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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庆，很久很久，我的心还常常止不住触及这份隐痛，触及这个我亲手织就的莫名其妙的怪圈。一种负罪感令我日日沉重，却难对人道。480元，是我在无声无息中消费掉的，而它基本上是一个读初中的山乡孩子一学期的学费啊。而它在我认定的这个机关里的好人心里竟然不会激起一丝波澜。是的，因为那些离城市以及城市生活遥不可及的孩子，委实离他们太远，而官场游戏官场规则却离他太近。然而我却不行。仅仅一天前还在为那些贫苦的少女悲悯、伤痛的心，到底还是被人温柔地强奸了，无声无息地，只留给我一份无尽的自责和一种无法治愈的心灵之痛……
原乡人
我只是将我所了解的农村用自己的笔真实的记录，在这个喜欢怀念的年代，久远是最好的也是最深的回忆。
农历腊月二十六，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颠簸，车子终于在晌午赶到了家乡所在的乡集市，这里离村子还有十几里的路程，天下着雨，冷飕飕的风不断地把雨伞吹翻。由于正赶上集市逢圩，不大的一块场地便挤地水泄不通，被人群挤占的公路上排着长队的车子使劲地鸣着喇叭，而赶集的人似乎被什么堵住耳朵般地不予理睬。撑着雨伞，戴着斗蓬故意不紧不慢地挤着，乡里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每到年关的最后一圩几乎家家都来赶集，或办些年货，或卖些家里养的牲畜，或偷闲瞅瞅着集市的热闹。那些在田里忙活了一年的妇女们也穿梭在人群中，站在货摊边与小贩们面红耳赤得讨价还价，雨水沾湿了她们的衣服，泥水溅满了她们的裤腿。汽车的鸣笛声，小贩的吆喝声夹杂着牲畜的尖叫声给岁末的集市添赠了无限热闹。 村子里惟一的一辆经过改装后的货运小四轮终于慢吞吞得赶来了，满满搭载了一车人像个负重的老人喘着粗气，冒着浓烟。高高的车栏杆上胡乱地扯了一块油布算是雨篷，车子一到站，人便争先恐后地跳下。开车的司机扯着喉咙喊：“快买票，快买票！”乡亲彼此都认识的，也就不存在逃票的，只是那些小孩子只要一下车便像老鼠一样挤进人群，没入了人山人海的闹市中。 时间还早，司机想再跑一趟，我坐进驾驶室与他并排坐着，大冷天他却脱掉了外衣握着方向盘还流着汗。因为空车他开地飞快，加上路面不好，一路颠簸得让我很是担心。司机叮嘱我抓紧把手后也顾不得再跟我讲话。而我心里却担心这么多人挤在一辆破旧的小四轮里该是多么危险，想叫他慢点，主意安全，但我不敢跟他说，毕竟这是不吉利的。
车子一路狂奔总算到了村子，刚好料理完家务的乡亲们正准备赶集，见车子一来，便争先抢着驾驶室，我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了车，把2元钱车费递给了司机，推诿了一下他还是收下了。
没过多久，满满又是一车人，我看着在车厢里洋溢的笑脸，互相开着玩笑的乡亲们，心里涌起的只是平安的祝福。
车启动了，沿着蜿蜒的公路缓缓走出山村……
“跳呀跳，笑呀笑，新年就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噼啪放鞭炮”被孩子们掰着手指算计的年越来越近了，年味似乎在农村的空气中弥漫开来，那些顽皮的小孩子们拿着爸妈给他们买的玩具手枪兴奋地相互嬉戏打闹；还有一些孩子聚在一起玩鞭炮，他们像样地抽着烟用以引爆，他们把鞭炮插在牛粪上、泥坑里，点燃后一哄而散。那快活的笑声融在空气里飘得远远地。
在外打工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远的、近的都提着满载着年头的年尾收获的大包小包回家了。小伙子们穿着崭新的衣服，打着领带，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摆农门”，谈着外面的世界，那得意的样子似乎在炫耀着自己一年的收入不错。每每碰到一个人他们热情地递着烟，扯着家常。姑娘们倒害羞多了，不知是在南方打工适应了热天气怕冷，还是村里的路他太脏怕弄脏了衣服，她们一般走很少出门。
关于打工的议论成为很多人家茶饭后的谈资，像 说什么谁家的女儿进了一家好厂，一个月的工资就千余元，回家买了许多电器；谁家的儿子在外成了包工头，发了一比小财，在外买了房子回家接父母去享福；还有谁家的女儿打工嫁了人生了孩子后被赶了出去，也有带着鄙夷地说谁在外面的发廊做事是不干净的钱，但不管怎么样，乡亲们对那些大包小包买年货回家的打工仔还是挺羡慕的，还有的半开玩笑说来年要跟着他们一起去打工，更有的是父母到打工仔串门说是毕业要他们在外面帮找一份好差事。乡亲们朴素的愿望里含着自私，然而又有谁计较了，乡亲们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侍弄着土地，到头来只是填饱肚皮，哪比得上那些后生们出去打工来的快活来得光鲜。
过年是小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服，兜里的压岁钱；过年是墙上挂的红灯笼，贴的红对联。过年是全家人的团圆，是大人们难得的空闲。
在某种意义上，春节对于大人来说难得的空闲，尤其在农村，一年四季忙活，有做不完的事。于是趁着没开春，地里不需打点的这阵功夫，玩牌便成了乡亲们打发过年这段时间的最好方式，不管是在家，还是走亲戚，只要坐定够得四个人人便立马拉开牌局加上小小的赌资，不打到吃饭是决不罢休的，甚至是通宵达旦。那算不上赌博的些许的赌资，在牌友的口袋里轮流进进出出。有时，一个晚上下来也就是打个保本，玩牌在这里已衍变成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
乡亲们几乎很少看电视的新闻，特别是妇女们，饭后围着看的是被她们称为“正式节目”的连续剧，她们会早早地等待《情深深雨蒙蒙》的播放，也会为《康熙王朝》中容妃的遭遇流泪，她们更懂得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虽然她们不知道赵薇却对小燕子能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平时只要有人聚在一起聊的除了地里的活就是昨晚看了什么连续剧，用她们特有的玩笑闹着。现在电视机已十分普遍，不再是什么希罕物。VCD已有不少的数量，每次播放把音量调得很高，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而他们放的碟片多是自己买，然后交换着看，村子离租片店很远，租借不实惠。广西的《刘三姐》、《蠢子卖纱》和卓依婷的贺春歌系列在村里很是流行。那些通俗的接近白话的歌词唱出了乡亲的心声。
乡亲们不关心政治，对美国“9？11事件”死了那么多人也是听说传闻而已，更是很少有人知道中东流血冲突接连不断，和平进程步履艰难，印巴战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相反对哪个村子谁家打隧道发了财，市场上猪肉猪仔的价格多少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终年的生活在以村子为圆心，方圆不到十几里的狭小空间里，平时很少到更远的地方，又有什么兴趣去关心那风云变幻的政治呢？他们为的只是能过好生活，辛苦养的牲畜和种的庄稼能卖个好价钱。他们谈不上也不懂价值规律这抽象的理论，只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几年前四五块钱一斤的猪仔，如今还不到3元。更不会因为价钱低而就不养，用乡亲的话说，“养猪是明摆着划不来，不养又能干什么呢？没有本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言语透着无奈。
村口的梧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岁月悄无声息地流淌，小村十多年来一直平静地生活，繁衍着，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往往有时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很快就被传的沸沸扬扬，村子不大任何丁点的声音都会很快传播，东家的牛吃了西家地里的菜，西家的狗咬死丁家的鸡，免不了一阵大吵但不就又重归于好，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能一辈子板着脸。如今一件大事又在村子里传开了，就是明家的孩子明年考大学，而且成绩不错，大家都盼着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呢。
乡亲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着日子，没有纷争。
乡亲们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外面的世界改变着，悄然无声。
千里背尸还乡记
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
事情发生后，外界有的说老汉愚昧，有的夸他忠厚侠义，有人被他感动而落泪，有人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左家兵因何而死，李绍为为什么千里背尸？本报记者历时5天调查采访，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 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但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 2004年11月27日，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
上午10时，李绍为正在田里种油菜，村民李灵伟的老婆一路小跑来了，“快去我家接电话，找你的呀。”电话是三塘镇封其平打来的，“老李，去不去福建打工？挖电缆沟，轻轻松松的，一天有六七十块钱，包吃住，还包车费呢。”
封其平是一个小包工头，经常组织周围的村民外出打工，李绍为一听当时就心动了，“这个工待遇很好啊。”
“我去我去。”李绍为连声答应。
11月份离过年还有3个月，正是出门打工的季节，尽管今年61岁了，但李绍为一餐能吃6两米，两肩能扛200斤，出门打工是常事。放下电话，李绍为一溜烟跑到了左家兵家中，左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目不识丁，左家兵出门打工总是算不清工钱，被人欺负，后来，他就只跟着能写能算的李绍为出门了。左家兵的老婆陆淑梅一听，也乐坏了，“那我赶紧收拾行李，你回家等老左吧。”
10分钟后，两人就拎着一个旅行包、一个黄色编织袋上路了，包里装着换洗衣服，袋里是两床薄棉被，想到老板要包吃住、包车费，李绍为身上只带了50元，左家兵揣了20元。
从村里到镇上十多里路，搭乘摩托车要5元／人，两人都舍不得这钱，于是步行1个小时，再搭镇上1元／人的中巴车，赶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大树下等了20多分钟，封其平和另一个包工头谭跃兵带着14个人过来了。
“当时总觉得心里跳跳的，”李绍为后来告诉记者，“我从来没去过福建，太远了，又带着老左，这个责任大哦。” 在李绍为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出省干活。
火车票买回来了，从衡阳到广州的硬座，44元一张，到广州之后，转乘汽车至福建漳州，再转车到龙岩市。
在衡阳火车站候车时，他们碰到了几个去广州的打工仔，听说李绍为他们去福建挖电缆沟，那几人摇头，“我们干过的，那个活不好，还拿不到钱。”这话在人群中引起骚动，李绍为准备打退堂鼓，封其平急了，“饭都吃了，票都买了，怎么又不想去？莫听他们的杂言杂语，没有六七十块，我也保证一天有四五十块钱。”封其平还把那几个“散布谣言”的打工仔凶了一顿。
李绍为后来一直后悔，当时如果坚决一点，甚至咬咬牙把车费赔给包工头，就没有了后来的这场祸事，但当时想想，这么多人一起去，又是同乡，应该不至于上当受骗。 但一到达工地李绍为就开始后悔了：“第一锄头挖下去，哇，都是石头，根本挖不动，我就知道上当了。”工程的要求这时候也变了，“来之前说3元／米，深度不管，现在要求泥地挖80公分深，石头挖50公分深。”上工的第一天，每人分10米开挖，结果十多个小时下来，十多人的手，全都起泡了，手背也肿了，而最多的也只挖了8米。
“这个活没法干了，”当天晚上，10位民工一起商量，决定派老郑去和包工头谈判，“要么涨工资，要么我们都回家算了。” 协商的结果，包工头只愿将价格涨到3。5元／米，“愿干就干，不干就走人。”这时候，另一 批19人的民工队伍也到达工地，施工队伍达到30多人，但从当天起，陆续有人离开，过了几天，就只剩下了十多人。 李绍为也想回家，“活这么累，钱又少，宁愿自己掏钱也要回去啊。”可李绍为没钱，他和左家兵一共才70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