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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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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要加试外语,校长急了,要为毕业班临时突击补课。问遍全县上下,只有张先生一人懂英语。 
  他一生没有这么兴奋过。央请隔壁大娘为他整治出一套干净适体的服装,立即翻山越岭,向县城赶去。 
  对一群乡村孩子,要在五个月内从字母开始,突击补课到应付高考水平,实在艰难。但是,无论别人还是他,都极有信心,理由很简单,他是美国留学生。县中里学历最高的教师,也只是中师毕业。 
  开头一切还算顺利,到第四个星期却出了问题。那天,课文中有一句We all love Chairman Mao,他围绕着常用词love,补充了一些解释。他讲解道,这个词最普通的含义,乃是爱情。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爱是人的生命。 
  当他兴致勃勃地从黑板上回过身来,整个课堂的气氛变得十分怪异。女学生全都红脸低头,几个男学生扭歪了脸,傻看着他发愕。突然,不知哪个学生先笑出声来,随即全班爆发出无法遏止的笑声。张先生惊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检查有没有写错了字,随即又摸了摸头,持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笑声更响了,40几张年轻的嘴全都张开着,抖动着,笑着他,笑着黑板,笑着爱,震耳欲聋。这天的课无法讲完了,第二天他刚刚走进教室,笑声又起,他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钟就出来了,来到校长办公室,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要回乡休息。 
  这一年,整个县中没有一人能考上大学。 
  张先生回家后立即脱下了那身干净服装,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砚台,重新以写字为生。四乡的人们觉得他命运不好,不再请他写结婚对联,他唯一可写的,只是墓碑。 
  据风水先生说,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他的字,以柳公权为骨,以苏东坡为肌,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十分惹目。外地客人来到此山,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树野花忘了,把溪涧飞瀑忘了,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铭之于石,传之不朽。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他好喝酒,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字迹更见飞动,因此,乡间请他写墓碑,从不忘了带酒,另备酒肴三五碟。通常,乡人进屋后,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让张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待到喝得满脸酡红,笑眯眯地站起身来,也不试笔,只是握笔凝神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乡人带来的酒,每次都在5斤以上,可供张先生喝几天。附近几家酿酒作坊,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后来竟把他的评语,作为互相竞争的标准,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酒坛,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大家嫌“张先生”的称呼过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乐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酒定名为酒公酒,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 
  前年深秋,我回家乡游玩,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支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一番。可怜被他慰抚的人,既不懂逻辑,也不懂书法,于是,连墓碑上的书法,也无限寂寞。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 
  在美国,在上海,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祖先的山。没想到,他一生履历的终结,是越来越多的墓碑。人总要死,墓很难坍,长此以往,家乡的天地将会多么可怕!我相信,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他在笔墨酣畅地描画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 
  偶尔,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八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题为《笑的忏悔》。起初只觉题目奇特,一读下去,他不禁心跳剧烈。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笔。文章是一封写给中学同班同学的公开信,作者询问老同学们是否都有同感:当自己品尝过了爱的甜苦,经历过了人生的波澜,现在正与孩子一起苦记着外语单词的时候,都会为一次愚蠢透顶的傻笑深深羞愧? 
  张先生那天离开酿酒作坊时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两天后,他找到乡村小学的负责人,要求讲点课,不要报酬。 
  他实在是命运险恶。才教课三个月,一次台风,把陈旧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在上课,拐着腿拉出了几个学生,自已被压在下面,从此,他的下肢完全瘫痪,手也不能写字了。 
  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如没有可能,就写一幅“酒公张先生之墓”。绝不能把名字写上,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对祖宗,也愧对美国、上海的师友亲朋。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滤。 
  我问他小字碑文该如何写,他神情严肃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来: 
   
  酒公张先生,不知籍贯,不知名号,亦不知其祖宗世谱,只知其身后无嗣,孑然一人。少习西学,长而废弃,颠沛流荡,投靠无门。一身弱骨,或踟蹰于文士雅集,或颤慑于强人恶手,或惊恐于新世问诘,或惶愧于。幼者哄笑,栖栖遑遑,了无定夺。释儒道皆无深缘,真善美尽数失落,终以浊酒、败墨、残肢、墓碑、编织老境。一生无甚德守,亦无甚恶行,耄年回首,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徒费孜孜攻读、矻矻苦吟。呜呼!故国神州,等莘学子,愿如此潦倒颓败者,唯张先生一人。 

  述毕,老泪纵横。我当时就说,如此悲凉的文词,我是不愿意书写的。 
  张先生终于跛着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现在,我书写的七宁墓碑,正树立在状元坟,树立在层层墓碑的包围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笔墨。他竭力讳避家族世谱,但三个坟,状元、张老先生和他的,安然并列,连成一线,像是默默地作着他曾热衷过的逻辑证明。不管怎么说,这也算给故乡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老屋窗口



  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给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昨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低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摩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扒在窗口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里蠕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台?是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还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了整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这对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线。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熔化了。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 
  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 
  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诺,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6岁,她比我大10岁,同上着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透透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 
  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远不止两位女性。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已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女孩到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河英准备了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刹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声“跟我走”,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记述,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们都不姓余,但点名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在经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责任。哪部小说、戏曲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险象环生?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这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这些完全来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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