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 ;
方耀、卓兴,名在瑞麟推举的“粤东三大将”中,而疲玩塞责如此;参以左宗棠“骄怯有馀,朴勇不足”的考语,应属可信。瑞麟“概不查问”,让尽心王事的郭巡抚在一边干着急。郭嵩焘作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 的勇气,要求率军进驻惠州。瑞麟却加以指斥,并称要“整顿”巡抚,否则会激反武将。然则,郭嵩焘徒有谋国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种调和督、抚关系的权变之术;碰到事态激化,无力转圜,恼怒之下,遂只能托病求去。但是,中枢竟不批准他的辞呈,说:“览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饬”,并命左宗棠“就近将郭嵩焘所参各节确切访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 。
辞职要受“申饬”,藏拙要被“访查”,当官当成这样,真不如回家烤红薯来得自在。而奉命调查之人恰是“假公济私”的左宗棠,公牍私函之间,二人何以为情?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纯刚与至柔
左宗棠和曾国藩对待天子 赐予“极权”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谓“极权”,即在非常时期授予地区长官超乎本职事权的权限,一般表现形式为节制数省军务、吏事。咸丰十一年,谕令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曾国藩再辞不获。同治四年,又让他节制直、鲁、豫三省,他四次固辞,终于蒙混过去。第三、四次辞命时还有个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辞摺中说,倘不蒙批准,“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 ;随后,又耍了个消极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戏,惹得“圣慈”哭笑不得,说:
“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慈禧眼明心细,一下就看出曾国藩“藉此获咎”、不想承担“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狯,行迹如薄情男子;谕旨措辞,则逼肖怨妇口吻。两厢对照,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次辞任,曾国藩实有调度不灵的苦衷;随同“剿捻”者几乎都是淮军人马,更愿接受李鸿章的统率,而不听奉他的号令。不过,与咸丰末那次辞任一样,曾国藩对待权力的态度非常谨慎,秉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圣训,追求一种不居其名、能行其实的境界。咸丰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权专一的“实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馀;再度出山后,汲取教训,一心讲求敬慎畏惧之学,终于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则一反其道而行之,却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其中奥妙,不可不参详一番。而且,不将这个道理说分明,继续讲述左、郭情事,才疏笔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从何著手的困惑。
道不可知,其在迹乎?我们先看一封作于咸丰四年闰七月间的信,看能否辨认出左宗棠纯以至刚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之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宿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批髮入山,誓不复出矣” ;
左宗棠于是年三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四月,来犯之太平军败于湘潭。七月,湘军在岳阳大胜。随后,湘军出湖南援湖北,开始了十年的东征 。曾国藩汇保两次战役有功人员,准备列上左宗棠的名字。“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武侯”,诸葛亮也,左宗棠素以诸葛亮自我期许,故自称“武侯”。“蓝顶”,四品官帽顶以蓝宝石为饰;“花翎”,有功者蒙恩特赏之孔雀翎,也是官帽饰物。然则,曾国藩原计划保举左宗棠为知府(从四品),并求赏戴花翎。去年五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以“防守湖南”功(即信中所谓长沙防守、浏阳剿匪之功),得旨以同知直隶州(正五品)用。湘军克复岳阳,抚署并未与谋,此时,左宗棠个人也未直接介入湘军的后勤事务,曾国藩却替左宗棠申请晋级,可谓是贿恩市德的不正之风。此前,曾国藩因不通人情、不晓时务兼且不明战事,被他嘲笑为“猪子” 、“书憨” (书面语则为“质厚”),怎么一胜以后,立即就学会了这些歪门邪道?因此,他猜测这个歪点子必出自“喜任术,善牢笼”的胡林翼,而煽风点火者则为郭家嵩焘、崑焘两兄弟(即信中“两诸葛”)。左宗棠既自称“武侯”,则不仅在经济之学上向诸葛亮看齐,行藏用舍这些人生大关节必也以诸葛亮为榜样。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则徐的赏识,皆许之为“绝世奇才”,但科场三次败北,令他官兴阑珊,遂退归家山,以务农、教读为事,俨然“躬耕于南阳”的“卧龙”。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慕左先生大名,数次“遣使持币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俨然是三顾茅庐以后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则,半品之加,一翎之赏,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况来路不正,迹近交易,正所谓“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所以,他一开始就要严词拒绝,说“大非(朋友)相处之道”了。
但是,此信的重点,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过区区一介之廉,不足以说明他的志向和原则。“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这句话,必出于实干家之口,亦只会出于真能办事者之口。知县为亲民之官,即今日所谓基层党(政)组织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对百姓来说,知县就是可以触知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于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对中央来说,知县就是可以量化的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统计样本,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则,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畅,知县之为用大矣哉!然则,知县之得人与否,关于国计民生者,岂可忽哉!了解一下清代在举人中“大挑知县”的程序,即知其时政府对知县人选的重视:
“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三人)既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馀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 ;
举人,在科举制国家中,绝对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选知县,中签率竟只有15%(二十选三)。由此可知,清代知县的平均素质非常高。冒昧一点说,今日吾国公务员,就平均素质而言,不可能比得上当日的举人 ,然则分别从两个候选团体里挑选出来的亲民官,其素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清代中后期捐纳之风大开,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类职位也能合法购得,遑论知县;由此,清朝政府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破坏。像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那种程度严重到动摇国本的起义接连发生,不能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知县——的选拔制度受到极大破坏的恶果。今日报章不屡云某处买官某处卖官么?较之清代捐纳,其合法非法则异,其害民误国则同,为政者亟当凛之戒之。当然,这是题外话,点到即止。
正因为认识到知县才能的难得,正因为认识到知县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会说“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当然,真能胜任知县者,其能力必不限于一县;若一为知县,终身知县,那整个国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个设计合理、运行顺畅的文官制度中,称职的县官必能通过正常渠道逐级晋升,由县府而道司而督抚部院乃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调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说“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县最见功力也堪称握有实权,知县做好了,尚须经过州府道司等职位的历练,用来熟悉行政程序,才能为“展布”自己的谋国治民之策。所谓“非一蹴所能得”,并非说他只能走极端,不作牛头,就做鸡头;而是说他也承认伯牛前述的升级阶梯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那么,回到最开始引用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于通过人微言轻(其时彼刚入幕,尚未如后来数年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也)时的表现,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风格,是否始终偏于刚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禄,是为刚。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体办事为标的,无所介意于官阶之高卑,是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术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乡兼亲家郭氏兄弟“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是亦为刚为直。身处半品闲职、几根鸟毛之际,毫不苟且,不惜为微咎小眚破坏友朋间的和衷之道,当彼兵凶饷急、千钧一发之时,他会借此机会私而忘公、修怨报复么?
六、相期无负平生(下)挽联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 。
人死了,就得准备灵堂。布置灵堂,除了皇帝追封赐谥的诏令,最重要的就是生前友好书赠的挽联。曾国藩一生好写对联,尤其重视挽联,全集中就收录了七十七幅挽联,凡上官下僚,亲朋戚友,不论贵贱寿殇,横死善终,一概挽之。集中排在最后的挽联,是写给一个
妓女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个妓女的名字,就嵌在联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猜一猜她的芳名。挽联固然是小道,但是不刻苦锤炼,也写不出上品。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就苦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落空。可是,活人都忌讳死,谁愿意触这种霉头呢?于是,他得偷偷的写,不敢让人发现。不幸的是,坏事干多了,总会有暴露的一天。某年新春,好朋友汤鹏到曾寓拜年,延入书房聊天,汤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新作的诗文,便要拿来看看。岂料这不是诗文稿,而是挽联稿,曾国藩死死护住,怎么也不给看。汤鹏跟他熟络的很,也不顾礼节,一把抢将过来,只见包括本人在内不下十几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国藩“敬挽”了一番。新正吉日,吉祥话没开场,竟先看见一篇“悼词”,那还不勃然大怒?于是拂衣而去,自此断交。同时,江忠源在北京,笃于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一定亲自或者派人护送其尸骨还乡;时人便撮合两人事迹,造了两句广告词:“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俨然视二人为殡仪服务公司的东主了 。
现在,轮到他人“敬挽”曾国藩了。众多挽联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左宗棠写的那一幅。曾左不和,早就是官场、乡里公开的谈资,左宗棠又是一贯不假颜色的直性子,正在甘肃平乱的他会寄来一幅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