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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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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如此,则“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这是“必不可改者”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 ,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分统” ,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 和“楚军” ,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    
      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从中调解 ,二人都不愿意委曲求全 ,终成决裂之局。勉强折衷的结果:骆秉章全额保留王錱的军队,专司防省之用。曾国藩另行委派林源恩、邹吉琦等人募勇,补足十营之数。罗泽南因此退出东征大军,驻留衡阳剿匪 。    
      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合作不到一年,就此分手。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猪子出得湖

      “出得湖”是湖南土话。湖,指洞庭湖。湖南是个内陆省份,向外四个方向,只有北面的洞庭湖交通最为便利。过了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是秀丽的江南;逆流而上,是富庶的四川。渡江而北,无数读书人、野心家就此踏上功名之路,去实现那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光荣与梦想。这些可能性,只有渡过洞庭,才会呈现。所以,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已经有所蓄积,可以大展身手、拳打脚踢一番了。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兵勇及长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北上,这次的路线是度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直奔太平天国的      
    首都——金陵。他能“出得湖”么?    
      起兵前夜,曾国藩写了一篇《讨粤匪檄》,沿路贴发,大造声势。檄文墨迹未干,“粤匪”的西征军已于正月间攻克汉口、汉阳,分兵南下,破岳阳,扫荡湘阴、宁乡,夺据乔口、靖港,挡住了曾国藩出湖的必经之路。入侵的太平军,就像一个考官,专程前来测验曾国藩的“出湖指数”,以及刚刚组建的湘军水师。    
      靖港距长沙不到三十公里,在湘江西岸,尽得水陆进兵之便:西则益阳、宁乡,北则湘阴,南则长沙、湘潭,俱可瞬息而至。但是此时太平军的“水师”,都是用抢来的民船草草改造而成,兵勇未经训练,亦无战术可言,实在比不上湘军的水师 。所以,三月二十六日,湘军水师驶赴靖港,“上下往复,周而复始” ,打了第一个小胜仗。太平军败退,随即分兵从陆路绕道宁乡,转攻湘潭,为上下夹攻长沙之计。曾国藩召集诸人定计:塔齐布率陆军八营,褚汝航、彭玉麟率水师五营,南下追剿。曾国藩亲统剩馀水师五营及亲兵二营,第二日跟进 。褚、彭水师出发后,长沙城中人心惶惶,生怕曾国藩明日跟去,城防空虚,靖港之敌即来进攻。于是,四月一日夜,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靖港太平军人数不多,不如明天先把他们赶走,再去湘潭。并承诺派遣长沙团练随军助剿。曾国藩也怕湘潭久攻不下,靖港之敌危及省城,所以临时变计,明日改攻靖港。当时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曾国藩手下水陆兵勇合计有三千多人,实力对比明显占优。唯一不足,就是没有人临阵指挥;曾国藩仗着船坚兵众,认为几百匪类不值一剿,师船一至,必定望风而溃。所以,他决定实战指挥,享受一次书生杀敌的快感。很不幸,他的处女作以完败收场,以少胜多的快感奉献给了太平军。    
      四月二日清晨,率队出发。中午,船队逼近“贼屯”。立脚未稳,布置未定,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南风,吹得战船顺流急下,直奔敌营而去。敌军岸炮齐发。风猛水急,战船失控,不能后退,多被击中。趁着慌乱,敌军划出二百多艘小舢板,绕战船四周,火烧枪击。水勇纷纷弃船逃跑,或将战船凿沉,“恐以资贼”,有幸逃回的残部退守到对岸铜官渚。见水师不利,曾国藩亲率陆军往攻,以团练为前锋。刚过浮桥,敌军出队截击。团练勉强可以守碉堡、护城墙,执抢互射、挥刀对砍,实非所长,于是,见敌即“反奔”。兵败如山倒;看见团练“反奔”,湘军士兵也扯起脚就跑,争抢浮桥。浮桥用门板、床板搭建,勇丁一拥而上,浮桥立即踏坏,淹毙踩死一百多。曾国藩短衣仗剑,在岸边竖起令旗,大喝:“过旗者斩”。估计噪音太大,众勇听不真切,“皆绕从旗旁过”。曾国藩羞愤难当,仰天长叹,“愤而投水者两次”,都被亲兵章寿麟救起。事不过三,湘江不能再跳,只好收拾残众,回泊南湖港。    
      回船以后,曾国藩“其志仍在必死” ,乃召集幕友李元度、陈士杰,吩咐后事:代作遗摺,与《讨粤匪檄》一起“进呈御览” ;“赶紧送灵柩回家”,所得丧仪,除棺材成本、运费外,全部移交粮台 。交待完毕,就要自裁(伯牛案:死法如何,文献不足征,未能确定)。李、陈拼命阻止,拉拉扯扯,僵持许久。恰在此时,收到克服湘潭的捷报,向死之志才稍微摇动。左宗棠“缒城出视之”,到船上一看,曾国藩还穿着湿衣湿裤,“污泥满身”,“气息奄然”,不禁哈哈大笑,赞道:“好像猪子” 。突兀之下,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试着阐释一下。往雅里入手,则怀疑他谐音“朱子”。不过在下固陋,实在想不起朱文公什么时候出现在相似的场景中。不能入雅,只好入俗。大概“猪子”是比较文雅的说法,记述者已经失真。根据湖南人的口语习惯,左宗棠当天说的应该是:“好像个猪崽子”。乡俗:单说“猪”字,纯属骂人,而在较为熟悉的人之间,称呼为“猪崽子”,则往往糅合怪责、怜悯两重意思。曾国藩私自变计,自取其辱,应该责怪;但是全局未坏,斯人憔悴,实属可怜。再加上一身尽湿,泥渍斑斑,形状上也有几分神似,所以左宗棠脱口而出“猪崽子”,试图藉此缓和气氛,让灰心丧气的曾国藩能够“破涕成笑”,重振精神。    
      随后的几天,曾国藩移驾南门外妙高峰寺,杜门思过。作为统帅,此役收复湘潭,敌军北逃,“毙贼近万”(主要指宁乡和湘潭两个战场),“所获旗帜器械无算”,解散被挟持的百姓“约以万计” ,无疑是大功一件。但是,作为实际参战人员,指挥失当,号令不行,战船损失三分之一,士兵伤亡逃跑大半,实在又是大罪一条。于是,在和提督、巡抚会衔合奏以外,独上一摺,“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并请另派大臣总统此军 。而长沙城内传来消息,藩司、臬司等人向骆秉章建议“罢遣曾军”,“语倨妄甚”,骆表态:“且待之” 。所“待”者,无非是奏折递上后皇帝的批谕;如果中央有意追究,则无妨落井下石;如果“天恩浩荡”,不予穷责,也不妨作个顺水人情。省城官吏可以两待,曾国藩却是度日如年,一天不下旨,就一天不安生。从四月十二日拜发奏摺到五月八日接奉谕旨,二十多天里,曾国藩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甚至拟了一封遗摺 ,再起自杀之念 。全赖李元度“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 ,左宗棠也每日过来“絮聒”慰解,他才挺过这个初夏,没干傻事。    
      五月八日,旨下。立功人员俱受嘉奖;曾国藩“即行革职”,“带罪自效”;鲍起豹身为最高军事指挥官,仅仅列衔会奏,竟不参战,“着即革职”;塔齐布署理湖南提督。这条谕旨赏功罚过,是非不紊。湘潭战役获胜,参战人员获得保举等奖励,是赏功。曾国藩轻出浪战,损兵折将,革职而不剥夺领导权,是罚过。地方军务负责人鲍起豹在这次省城保卫战中竟未派兵出战,也不参与指挥,尸位素餐,“着即革职”,就是是非不紊了。皇帝并不知道此前长沙城中发生的提督和钦差之间的风波,仅仅根据提督会衔而未参战的蛛丝马迹,就作出临阵换将的决策,无意中替曾国藩出了一口恶气。而在城中官吏看来,此次突如其来的人事任免,无疑是曾国藩在北京进行“活动”的结果,所以大为“惭沮”,觉得曾大人朝中后台硬不可言,以后少惹为妙。    
      其实,曾国藩此次并未进行任何“非组织活动”。本年军机处以奕訢、祁寯藻领班。奕訢和曾并无私交。曾国藩于祁寯藻虽有问学从游之举,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祁不仅不是曾的奥援,甚至还有意压制他 。所以,处理得当,大部分功劳要归于皇帝本人 。咸丰死前一两年名声不好,但是执政前期、中期的表现都算得上中规中矩,勤政忧国。只是点儿太背,一上台就得面对五十年积渐而成的“制度性衰退”以及太平天国起义、英法入侵激化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在忧愤交加中消磨掉十年的执政岁月,一无所称 。如果非要说曾国藩在朝廷中傍到粗腿的话,最粗的那条腿倒不是别人,而是这位一直郁闷的当朝天子。    
      不过,七月在岳阳城陵矶,湘军水师又犯了和靖港之役相同的错误: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于是,同样一阵南风,断送了水师中排名头甲的三位大将,和几十艘征痕初染的战船。值得欣慰的是,两次失败终于换来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发现了水师行军必须遵守的规律:逆风逆流,最利水师攻战;其次则顺流逆风;最忌顺风顺水。道理一经点透,十分简单。顺风顺水,战船前进固然疾驰如飞,但是有进无退,路线单一,稍有挫失,就陷入敌军重围,船炮发挥不出威力,兵力更形单弱,必致溃败。逆流逆风,则前进稍慢,但是方向、节奏、阵形的主动权都操之在我,船炮的威力也可以充分发挥。要退军的话,则变为顺风顺水,以专业战船的素质,肯定能跑过太平军的改装商船。如此,则胜算大增,风险大减。掌握了这条规则,随之应用于岳阳、武昌、长江的几个战役,就都获得大胜。投入产出相较,成本控制还算合理。    
      岳阳失利二个月后,收复武昌、汉阳,击毙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十月,大捷于田家镇,杀敌万人,破坏、缴获船只四千多艘 。十一月,一直杀到九江城下。    
    


二、祺祥故事文宗继位异闻

      皇帝家中,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皇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王奕訢。    
      咸丰帝奕裕堑拦獾谒淖樱仍D排行老六。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遵守立储家法,立      
    奕裕樱拿中丛诨歧鄙希懿仄鹄础6仍D天姿颖异,越来越招人疼爱,道光就有些后悔不该立了奕裕鎏樱凹肝岬照呤薄=朗保雒啻⒏缃G『棉仍}到寝门请安,“闻命惶恐”,赶忙跑到床前察看动静。道光见奕訢没来,奕裕戳耍痪跏⑽⑻酒浣ト牖杳裕匀徊欢洗倭⒏缃4仍D赶到,他却已经咽了气,想说什么,谁也听不着了。这个“异闻”颇类似“戏说”,因为正史记载,道光死前,召来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十人,开启保险箱,展示了四年前写好的手诏:“皇四子立为皇太子” 。政务公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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