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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子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赫利希不满地问道。林奇解释说索南瑟尔是去传唤里克。“现在我们要调查这个人。”林奇说。
里克来到赫利希的办公室，索南瑟尔把传票递给他。里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索南瑟尔冷冷地看着他。
传票上林林总总列了一百零二项内容，要求里克提供电话纪录、信用卡费用和佣金账户等方面的情况，并要求了解关于许多人的信息，下面列出了那些人的名字，里克只认识其中的威尔基斯。
从晚上9点到午夜，里克按照传票上的项目一一作答。其中95％的问题他都可以如实回答，这使他获得了一些信心。他说他与利文是一般的社交关系，两人认识很多年了，在一些业务上共过事。但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信息。
星期一上午11点，里克刚刚看完了ＮＬ工业公司发布的一篇新闻稿，把脚架在旁边的一张空闲桌子上，若有所思地坐着。这时，他的朋友佩多威兹打电话叫他过去，然后提出带他去会议室开一个会。他们到会议室时，伯纳德·纳斯鲍姆、沃克泰尔和阿伦·马丁三位合伙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三个以前都当过检察官。里克一看到这个阵势，不由自言自语道：“真相调查组来了。”
虽然里克认识到这些当过检察官的合伙人们不会以“检察官－客户”的特权保护他，但他仍不愿听从他们的建议雇一位律师。缺乏支持使他很伤心。他说他想听听他们了解的情况。这些合伙人们便向他讲起利文的供词，里克边听边狂躁地在一个纸板上胡乱地画着。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消息，并称即使无意为之也没有。这些合伙人们接着告诉里克，利文的另一个同案者向政府供称，他知道利文在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线人。
里克非常震惊。利文曾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他的身份的，怎么会背叛了他？里克第一次开始感到周围的世界要坍塌了。他紧张、慌乱，接着开始哭泣起来。这些合伙人再次敦促他找一位律师。
他仍然拒绝找律师。该吃午饭了，大家给里克带来了三明治，但他一口也没吃。然后，这些合伙人改变了方法。他们提醒里克说，过去一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坚定地支持他，如果他说谎，他们的声誉会受到影响。难道他要辜负他们——甚至他的恩师利普顿吗？里克又开始哭起来。当他平静下来时，给大家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不顺和在交友上的困难。这些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最后，他振作起来，说要考虑五分钟。他试图在纸板上列出讲实情的好处和坏处，但坏处一条也写不出来。他猛然意识到，不能再向这些合伙人们隐瞒实情了。
下午2点半左右，在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询问和讨论之后，里克终于把实情都掏了出来。他说完后，这些合伙人遗憾地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里克在回答中提到友谊，提到孤独，也提到钱，但他的语气飘忽不定。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里克最后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名叫罗伯特·莫维洛。1981年，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前合伙人卡洛·弗洛伦蒂诺因内幕交易被起诉时，莫维洛就担任弗洛伦蒂诺的辩护律师。里克辞去了他钟爱的事务所合伙人身份。如果说威尔基斯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有限的话，里克的余地就更少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牵涉。
里克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被控两项罪行。一个星期后，即10月9日，里克表示认罪。同时，他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款48．5万美元，个人只留下曼哈顿西区的房子、一辆汽车和1万美元。和威尔基斯一样，里克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他和威尔基斯一起被送进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联邦监狱。
1987年2月20日，对利文的宣判在位于纽约郊区怀特普林斯的联邦法院举行，杰拉德·戈特尔担任宣判法官。数百名记者和旁观者挤满了法院外面的街道，警察骑着马在人群前面维持秩序。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开过来了，警察从人群中给它开出一条通道，车里坐着利文和他的律师，还有他的家人。法庭地方显得太小，装不下这么多人，很多记者不得不在室外凛冽的寒风里站着。
利曼请求法庭宽恕利文，他说：“法官阁下，他已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一个人见人躲的人，处境如此堪怜者在下前所未见。丹尼斯·利文的名字将总是与内幕交易联系在一起，成为这种犯罪的代名词。”
利文身穿一件老式灰色条纹西服，以平淡的声调宣读一份声明。声明中说，“我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我已汲取了教训”；“我深感内疚，羞愧难当”。声明中还提到他的家人：“是他们的爱和支持使我捱过了这段困难的日子。”
然而，受法庭指派审查利文财产的律师谢尔登·戈德法布对利文的财产情况提出了质疑。他对利文过去六年多来所获收入和资产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审核，发现有几十万美元去向不明。利文声称这些钱是他在巴哈马赌场输掉了，但戈德法布表示怀疑。利文的哥哥罗伯特据信多次陪利文去巴哈马，但他没有回忆起利文输钱的事，而且说话模棱两可，而利文本人则拒绝回答关于赌博输钱的问题。戈德法布在呈给法庭的最后报告中表示，他怀疑利文设法隐藏了一大笔钱。
但公诉人对利文的表现表示满意，他们正在根据利文提供的情况谋求更大的目标。戈特尔法官对利文的合作印象更深，他在判决说明中表示：“他承认有罪，并与政府进行了合作……他的合作的确卓有成效。通过他提供的信息，华尔街上的一个贼窝整个暴露了出来。”最后，法官宣布判处利文两年监禁，并在原有罚款1160万美元之外，加罚36．2万美元。
“游戏”结束了。
第五章
“大鱼”还在后面（1）
1986年7月下旬，即在利文被逮捕后两个月多一点，布斯基飞往贝弗利山去找米尔肯。两人坐在米尔肯家的水池边窃窃私语。利文的被捕对他们两人震动很大，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的执法力度之强出乎他们的意料。米尔肯警告布斯基，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们最好限制交易。布斯基欣然同意。
他们还谈论起那笔530万美元的所谓“咨询费”，这笔钱弄不好会给他们招来麻烦。两人决定想办法使他们的虚假解释自圆其说。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以多做些文件，以在表面上表现出该公司在布斯基收购圣芭芭拉金融公司和斯科特和费泽尔公司等没有结果的交易上替他做过研究，提供过咨询。但他们的会计记录（即瑟内尔和穆拉迪安一起做的平账材料）怎么办？这些东西必须销毁。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布斯基返回纽约。他一回到办公室就给在公司原址上班的穆拉迪安打电话。
“我是伊凡。”布斯基神秘兮兮地说，“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穆拉迪安不知道布斯基要搞什么名堂。他和布斯基一天打两三次电话，有什么事电话里就说了，很少有需要面对面谈的。更奇怪的是，布斯基还要穆拉迪安到西52街的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见他。这里是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密谈的地方。
虽然店里几乎没什么人，布斯基还要带穆拉迪安到楼下一层，选一个较偏的地方坐下来。他压低声音对穆拉迪安说，他今天要说的事情穆拉迪安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对第三个人讲。穆拉迪安同意地点了点头。
“德莱克赛尔的那些账表还在吗？”布斯基耳语道。穆拉迪安觉得耳语说话怪可笑的，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别人。
“在。”穆拉迪安以正常声音说。
“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布斯基问，仍然是耳语。
“在我的办公室里。”穆拉迪安回答。
布斯基倚着桌子，把脸贴过来，都快碰着了穆拉迪安的鼻子。“把它们销毁。”他说。
8月中旬，华尔街上各公司出去暑休的人基本上都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汉普顿斯、康涅狄格乡下或欧洲，只有一些基本的交易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在公司留守。林奇和卡伯里感到，他们要休假也必须赶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间不大会有重要情况发生，比较能脱得开身。于是，卡伯里和妻子开始了计划了很久的英国之行。林奇和家人一起开车前往缅因州的友谊城，这是位于佩诺布斯科特湾的一个小城。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所木棚屋，以前夏天度假也来过几次。
林奇想借休假好好放松一下。这段时间他真是太忙了，甚至在利文于5月份被捕以前，各种紧张、烦扰的事情就开始接踵而来。虽说现在是放松的时候，但关于布斯基的问题却总是不时地往林奇的脑子里钻。布斯基的问题可能是一起大案，而且会比林奇想像的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布斯基是个名闻遐迩的套利人，甚至证券业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林奇也知道布斯基的神话，而且现在了解的更多了。他和卡伯里自从利文招供以来几乎每天电话联系。他们看了布斯基写的《合并热》一书，并在电脑上把每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文章都探索、整理出来，包括曾让西格尔惴惴不安的《洛杉矶时报》和《财富》上的那两篇文章。他们还研究了布斯基提交的数量繁多的13－Ｄ报告。这些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在证交会和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也是保密的。
林奇知道，即使有利文的合作，查布斯基的问题也不容易。他一直觉得，查找套利人进行内幕交易的证据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交易都是根据各种消息和市场信息进行的。布斯基在多数收购案中都进行了大量交易，他会宣称他在交易中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合法的，而且他的合法信息确实会有很多。尽管如此，林奇根据本能决定继续加紧对布斯基的调查，甚至决定对他立案审理，尽管可能会输。
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了继续对布斯基进行调查的决定。第一步，证交会执法处的律师在8月初准备了一份内容详尽的传票，发给了布斯基。传票要求布斯基接受讯问，并提供各种文件和交易记录。同时，传票上的问题设计显现出足够的布斯基被利文牵连的特征，使布斯基从中认识到利文已经把他供了出来。到林奇结束休假返回的时候，布斯基回复传票的时间就要到了，届时可能会出现有趣的事情。林奇预计将会发生一场广泛持久、艰苦卓绝的战斗，而这种战斗可能是执法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8月26日，星期二，林奇和家人从外面回到度假屋，发现一条哈维·皮特发来的电话信息。皮特怎么会把电话追到这儿来？林奇有几分不悦，觉得受到了烦扰，但他还是马上把电话回过去，皮特这时正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皮特先对打扰林奇休假表示歉意，然后接着说：“我们需要见个面，有要事相商。”这次，皮特不是谈莱屋银行的事，他现在是布斯基的代理律师。
“你是不是要谈传讯的事？”林奇问，“如果是，我看完全可以等等。我在休假。”
但皮特坚持要见面。“我们现在必须见个面。”他说，“我们不能等。”
林奇同意在中途找个地方与皮特见面，地点选定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应该不错。”他说。
“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皮特回答。
其实，皮特已经打乱了自己的休假。他本来正在与家人在弗吉尼亚的海滩度假，因为布斯基的事把家人撂在度假地自己返回了华盛顿，也没有给家人说为什么。这件事太具爆炸性，不能给任何人透露，即使自己的妻子也不行，况且她也没有必要知道。刚离开度假地那几天，皮特每天给妻子打个电话，每次都说要再过一天，后天就可以回去。最后，妻子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干脆直接说你根本不回来算了，这样更容易。”
布斯基收到证交会传票那天就给皮特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跟他谈。其实，传讯本身很正常，多年来，布斯基像其他股票交易量大、提交持股报告多的人一样，总是时不时地被证交会传讯。但是，从布斯基在电话中的声音听得出来，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皮特有些愕然。
皮特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次传讯要求布斯基提交几乎所有的文件和资料，并要求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就做出回复。这决不是一次例行调查。
皮特知道证交会发传讯必须有正式调查令。他给证交会执法处打电话，索要一份这种调查令，但被执法处人员拒绝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奇，在他十八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