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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初见端倪的大胆设想，亲爱的。”
“但毕竟有了轮廓。”
“轮廓能带来什么呢？”
“事物的内在联系。”
“关键在哪儿呢？”
“不知道。”
“祝贺你，你差一点就把案破了。”赖伯对沃特克的讥笑并不介意，他知道这并没有恶意，而是友好的鼓励。
赖伯说：“应当仔细看看在瓦尔卡的那家药店。”
沃特克说：“真了不起。”
“什么了不起？”
“你居然能记住那个犄角旮旯的名字！要是我们让波兰当局参与破案，你看会有什么结果？”
“不会有多大收获。”
“那就算了。另外，海洛因不可能在地下室里生产，更不可能在瓦尔卡生产，而是来自金三角或者哥伦比亚，是纯度或高或低的制成品。嗨，这些还用对你说嘛！”
“药剂师可能会制做可卡因，首先是做LSD①，还有……摇头丸。”赖伯忽然拍了一下脑门，“我真笨，怎么没早想到呢！摇头丸嘛——时髦毒品，青年人的追求，大名鼎鼎的大力九！任何一个药剂师，任何一个略有小技的化学师都能做摇头丸！任何一个化验员都能配制这样的鬼玩意儿……”赖伯越说越激动，又把死者的档案拿了出来，“初见端倪的设想这下清楚了：一名药剂师从波兰来到慕尼黑，被人杀害了。是亚洲人杀的吗？是不是争权夺利，海洛因对摇头丸？我们知道，某些种类的摇头丸是从波兰走私入境，悄悄地散布开来的。那么现在摇头丸是不是已经开始干扰亚洲人的毒品市场了？我的天哪，要真是这样的话……”
①Lysergicaciddiethlamide，麦角二乙胺。
“怎么样？”
“那用不了多久，我们这儿就会爆发真正的团伙大战，你那儿就会尸积如山。那些人残酷无情，用个把钢丝绳套简直太小意思了！”
“你准备怎么对付？”沃特克问道，虽然他已料到赖伯会怎么回答。
“跟以往一样，等着瞧！”
“哪你刚才说的全是废话！”
“摇头丸的圈子分布很广，圈内情况极为复杂。摇头丸加上‘技术音乐’②，如今是迪斯科舞厅里压倒一切的话题。我们已经在校园里抓到过散发摇头丸的人，他们把药丸送给13岁以上的孩子。谁吃了第一粒，就想吃第二粒。第三粒，于是陷入依赖。散发者的简单手法就是：送给你吃三粒，你就成了新的老主顾！”
②Techno…Musik，一种使用电子计算机作曲的、节奏极强、音量极大的跳舞音乐，90年代兴起于德国。
“然后呢？”
“然后没事儿。那些散发者也是青年人，有时候比顾客还年轻，因而不能判他们刑。他们有固定的住址，也就是父母的家。父母一无所知，也许会把孩子揍一顿，但管什么用呢？这些小歹徒和黑手党、三合会的大同事们一样，也是守口如瓶，不说来源，不说姓名，不说地址。即使供出一个人，那人也不过是个散发者，什么都不说，又得从头做起！我们找不到供货者和生产者。经过多次审问，我们只了解到一点：绝大多数药丸是一车子一车子地来自波兰和捷克，可以做上百万的生意。在黑市上每100丸一卖，每丸7。5芬尼买进，转手再以43芬尼卖出去，能发大财。如果药丸里加进海洛因——波兰货就是如此——价格可以大大提高。据我们估计，单单在慕尼黑，每个周末可以向青年顾客售出多至10，000粒的摇头丸，营业额将近5，000马克，每粒卖43到60芬尼，每个青年人都买得起。与此相比，海洛因成了奢侈品，每吸一次要花100多马克！所以可以推论，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市场在缩小，摇头丸的市场在扩张。也就是说，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必须适应新情况，黑手党、三合会那种大的‘康采恩’必须争夺新的市场，他们要消灭迄今来自波兰、捷克和荷兰的供货者。那位可怜的旅游者、来自瓦尔卡的药剂师卡利尔就是其中之一。”
沃特克说：“有道理。这家伙就归你了。你这么一说，我们的法医研究所得多添置一些冷藏柜才是。”
赖伯说：“大可不必。多半是无名死者，不会有家属来认领。”
“而对你来说，是老对手使用新手段喽。”
“这也有好处。目前的摇头丸市场十分混乱，哪儿来的药丸都有。要是黑手党和三合会控制了市场，他们会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这样我们就能认出他们，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地行动。”
“你的乐观主义真是到家了。”
“我亲爱的特奥……”赖伯挤了挤眼说，“要是连这一点点希望都没了，那还要我们干吗？希望是我们每日的粮食。”
对胡伯特来说，在刑警第十三科作完记录后，他儿子罗伯特遭袭击的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在干了快二十年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工作以后，要利用这次机会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
哈比希处长给他的上级局长打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外国人犯罪对居民的危害》。报告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单是一名高级官员的儿子被亚洲人打成重伤这一点，就足以令人重视了。
胡伯特·哈比希要求慕尼黑刑警通报此案的情况，他向上级反映了他家里发生的事，并用小心翼翼的措词指出德国的移民政策过于宽大。他认为，德国警察人员不足，薪水太低，装备欠缺，而同时却把成千万的税收用在申请避难者身上。社会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一名妇女如果在晚上一个人去树林里散步，就跟自杀差不多。胡伯特没敢发表更加尖锐的言论，因为作为一名德国的官员，无论他如何批评政府，他终究还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公仆。正因如此，德国官员的退休金的丰厚，是任何其他职业望尘莫及的。
当然，哈比希报告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短期内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但人们告诉他说，报告里讲的都是事实，人所共知，连最高层人士也知道；还说他本人也清楚，修改法律需要有议会的多数票，而表决时总是败在反对党的手里，反对党对政府的提案原则上持否定态度；还说这固然不合理，但毕竟是民主，而德国是个民主国家，还要成为这方面的楷模。
对此，哈比希没有异议。他认为，怀疑民主制度等于是剖腹自杀。所以他的感觉是，自己说了实话，但没有动摇国家的大厦。他现在认为，他儿子罗伯特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与父亲不同，罗伯特暗自庆幸，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他急中生智的谎言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唯一的后果是，他父亲做出了一个要命的决定：从此以后，由他开车送罗伯特去君士坦丁街补习数学，两小时后再去接他。罗伯特向他的好朋友坦白了他是在哪儿“补习功课”的。
盖哈德不解地问：“你从来没有跟她睡过觉吗？”
“没有，就是没有！”
“简直不可思议。你搞到了一个吧女，而不把她撂倒？罗伯特，你有点不正常！你要干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会像我这样的……”
“那当然，毫无疑问！插上刺刀，往前冲啊！”
“她可不是婊子！”
“你肯定吗？”盖哈德给他倒了一杯加酒的可乐，“罗伯特，你试试看摸摸她的胸脯。”
“你们这些个王八蛋！”罗伯特站起身，推开了可乐，“你们不了解乌丽克，她不一样。”
“难道她是个同性恋者？”
“跟你说这些毫无意思。我就求你一件事：我父亲要是问起我，你就告诉他，我一直在你这儿补课。”
“我保证。可要是你数学考了个五分①，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①在德国学校五分是最低分，一分是最高分。
“你就说，在数学方面我是头笨牛。”
“在搞女人方面，你也是头笨牛！”
胡伯特晚上开车接儿子时总要问问：“怎么样，孩子？”
“不行，爸。”罗伯特望着夜幕下的街道，好像每一座楼的门窗都在嘲笑他，“我能理解巴赫的赋格曲，但理解不了数学。我看这改变不了了。”
“有意志就有力量嘛，或者说：有志者事竟成。”
“爸，那是格言。”
“孩子，那是古老的智慧，生活的知识，我一直是按照格言行动的。”
“我永远不想当什么处长。”
“这我知道，你母亲已经把你看成第二个钢琴大师李斯特了。不过这还没有下定论呢。”
罗伯特沉默了。他心里想：爸，你错了，说不定现在早就是木已成舟了。你们没有看见乌丽克跪在我身边，用餐巾为我止血，大骂萨尔瓦多，把我抱在怀里，这一切你们都没看见。我爱她。关于我的未来，我只知道这一点。
10天以来，罗伯特的母亲悉心照料他，好像他被人打得粉身碎骨似的。她一直在他身边，一会儿为他抹药膏，一会儿让他喝可可。他有时婉言推却，说他不疼了，已经康复了。而母亲则说：“别吭声！当妈妈的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病。我看你就是有病。”她就差给儿子喂饭和擦嘴了。
在这10天里，罗伯特有父亲开车接送，着实地攻了一番数学。同时，他在同班同学中间大受佩服，因为他们谁都没有遇到过有功夫的人，他们只是在影视作品里见过李小龙式的人物，罗伯特大难不死，真是奇迹。
更重要的是，在这10天里，罗伯特体会到他多么需要乌丽克。他日益不安，思潮起伏，不知现在乌丽克怎么样了？她不是威胁过萨尔瓦多吗，他对她怎样，打她了吗？想到这些，罗伯特都快疯了。他老在想一个问题：乌丽克为什么要在这家酒吧工作？为什么不找个别的活儿干？那种环境对她有什么吸引力？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在其他职业方面显身手的机会不多的是么！
这些天来，罗伯特越来越沉闷，乖僻，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渴望。对盖尔达来说，这证明儿子仍在受袭击后遗症的折磨，胡伯特也同意这个看法。一天晚上，两口子在床上谈起这个话题。胡伯特略带遗憾地说：“罗伯特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他更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可惜。”
盖尔达讥讽地说：“难道你盼望他成为一名拳击师吗？”
“你老是走极端！”胡伯特决定不再同太太进行这种徒劳的讨论，“这事在罗伯特身上影响就是要长久一些，但也更深刻一些。”
胡伯特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证实。
罗伯特脸部恢复正常，身上乌青消失以后，决定再去摄政王游泳池找乌丽克。如果说在酒吧以外的地方能见到她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是在体育场。
而她真的在那儿！
同第一次相遇一样，她仍躺在游泳池边上晒太阳，这次她穿了一条红色的小裤衩，戴着极其省料的乳罩，一头闪闪发亮的乌发，她真美，美得难以形容。
罗伯特从跳台后面久久地注视着她，他目光流露出来的不是欲望，而是敬佩，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直到乌丽克坐起身来，他才出来慢慢朝她走去。
她看着他走来，但没有蹦起来或打招呼，没有做出任何姿势表明她发现了他。她坐着不动，直到他站在她的面前，才向他伸出双臂，说：
“你来啦，好啊！”
“你也来啦，多好。”罗伯特的声音完全变了。他在乌丽克身边坐下，她用双手摸他的脸和肩。
她问：“你好吗？”
“你看，没有痕迹了。”
“我真为你担心。”
“我也为你担心。”
“没有人敢碰我。你为什么没来？”
“上哪儿？”
“上这儿来。我每天都等你来着。”
“我没想到。我父母把我当重伤员对待，没人搀扶不许走动。”
“你父母很好，是吗？”
“太好了，有时反而成了束缚。我永远是他们的孩子。”
“也许我在童年时期就长大了。你干吗不给我打电话？”
“往哪儿打？往酒吧打？你从未告诉我你的私人电话号码。”
“哦，天哪，你还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只知道你在施瓦宾区有一套住房，有一只猫名叫罗莉，你开一辆小菲亚特车。”
“这已经不少了。”她笑了起来，“再补充点吧，我住在阿格内斯街，一套两居室，带厨房、卫生间，有阳台，早晨有太阳。这就齐了。”
“电话号码呢？”
她说了一个号码，罗伯特重复了六遍，直到记住。他笑着说：“我记不住数字，你信不信，我现在连我父母的电话号码都说不上来，我就是记不住。不过你的号码我记住了，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
“一会儿？”
“在你为去酒吧而化妆的时候。”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让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罗伯特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