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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了农活，在爆竹之乡的乡亲们就又开始了那与死神打交道的活计。男人做爆竹女人编爆竹（就是用引线及细线把一个个爆竹编成一长串），分工大抵都是如此的，那些自家没有做爆竹的，一般也都从其他人那里拿了爆竹来编，挣点钱当家用。与做爆竹相比，编爆竹的危险性要大大减少，不过成天与银粉打交道，由于银粉具毒性，因此一般常干这活的人手上都裂了大大小小的口子，冬天更甚，除了贴上最便宜的胶布，也别无办法，许多人一双手贴满了胶布，新的又缠在旧的上面，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口子在一边编爆竹时一边流血，弄得编爆竹的板子都洒满了鲜血。这也是极端廉价的活儿，早上七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一整天下来，即使非常熟练的人也顶多编15000个左右，按0。70元/1000（这是去年寒假回家我所知道的价格）来算，只有十块钱。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1997年（具体是不是这一年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村被评为“小康村”，听母亲说，上面来的干部挨家挨户登记一年的收入，包括田里的庄稼、养的家禽家畜，以及地里的红薯，把这些收入按照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折算成收入额，但对于成本，却只字不提，我才知道，原来小康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就是下层的农村人的生活，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里，辛劳，而且看不到希望。
我很庆幸我有机会跳出“农门”，再也不用过父辈一样的日子了，但20年的这种生活却无论如何是不能磨灭的。我站在寝室的阳台上眺望东南方的天空，在那片天空之下，不仅洒下过我的热血、汗水、辛劳和泪水，更有我父辈、同辈以及晚辈如今还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吃上一顿肉、使用已经用了两三年甚至毛都磨光了的牙刷、吃自家地里种的产量高却粗糙无比的大米。说实话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时感到愧疚，因为我的双亲还有两个姐、姐夫在为生活奔波劳碌之时我却在这里过着如此悠闲的日子。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知道，而宁可一个人独上天涯。
我的父亲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排中间。大伯后来官至县某局局长兼副县长，算是小有成就了。大伯一家住在县城里，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没有一起回来过，即使直到现在我对他们家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大伯的四个孩子中我有两个素未谋面，另一个也仅仅只有一面之缘。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因为当年我哥考上了县一中，于是父母让我们先行到大伯家看望看望他们，一来求得日后有个照应，二来也可以让我兄弟俩见见世面，因为我们长这么大都还没到过县城呢。我哥和我便提着三四十斤糯米、几个鸡蛋，还有一只小母鸡去了县城。我们花了好大波折才找到大伯家，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老年妇女（后来才知道这是伯母，但之前我们都没打过照面），当知道我们找谁之后，她回答说他不在，开会去了，语气颇凶，说完还拿起了扫把（后来她解释说当时是想扫地），我们都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吓得一溜烟跑出了县政府大院。没地方可去，我们就在街上晃悠了一阵，看车水马龙，和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等饥肠辘辘了才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回家。可到了车站我们才发现车费不够了（吃午饭的钱可不在我们的预算经费范围内），不得已只有走路回家。县城距家25公里左右，我们就那样提着带来的米、小母鸡及鸡蛋一尺一尺地“量”回去，中途还得不时把小母鸡放出来给它喂点水和米，免得它死了的话我们回去了不好交代。
从那以后我对大伯一家的感觉由神秘变成了敬畏。渐渐懂事之后，我明白了大伯他们其实是看不起还在农村的我父亲和叔叔。我爷爷93年去世以前大伯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通常上午回来，吃了午饭后回县里去，有几回还呆了一个晚上才走。等我爷爷去世之后，大伯就只有每年清明之前家族扫墓的时候才回来一次了，而且似乎从没在哪家吃过一次饭，到后来就连家门都不进去了。今年3月底我工作定了后顺便回家看看父母以及扫墓，扫墓那天上午10点大伯和他小儿子（即我堂哥）直接到了墓地，等扫完我爷爷奶奶的墓，他们就直接坐车回去了，尽管我们一再希望他们留下来吃饭，毕竟回家一趟很难得。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了解。我常常在想，我们平时所讨论的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问题，其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作怪呢？其实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歧视无处不在，而不管在城里还是乡下：在城市里呆了10年的歧视只呆了5年的，呆了5年的歧视刚刚穿上皮鞋，裤腿上的泥巴还没有完全干的，而这些人又歧视乡下人；10万家产的歧视1万的，1万的歧视穷光蛋，穷光蛋歧视负债的，负债的歧视连负债资格都没有的……相反的因为歧视而导致了媚上：负债的谄媚穷光蛋，穷光蛋谄媚有钱的……呵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抵如此吧。在这无处不在的歧视与谄媚后面，我想更为深层次的是整体素质的低下、人格的分裂和人性的弱点。
不过说起来还真的感谢我大伯对我父亲的歧视，正是这种歧视成了促使我不断向上的原动力。事实上，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身在全县末流中学的我毅然放弃了本科及以下志愿而选择了读“高四”，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延续我父辈的悲剧，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考不上好一点的学校，若干年之后我哥（当时已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或许就会如我大伯歧视父亲那样地歧视于我了。 父亲是个农民，却以打鱼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父亲打鱼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不过使用的仍然是最原始的工具，这工具也是自己动手做的，并且一般只到很小的溪里，或者田间水沟里打。原先的时候溪里水田里鱼很多，于是打得也多，并且不用走很远，到后来田里农药用多了，鱼也就渐渐地少了，父亲打的鱼就越来越少，走得也愈来愈远，一般都在二三十里以外的较为偏僻的地方去。父亲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得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上路了，下午必须在一两点之前赶回来，以便将打来的鱼拿到五六里外的集市上卖，这样算来父亲一天之内除了打鱼，还得走上六七十里路，也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春秋。长期的水里劳作使父亲落下了风湿性腰疼，一到阴雨天我总能看到父亲捂着腰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在父亲三兄弟中，大伯念至师范毕业，而叔叔也到了高小毕业，惟独父亲没有上过哪怕一天的学，因为家境不好三兄弟中必须有一人在家协助我爷爷他们。没上过学的父亲也是三兄弟中最老实的一个，经常干些“傻事”。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老实的父亲也不时被村里一些人所算计，连村里那些干部，在收诸如学校集资款等等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的时候，首先就直奔我家而来，而父亲被那些村干部花言巧语一番之后，往往就“慷慨解囊”。这一点母亲尤其生气，毕竟她明白这钱来的是多么不容易，于是每每这时母亲总是埋怨父亲，而父亲几乎从不顶嘴，或者是因为理亏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无以还口，于是就只是憨憨地笑。 尽管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却拼了老命也要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送到学校去。父亲不擅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偶尔会在其他人面前说上两句。我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因为放弃了考上的大专，我堂叔问我父亲怎么办，父亲说：“只要他还读得下去，我们做父母的再穷再累也要供他读下去。”这是父亲在一次乘凉的时候对我堂叔所说，而我无意中听到的，当时我心里是一阵的酸楚。 父亲平时不爱说话，而宁可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上大学以后，一般都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当我回到家，父亲见了我也只笑笑，说，回来啦！然后就呆一边听我们讲话，也许他能看到我就是一种幸福，而我，只要看到父亲的身体依然硬朗如初，也就感到踏实了。
母亲
一想起母亲，我总有想哭的冲动，尽管我知道，男儿当有泪不轻弹。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做饭（用大锅做一日三餐的饭，不仅包括人吃的，也包括猪吃的，到了中午晚上我们就只能吃那结成一团的冷饭，猪食也只有在喂之前加热一下），做好了饭，还得洗衣服，等这些都忙完，差不多八九点了，如果我们还没起床，母亲就叫我们起来吃早饭；吃过早饭、洗过碗筷，母亲就掮把锄头到田里看水、除稗草，或者到地里种红薯什么的，通常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才回来；回来还得喂猪、做菜，匆匆吃过后又忙去了，而晚上回来时通常都是七八点了，接着还得喂猪、摘菜做菜，等吃过晚饭，洗过澡，差不多也就10点了。农村的夜晚，除了虫鸣蛙叫，大概别无其他，更别提夜生活了，于是看电视便成了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可这个时候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是看了没多久就打起盹来。我们叫她先去睡吧，她总不肯，非得陪我们。直到如今七八年过去了，而母亲打着盹似睡非睡地陪我们看电视的场面成了我脑海深处最为鲜活的记忆。
两个姐出嫁之前我们家7口人，人均八分田，共计五亩六，而且有一大半在很远处的山窝窝里，一年两季水稻让我们都饱受折磨。其实不光田多，地（在山上的旱地）也多。为了能多种些红薯、萝卜之类的，母亲到处开垦出大块小块的地，这些地一般都分布在山旮旯儿，因此要去锄地、上土什么的都得走上很长的路，十分辛苦，即使而到了收获的时候，一担一担的红薯也确实经挑好一阵子的。小时侯我经常扛把锄头帮母亲种红薯或者收红薯，有几次因为不听母亲劝告，光这膀子干活被太阳灼得脱了一层皮，过了好几天背上、手臂上都还火辣辣地痛。在我们那个村，我们家收的红薯总是最多的，虽然每天早上都吃，到第二年五六月份仍还剩下一大堆。人吃不了的，就拿来喂猪，这样可以节省猪饲料，这也是母亲不辞辛劳地种大量红薯的原因了。
尽管辛劳，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尤其是我哥上大学之后，家庭支出激增。为了能熬过去，母亲总是省吃俭用：猪肉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做菜的时候总是放少得可怜的一点猪油；日常用的灯泡除了我房间的是60瓦的（因为母亲担心昏暗的灯光会损坏了我的眼睛）以外，其他的都是15瓦的，诸如此类。当我们村大部分家庭都开始烧煤的时候，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山割柴，只是因为烧煤平均下来一天要花大概一元钱，母亲认为一年下来就是三百多块了，心疼。长期的劳作使母亲腰板硬朗，因此很少生病，不过感冒发烧之类的那是谁也躲不过的，这时候母亲从不去医院看病，只是一个人跑到房间睡觉，而且晚饭都吃不下。这点跟我父亲如出一辙。
母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没上过哪怕一天的正规学堂，不过因为我外公识字，再加上生产队的时候上过夜校，因此比较常见的字基本还是认得，只是不会写，这比一字不识的父亲就强多了。哥上大学之后经常写信回来，等其他人都看过了，母亲就戴起老花镜，端个凳子，然后很专注地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嘴巴还一张一合的，碰到不懂的字就问我们，一封信大概要花上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看得完，看完之后按原来的样子折叠好，收起来，待其他空闲时间，又会拿出来看上一两遍。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发过火，也没有骂过我们姐弟几个，如果有什么看法，她就等我们说完之后才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我高一那年，因为我所读的高中是全县末流中学，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人对高考抱有希望，历史上应届升学率文科为零，理科也好不了哪儿去，仅有几个考上的多半也是因为座位好靠舞弊得来的，那时侯我跟其他同学一样，看不到出路在哪儿。一次在家时我不经意地说，考不上大学，以后就出去找我哥，让他帮忙找份工作，母亲紧接着来了一句：“父母可以养你一辈子，可兄弟是靠不住的。”这句话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而后来发生的事也表明这话是不幸而言中了。
第二是我“高四”那年暑假，因为大姐家只有她和我姐夫两个劳动力，农忙忙不过来，于是就把我外甥送过来让我们帮着照看。这小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