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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第一畅销书―贼巢-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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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特知道证交会发传讯必须有正式调查令。他给证交会执法处打电话,索要一份这种调查令,但被执法处人员拒绝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奇,在他十八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证交会发传讯不给正式调查令的。这也说明情况异常严重。  
  最后,证交会对皮特说,他可以到证交会来看这份正式调查令,只要他答应不复制。皮特找了三位同事一起前往,他们在看调查令时每人默记一页,出来后根据记忆复制出来,使皮特有了一份调查令的“复印件”。皮特马上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利文供出了布斯基;二、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审慎起见,皮特决定再找一个律师事务所帮助,与他一起处理布斯基的案子,于是他打电话联系西奥多·利文。西奥多·利文是皮特在证交会工作时的同事,现在是华盛顿威尔默、卡特勒和皮克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与西格尔也认识,两人一起参加过收购业务研讨会。皮特打电话时,西奥多·利文也是正在外面度假。  
  当听到布斯基已成为证交会的调查目标时,西奥多·利文惊叫了一声:“哦,天啊!”他也立即中断了休假,返回华盛顿。   
第五章 
“大鱼”还在后面(2) 
收到传票不到一个星期,布斯基把他的首席金融官里德·纳格尔叫到办公室,讨论诺斯维尤公司的几起未完成的交易,其中两起再有一个星期多点就可以结束。“我听到了一些坏消息。”布斯基说,“我们要取消这些交易。”纳格尔在这些交易上忙活了一年多,他简直不敢相信布斯基竟要取消它们。他催着布斯基解释为什么,布斯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正在被调查,虽然我们没有不当行为。”  
  下一个星期天,皮特、西奥多·利文和威尔默、卡特勒律师事务所另一位合伙人罗伯特·麦考一起飞往纽约,住进第42街上的海厄特大酒店。在那里,迈克尔·劳克也加入进来。现在,美国律师协会正在这个酒店开会,所以皮特他们在这里出现不会引人注意。  
  第二天上午,布斯基来了。他看上去更瘦了,一副迟疑、紧张的样子。皮特把他向其他人做了介绍,然后大家坐下来言归正传。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认为政府已掌握了什么,”皮特开始道,“但只有你知道真实情况。如果你给我们讲的不真实,或不彻底,我们给你提出的建议就会有缺陷。”他还提醒布斯基,一旦他给他的律师们讲出了事实,将来在证人席上就不能更改。他们宁愿退出对布斯基的代理也不愿让他在作证中说谎。  
  布斯基不需要更多的劝导。慢慢地,有几分犹豫地,他开始讲述起他成功的阴暗一面。这好像是他第一次面对着复杂的真实的自己。  
  皮特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他认识到,美国金融领域中一项重要的行业正在走向崩溃。皮特在布斯基事业鼎盛时期就认识他。在他眼里,布斯基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  
  布斯基的讲述用了整整两个星期,讲得很彻底。皮特等人从海厄特大酒店搬到赫尔姆斯利宫饭店,包下整整一层楼作办公室,配备了电脑、复印机等设备,并调来助手和杂工。律师们开始搜集整理大量的信息和潜在证据,进行紧张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们也不知道。  
  布斯基向律师们详述了他与利文、西格尔、米尔肯、穆赫伦、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交易情况。听着他的讲述,皮特明确得出两个结论:一、政府仅据利文提供的情况所掌握的内幕交易案情是薄弱的,布斯基在这方面能提供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利文;二、布斯基还有比内幕交易更严重的问题。  
  布斯基明显很惧怕米尔肯。他在讲述与米尔肯的交易时恐惧感溢于言表,好像害怕米尔肯听见似的。然而,他似乎对他所讲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什么感觉,皮特对此感到震惊。除内幕交易外,米尔肯和布斯基还从事了许多其他犯罪活动,如违犯13-D上报规则、违规进行证券寄存和人为操纵市场等。布斯基是米尔肯的马前卒,他按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是怎样配合米尔肯的阴谋计划的。这些犯罪活动皮特简直难以置信。他知道,这些问题的揭露是历史性的。  
  皮特几乎立刻认识到,布斯基必须寻求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与政府合作。商谈这种协议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对案情的掌握程度和被控者牵涉他人的能力——都对布斯基有利。皮特知道,他可以把布斯基“卖给”政府,把公诉人的胃口吊起来。仅只米尔肯的信息就会足够。  
  皮特不想对布斯基的前景进行粉饰。“你得明白风险性。”他对布斯基说,“如果你开始与政府合作,你就会有风险。你在向政府承认米尔肯他们有问题,此其一。”  
  皮特指出,与政府合作会是痛苦的。布斯基可能会受到公开挞伐,而且可能被处以大量罚金。而另一方面,他对布斯基说,如果布斯基决定对抗,政府显然不会退缩。那样,布斯基的案子将会成为全国大案,政府会调动一切力量与他较量。布斯基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审判,情绪上可能难以承受。  
  皮特强调说,时间紧迫,与政府商谈合作的有利时机会稍纵即逝。米尔肯或西格尔可能抢先去与政府谈判认罪协议。到那时,布斯基就会非常被动,从而会成为被调查和审判的“大鱼”而任由宰割。  
  布斯基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他的妻子和孩子会受到什么影响?(他们的资产和信托基金——包括由布斯基的非法活动产生的部分——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局外人。)第二,他的雇员和投资商会受到什么影响?(布斯基可能被逐出套利行业,所以他的雇员们将会丢掉工作,但他的那些投资商可能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第三,他是不是得去坐牢?(可能要坐牢,但时间比受审定罪后去坐牢要短得多。在布斯基承认的这些犯罪中,每种罪行的最高刑期为五年。)  
  在经过广泛讨论之后,布斯基踌躇了一会儿,满脸严肃,然后环顾一下他的律师们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与政府合作。”  
  皮特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他一得到布斯基的意见,就与证交会联系,并把电话打到了林奇在缅因州的度假屋。8月27日,斯特克和证交会的另一位律师从华盛顿飞往波士顿,皮特、劳克、西奥多·利文和麦考从纽约赶来,他们一起在这里与林奇会面,会见地点在证交会驻波士顿办事处的一个没有窗子的藏书室里。  
  皮特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并坚持要求这次会谈内容不能对外公布。林奇马上意识到皮特将有“猛料”爆出。接着,皮特宣读了一份事先备好的书面材料。他对林奇说,布斯基难以在证交会要求的短促时间里对传票做出回复。他同时表示,但更重要的是,只立案调查布斯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历史上的皮克拉听证会曾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导致了证券法律的通过。”皮特说,“今天,如果我们达成一项协议,政府就可以洞察华尔街的重重黑幕,而这些黑幕的揭示会产生不亚于皮克拉听证会的重大影响。”他接着说,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一扇窗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他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皮特的话让林奇十分震惊,但他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露半点声色。  
  “当然,政府也必须得有所表示。”皮特继续道,接着把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摆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行业,同意缴纳大量罚金,并与政府全面合作。作为回报,他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对皮特说,他不能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或司法部说话;显然,首先是要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和同事们会尽力而为。  
  皮特和同伴们走后,证交会的律师们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差点窜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劳工节周末,他往卡伯里家打了个电话,这时卡伯里刚从英国度假回来。林奇不敢在电话里说的太多,要求卡伯里过来面谈。卡伯里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往华盛顿,与证交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们会面。    
第五章 
“大鱼”还在后面(3)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在家里休息的穆拉迪安打电话。“把它们销毁了吗?”他问。  
  穆拉迪安知道布斯基是指那些与德莱克赛尔有关的账表,那天与布斯基在咖啡店会面之后,一回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碎纸机里碎掉了。“是的。”穆拉迪安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照原样再做出来。”布斯基命令。  
  穆拉迪安简直蒙了。“伊凡,我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他抗议道。  
  “你必须再做出来。”布斯基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穆拉迪安心中暗暗叫骂,认为这是布斯基又一次提出一个不合理要求。他连那些账表中记录的股票种类都回忆不全,更不用说每种股票的具体数量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特迈因,就是那次把原始文件送到他在佛罗里达的休假地,并帮他一起做这些账表的那个年轻女职员,她还留有一些工作记录单。同时,穆拉迪安还支离破碎地找到了一些他曾用来计算有关数据的材料。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开始一起忙碌起来,尽力按原件样子把这些账表再做出来。  
  劳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交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会面。皮特把给林奇说的话又向卡伯里说了一遍。  
  “我们能达成协议吗?”皮特问。卡伯里说他有兴趣,但他得与吉尤利安尼商议。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给他五分钟时间。吉尤利安尼现在正忙着处理一起关于斯坦利·弗莱德曼的政治腐败案,弗莱德曼是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这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吉尤利安尼决定亲自审理这起案子,而他必须处理成功,因为这对他施展政治抱负是不可缺少的。  
  卡伯里对吉尤利安尼说,要达成对布斯基的审理,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到那时也保证不了就能给他定罪;相比来说,布斯基的合作会带来“有趣的事情”。  
  吉尤利安尼很快就同意了卡伯里的意见,批准他与布斯基的律师商谈认罪协议。同时,两人一致认为,给布斯基刑事豁免是不可能的,要至少对他提出一项控罪。他们还要对布斯基课以重罚。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交会的年预算额是1.05亿美元,于是他考虑罚布斯基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会惊得公众目瞪口呆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数字接近证交会的预算数目,对比之下会使人们印象深刻,它可以说明与布斯基达成协议是值得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显得太宽大仁慈,会引起公众大爆发。  
  卡伯里还认为,如果安排布斯基与政府配合,保密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林奇及其高级助手是信任的,但不了解证交会委员们的可靠程度。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通报了与吉尤利安尼的商议结果,同时向林奇强调,与布斯基商谈协议一事必须绝对保密。“我将把任何泄密行为视为妨碍司法,”卡伯里警告说,“并严肃考虑提出指控。”  
  林奇对此事的知密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在证交会只有他办公室的三个人知道。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只把此事告诉了吉尤利安尼和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把此事的一些特殊密情又告诉了一个人,以便如果他万一被害或因其他原因突然死亡,可以有人接着把此案办下去。所有会谈都安排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而不在证交会或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以免布斯基的律师们在这里出入引起注意。为加强保密,卡伯里和林奇等人在办公室提到布斯基时从不直呼其名,而以代号相称:在检察官办事处为“艾格尔”,在证交会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们与卡伯里和林奇等人投入了紧张的谈判。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11月15日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公司的任何重大变故都必须公开披露出来,包括布斯基被立案调查。政府人员希望安排布斯基秘密配合他们工作,而这大大缩短了他可以配合的时间。  
  谈判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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