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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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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个闹市区游逛,朋友突然想要去银行取款,我懒得陪他过马路,就在这边街口等。刚等一会儿就觉得无聊,开始打量起店铺来了。身后正好是一家中药店,才探头,一股甘草、薄荷和其他种种药材相交糅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一种再亲切不过的香味。在中国,不管你到了多么僻远的小镇,总能找到一两家小小的中药店。都是这股气味,一闻到就放心了,好像长途苦旅找到了一个健康保证,尽管并不去买什么药。这股气味,把中国人的身体状况、阴阳气血,组织成一种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飘洒得悠悠扬扬。我觉得,没有比站在中药店里更能自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会有这个感觉,但那太高雅,太脱离世俗。不像在中药店,几乎和一切中国人有关,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样真切,就像直接从无数同胞的身心中散发出来的,整个儿把你笼罩。 
  很想多闻一会儿,但新加坡商店的营业员都很殷勤,你刚有点驻足的意思他们就迎过来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点什么由头。正好,药店深处有一堵短墙,墙侧放一张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边上翻书,他头旁的墙上贴着字幅,说明他是“随堂中医”。这种在一家药店摆张桌子行医的医生,过去中国也很多,后来不知怎么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当然还是到医院去妥当,但大数的小毛小病请这种随堂医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着堂而皇之地到大医院去挂号、预检、排队、问诊、配药、付款,一关一关走得人真地生起病来。我在这位老医生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用轻松的口气说:“医生,我没什么病,只是才来南洋几个月,总觉得有点内热。” 
  这是真的,我所说的“热”不是西医里的fever,体温很正常,根本没有发烧。如果说给西医听,多半会被赶出来,只能说给中医听,他们才懂。这位老中医会怎么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让他按脉,并且张开嘴让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点热。”他说。于是开药方,他用握毛笔的手法握着钢笔直行书写,故意在撤捺之间发挥一下,七分认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医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时候,你的目光应该既赞叹又佩服地看着他的那枝笔,这比说任何感谢的话都强。 
  正事很快办完了,我拿起药方要去取药,老医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说:“不忙,过会儿我去取。先生从国内来?府上在哪里?”这里年老的华人不习惯说“从中国来”,而是说“从国内来”,光这么一个说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会儿了。他显然也是想与我聊一会儿。我转头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东张西望找我,赶紧出去说明情况。朋友说:“那你们就好好谈一会儿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级市场买点东西。” 
  老医生是客家人,年轻时离开中国大陆,曾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行医,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时东问西闯不在乎,年纪一过50就没完没了地想起老家来。”他说,“变成一个长长的梦,越做越离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这时候,要是不回去,就会变成一种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紧张。那些天也不行医了,成天扳着手指回忆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么多年没回去,礼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国人嘛,一村就像一个大家。” 
  “我就这样肩扛、手提、背驮,拖拖拉拉地带着一大批礼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国海关遇到了麻烦,因为太像一个走私犯了。我与几个年轻的海关人员说了半天,说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诞老人,分发礼物去了。海关人员愕愕地看着我。” 
  “我又说,其实这些礼物送给谁,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还能认识几个?你们收下也可以,我的心尽了。我说的是真话,但海关人员以为我在讽刺他们,非常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他们这么年轻,哪会理解老华侨疯疯癫癫的一片痴心?最后我只得与他们商量,有没有年老的负责人出来与我谈一谈。他们真的找来一位,没谈几句,全都理解了。很快办了手续,放了我这位圣诞老人。” 
  “接着是一路转车换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总也叙不起来。” 
  “屋后那座山,应该是翠绿的,却找不到几棵像样的树了。我左看右看,有点疑惑,也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几十年翠绿色的梦褪了颜色了,我该回来了。” 
  “但回来刚安定下几个月,又想念了。梦还在做,变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牵肠挂肚。于是再筹划回去一次。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一共已经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点懊丧,回来后很快又想念,颠来倒去,着了魔一般。” 
  “从去年开始,我与此地几个同乡华侨商议,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到今年已筹到20万,上个月我又回去了,与地方上谈办小学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欢多谈校舍设计和教师聘用,喜欢谈钱。” 
  “现在我的气又消了。钱不够就再多筹一点吧,只要小学能办起来。” 
  老医生就这样缓缓地给我说着。他抱歉地解释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说这样的话。说给儿孙们听吧,儿孙们讥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单相思;说给这儿的同乡华侨听吧,又怕筹不到款,他只能在筹款对象面前拼命说家乡可爱。他把许多话留在嘴里,留得难受了,就吐给了我,一个素昧平生却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国人。除了感动得有点慌乱的目光,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哪怕是几句比较得体的话。 
  老医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学生的课桌那么大,这是自然的,药店本身就不大,匀不出那么多地方给随堂医生。桌上放着几本早就翻旧了的中医书籍。他与我讲话时不断请我原谅,说占了我的时间。最后在要不要付医药费的问题上又与我争执起来。我恳求他按照正常计价收取医药费,他终于算出来了,一共8元。报了这个低廉的数字,他还连声说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个小时,没见另外有人来找他看病,可见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为我是华侨富商,哪儿啊。你看我这,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的语气带着腼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

  本地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70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30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78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粗划黑体,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刊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才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身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水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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