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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为也想回家，“活这么累，钱又少，宁愿自己掏钱也要回去啊。”可李绍为没钱，他和左家兵一共才70元钱，除去路上的花费和买洗漱用品等开支，现在只剩40多元。大约7天后，工地上已经只留下9人，都是身上没有路费的，当天晚上，大伙聚在房里，闷闷不乐，李绍为越想越伤心，嚎啕大哭了一场。
祸起元旦
就在李绍为大哭的那天晚上，封其平、谭跃兵和刘国兵这三个包工头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事后来看，这场争执决定了李绍为他们后来的命运。从工友们获知的情况来看，当天晚上，封其平与谭跃兵租来了两辆车，准备将剩下的人带回湖南，但这一动议遭到了刘国兵的强烈反对。事实上，他们三人都只是小包工头，在他们之上是一个名叫江宣伟的大包工头，如果小包工头不能组织人马，完成自己领下的工程任务，则大包工头不会支付一分钱的工程费。刘国兵不想亏本，他组织19个人来，现已全部走掉，车费和一路的食宿花掉了几千元，把剩下的人抓牢，然后把工程做完，是他“扭亏为盈”的惟一办法。 三个小包工头是如何谈判，又是如何达成协议的，外人不得而知。但封其平与谭跃兵当晚悄然离去，他们带来的人，被转手给了刘国兵，次日早上，刘国兵即宣布由他总负责，李绍为等9人跟着他干工程。
工程队被刘国兵带到了盘山公路的另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骨头”工程，上一个施工队挖到一半，实在挖不下去，不干了，现在刘国兵接手。住宿地也转移到山上的一座废弃土屋里，记者1月9日前往调查时看到，这栋两层的土砖屋，墙体到处是手指粗的裂缝，木板楼梯一踩上去，感觉整个楼板都在摇晃。整个房子都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民工们住在二楼的三间房里，只有两张用板凳搭成的床，大部分工人都席地而睡，窗户用编织袋和废纸箱钉住挡风，地上到处是抽到只剩烟蒂的烟屁股，还有四五个3元一瓶的“灵芝养生酒”的空酒瓶。反倒是破木箱上的两副扑克牌，码得整整齐齐。
李绍为他们每天可以领到10元钱的生活费，早上8时开工，傍晚6时收工，一共10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工程进展缓慢，日子却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元旦，12月31日那天，工程队改善生活，特意买了鱼，打了五斤散装的白酒，给民工们过节。左家兵平时沉默寡言，惟独喜好这杯中之物，当天自是开怀畅饮。“我估计他喝了三两左右。”李绍为后来回忆。次日元旦，山沟里寒冷刺骨，早上开饭时，左家兵拎过昨晚的残酒，又喝了二三两。
8时20分，大包工头江宣伟开着吉普车来了，一见民工们都窝在屋里烤火，矮胖矮胖的江宣伟顿时叉手在外面骂起来，“过节就不干活了？要烤火，回家烤去！” 民工们都被江宣伟带上吉普车，然后开车前往工地，下车时，大伙突然发现左家兵不对劲：左脚不能动，右腿直抖，话都讲不出了，江宣伟一见也慌了，连忙掏出手机打120。 不到30分钟，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医生当即给病人插了氧气，随即送往龙岩市第一医院。医院接诊的是神经外科主任陈元庆，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送来时已经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初步诊断是脑溢血。”
左家兵有多年的高血压史，但一直没钱好好治疗。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许，随救护车同来的刘国兵到医院交了100元钱，过来招呼李绍为赶紧走，“还要去买菜，这里不用管了，有护士呢。”
吃完中午饭，派去照料左家兵的何老头回来了，带来了医生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刘国兵随即召集工程队开会，并提出派4个人到医院去，如果死了，也得把尸体运回湖南。
“我出钱，你出力，”他指着李绍为说，“人是你带来的，又是你的表亲，你负责背尸体。” 下午到达医院，已是6时了，主治医师祁小龙告诉刘国兵等人，脑疝已经形成，手术的意义不大，维持治疗也需要交钱，并催促他们尽快办理入院手续。刘国兵等人提出放弃治疗，此时，李绍为还特意察看了左家兵的状况，他注意到“输液管的水都流不动了”。
祁小龙这时觉得挺为难，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放弃治疗出院必须亲属签字，李绍为只是他的表兄，有没有签字的权利呢？”
经过请示，祁小龙给左家兵办理了出院手续，出具了出院小结和疾病证明，此时左家兵的治疗费一共1585元，须交钱后，才能出院。祁小龙当时估计，拔去了氧气管，停止治疗后，左家兵两三个小时内就将死亡。不过他没预料到的是几分钟后返回2号病房时，却大吃一惊——左家兵不见了。
千里背尸
从医院逃跑是早有预谋的。事先，刘国兵已经对地形进行了侦察，并作了分工：他负责在前面引路，谢田拿行李，何三毛则协助李绍为背左家兵。
他们避开电梯，从4楼住院部一路走楼梯，然后绕到后门，出住院部铁门，上一个30度的斜坡，穿入医院家属区，再出一个铁门，就算是“安全”了。
李绍为刚背上左家兵时，还能感觉得身体有体温，没有发硬。一路小跑出来，行程约700多米，累得李绍为大汗淋漓。刘国兵叫来的三轮摩托已经等在路边，几人直奔火车站，买好票后，仍然不敢上车，一直等到检票进站时，才用被子裹着左家兵，还撒了些白酒，伪装成醉汉登车。幸好车上人很少，李绍为将左家兵平放在座位上，用被子裹紧，伸手一摸，身体已经渐渐冷了。
“昨天还是活生生的，怎么今天就死了？”李绍为这时既担心尸体被发现，又伤心好朋友突然病死，还想着回去如何向左家交代，一时百感交集，怔怔地坐在尸体旁，一边抹眼泪， 一边想心事，通宵未眠。
次日上午7时，李绍为等人抵达广州火车东站，将尸体用被子盖着背出站台，搭乘272路公共汽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在公共汽车上，几个淖乡坐在一起，依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9时许，一行人到达广州火车站，运尸队伍开始遇到“麻烦”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5张火车票。李绍为等人发现火车站东侧有条通道可以上站台，而且不用检票，于是拖着行李背着尸体，准备从那里进站，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
折腾到下午3时左右，李绍为等人发现，继续搭乘火车是不可行的了，只好另想办法，准备将左家兵的尸体用木箱装好，搭乘汽车回湖南。刘淌兵出外寻找装尸体的木箱；而李绍为和另外一人，则买来几个编织袋，准备在路边包扎左的尸体。两人正在忙活的时候，巡警刚好经过，发现两人举动异常，立刻上前盘问。 “这是什么来的？” “是个人。”李绍为一见是警察，也慌了。
“那是活人还是死人？”
“是死人，脑溢血死的……”
背尸行动就此败露，这位巡警当即通知120，急救医生赶到后向警方证实，左家兵已经身亡。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广场上此时人山人海，上千人在此围观。李绍为站在尸体旁，手足无措，他后来告诉记者：我当时想“完了完了，事情闹大了”。 警察随后将4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得知事情原委，并通过电话与龙岩市第一医院核实后，一位警官又气又恼地骂李绍为：“你真是干蠢事啊。”
基层社会与现代精神
在前年的一次矿难中，井底的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拿到这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200块钱……” 这是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喊得震天响。文人墨客，都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你见有人到矿井底下找的吗？
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是他自己并无亲身体验的下层。在他笔下，阿Q们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没有道德、没有自尊甚至体会不到死亡之痛苦的动物存在。其实，动物对痛苦也是很敏感的。我去超级市场的龙虾柜台前，看到售货员一打开水缸的盖子，那些龙虾就惊恐地缩到一角，生怕自己被逮去。阿Q真会像鲁迅描绘得那样在被斩首前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死之恐怖吗？显然不会。
所谓现代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小民百姓的文化翻身，使他们和过去的王公贵族、士大夫、武士平起平坐。美国的建国之父杰佛逊，说欧洲的国王没有一个在美国能比得上一个小教区的行政长官，一钱不值。他认为自耕农的道德和价值，才是国家的精神基石。就连一向以精英主义著称的日本，也要通过挖掘小民百姓的精神价值来建立自己的现代性。如今一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开始鼓吹读经，以为这样我们的文化就得救了。其实，真要复兴中国文化，背那些一知半解的古书是没有用的。而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让客死他乡的同乡的遗体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我们的传统派中，有跑断了腿来调查这样的民俗、保存和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吗？当然不会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在那些读经派眼里，几千年圣贤就那么几个，就那么几本书，李绍为岂足挂齿？在我们的士大夫文化中，哪里还有下层社会的虔卑？
不管是传统派还是反传统派，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生产的“现代思想”，从来没有清算过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的一些人才可能把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视为二等公民，至今还对之倍加歧视。老友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发了财的读书人，街上看见一大群找不到工作的民工，不屑一顾地说：“这些没有用的人都该被车给撞死！”听到这话，仿佛是到了中世纪。
在国外体验多年“现代生活”，才明白所谓“中国人素质低”是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最大的谎言。不久前看《纽约时报》，报道南方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镇。那里1970年代末还只有1000户左右人家。农民种田之余，织袜子去附近的公路上叫卖。那时这叫“资本主义尾巴”，被当地禁过好几次。如今，这个镇生产世界一半以上的袜子！如果不是有国际纺织品配额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他们在这个行当肯定会征服世界。你看美国的报纸，时时能够感受到人家对这样优秀的国民是多么羡慕、惊叹。
事实上，那些下层农民，那些拿不到工钱的民工，正是中国近20年的经济起飞的头号功臣。而那些低素质的中国人，实际上就集中在我们这些长期把持了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之中。这也怪不得，在民工干的行当中，中国是最有国际竞争力的。
面对那位矿工的临终留言，生活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们，很少有道德上的劣等感。面对民工们参与创造的经济奇迹，他们也从来不会感到自己的无能。然而，在这个新世纪，我们应该重新确认一下：究竟谁才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谁是我们文化的道德领袖？中国的现代精神，只有回到基层社会，才有更生的可能。
原载于《南方周末》 薛涌
硕士生对姐姐的深切忏悔
给父亲的一封信： 一位硕士生对姐姐的深切忏悔
杨德超
亲爱的父亲：
我好像好久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如果我写信回来，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你准备看下去的时候，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虽然我知道你眼睛不好。
今天我突然仔细研究了一个地图，那是一张电脑地图，能清楚的放大显示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专门研究了两个地点：从广东东莞到河南信阳。 如果你能记得，你一定知道那是当年你的女儿，我的姐姐 杨艳梅 从广东步行回家的路线。如果我们说这条路线千山万水，那实在一点不假，我看到的这张地图，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条细小的河流和山脉。这中间要经过广东省全境，因为东莞几乎就在海边，湖南或江西全部——这是两个多山的省，那山多的难以想像，湖北省全境，湖北是个多湖的地方，到处是湖泊，一直到河南。
她没有地图，又看不懂星相，只能走到一处问一处，铁路和公路都是弯弯曲曲，而且铁路上是不能走人的，即使沿着铁路线，到了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