仰后，沃沃明人更是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位基督教兄弟永远是受欢迎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生活中必定会有牺牲。
玛利卡怀胎6月时流产了：她从四米高的木材库的顶层滑了下来，摔在一堆木板上。事情很蹊跷，据玛利卡说，她突然感到头晕，接着就掉了下来，她本人未受伤，但孩子夭折了，不得不取出来。
宋华丁为死去的儿子设了一个牌位——十字架加上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像①。这也使整个沃沃明的居民更加同情宋华丁。
①琴斯托霍瓦是波兰南部一地名，该地的一圣母像因显灵而闻名。
命运的残酷还不止于此：半年以后，祖兰斯基被卷进了立式锯木机锯成两半。这种事故经常发生在旧式的锯木厂里，只不过多半是锯掉一只手或一条胳臂，而祖兰斯基则是一命呜呼了。
宋华丁为老丈人也设了一个牌位，只是蜡烛后面不是黑色圣母的灵像，而是死者的遗照。警察经过调查确认，事故原因是粗心大意和保护设施过于陈旧。宋华丁吸取教训，马上换了新机器。他现在成了锯木厂的老板，不想再让玛利卡生第二个孩子，而愿意过无忧无虑的日子。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
对方用越南话说：“你后天去柏林！”
宋华丁顿时傻了，他用波兰话问：“你是谁？”
对方不理这个茬，而是接着说：“你住在‘光辉旅馆’，门房会给你一封信，你就照着信上说的做，明白了吧？”
宋华丁从来不是胆小鬼。他的经历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反抗，生活就是搏斗。
他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屁股吧？你们可以来舔我的屁股！”
“你的屁股一钱不值。”对方无动于衷，毫无气愤的迹象，“重要的是你的脑袋。”
这句话宋华丁立即听懂了，没有什么再好问的了。
他重复说：“后天去柏林，住‘光辉旅馆’，信上都写着了。可你们怎么知道我的？”
“凡是能为我们工作的同胞，我们都知道。”
“这么说，这是工作喽？”
“一件容易的工作。”
“别人不能干吗？”
“就是要你干！这还用问吗？”
“柏林我不熟。”
“你也不必多呆，干完工作后马上回波兰。给你1，000美元，我们等着你，宋华丁。”
电话打完了。宋华丁此时的感觉就像是当年越共兵临西贡城下的恐怖感。他不愿再次逃亡，他现在生活有保障，拥有一家锯木厂，一所大住宅，受到沃沃明人的尊敬，他不愿放弃这一切。
他想，等着瞧吧，看看要我在柏林干些什么，反正我什么事都能干，拿个千把美元也值。
只是“要他脑袋”这句话他不爱听，这预兆着一件不同寻常的工作。
宋华丁头一次找了个借口，搪塞了他为什么要去柏林。玛利卡也不多问。争取订货，甚至外国的订货，是理所当然的，应该为之感到骄傲的。她丈夫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父亲若是地下有灵，定会大大夸奖自己的女婿。
两天以后，柏林的一个散步者在运河边上的灌木丛里发现一具尸体。柏林警察的凶杀案组习以为常地受理这一新的案件。
结论是：切断喉咙致死，不是谋财害命，死者身上有钱包、钱和证件，是个非法呆在柏林的俄国人。
警方一名负责人说：“这是第五个了。证件当然是假的，死者身份不明，典型的黑手党凶杀案，又多了一份死档案，真要命！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柏林就要成为欧洲的犯罪大都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毫无办法。那些职业杀手不留任何踪迹，来了，把人杀了，又走了。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犯罪大三角：莫斯科——巴勒莫——柏林。”
第三天宋华丁就回到了沃沃明。他头一次把500美元锁进了保险柜。玛利卡问他时，他只是说，国际木材交易很不好做，这次没有争取到柏林的订货，但对方答应今后进一步联系。
其实，柏林的生意很好做。在旅馆门房交给宋华丁的信里面什么都写清楚了：姓名，地点，时间，照片，完事后立即全部销毁，去火车站，从一个行李保管柜里取1，000美元。赚钱就这么简单。
宋华丁在回家的路上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自己新的处境。他知道，第一次任务完成以后跟着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更多的任务。他这次在柏林成了为一个集团执行命令的人，对这个集团他不见其貌，只闻其声——越南的家乡话。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知道我在沃沃明，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难道我在去波兰的途中留下了什么踪迹吗？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宋华丁在观望，等候新的电话，期待有什么蛛丝马迹能让他对他的委托人有所了解。然而这是一种愚蠢的希望。
对方又来了五次电话，每次都是同样的模式：地点、时间、旅馆里有信，火车站行李保管柜里有美元。
宋华丁去了科隆、阿姆斯特丹、巴黎、法兰克福，最后一次是慕尼黑。
他有一次自我解嘲地说，我就是这样了解欧洲的，而且还享受优厚的报酬。
宋华丁！这个人对什么事都能习以为常，就是对轻而易举的杀人方式也能习以为常。
10天的时间足以让人10次进天堂或10次下地狱。
对罗伯特来说，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