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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形成的姓氏分布差异，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中国汉族的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以及明显的分界地域在南部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29个省市区分为南北两大块：南方汉族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四省一区（包括香港、澳门）。北方地区的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和河南之间的遗传距离很近，都聚集在一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新疆聚在一起。安徽的姓氏分布表明其属于北方，但又接近长江流域的省份，所以安徽最后与北方的省份聚类。长江中上游的省份湖北、四川、湖南、贵州、江西、云南先后聚类在一起，形成一个亚群体，然后与北方的人群聚类。东部的浙江、江苏、上海聚类在一起，与南方的群体有一定的渊源，但几千年的进化使这一地区的人群更接近北方，所以最终与北方地区聚类。青海最后与北方聚类在一起，而不是先与陕甘宁聚类，这可能与青海的姓氏样本有关，青海的抽样点为西宁，西宁为解放后东部移民大西北的主要地区，所得到的样本可能为原先的上海和江苏地区的移民。
袁义达的研究表明，我国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地域分界线是武夷山和南岭，而不是长江。
中国古代婚姻半径较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极易形成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这又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现象：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
赵姓是一个北方大姓。在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赵姓比例可以高达5％到6％，但在更多的地方，赵姓都是在3％、4％左右，比如在首都北京赵占总人口的29％左右，与杨、陈相当，为北京第五大姓。在长江以南，赵姓仅仅在四川、浙江的一些地区分布多些，如浙江诸暨，而在福建、台湾，赵姓比例只有04％。
陈姓在广东占9％，甚至更高，在湛江市区，陈姓比例甚至高达14％，虽然川、渝、云、贵、湘、赣、鄂等省市陈姓也是大姓，但比例远比华南、东南低，约在4％到5％左右。过了淮河特别是黄河以北，陈姓比例下降到3％到25％左右。
黄姓也是南方的大姓，在广东、福建、台湾、广西、香港、海南都是第三大姓，比例在6％到7％之间，但过了黄河就不多了。在山西、河北的一些县志里，黄姓只占02％、05％，甚至更低，可以说，当今中国黄姓四分之三都在长江以南。
林姓是极为典型的南方大姓，我国林姓总人口约在1600万。闽方言区的福建、台湾、广东潮汕地区就占去了500多万人，即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北方地区并不很多。
朱、沈、顾、陆、徐、钱、俞、蒋等都是江浙地区相对常见的姓，占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徐、朱、沈分别是上海的第五、六、八位大姓。东北人中曲姓不少，但出了东北，曲姓就相对少了很多。于姓在东北人的比例也比全国高。大部分熊姓都是江西人、湖南人。罗姓以湖南居多，韦姓以广西居多，马姓以西北居多。
研究姓氏的分布，对探究我国历史、文化，揭示我国人口遗传密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三国人为什么都是单字名？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三国人为什么都是单字名？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第一部分改名风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现代人名时代特征更为明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山西大学利用计算机对全国7个地区的人名用字作了统计，女性人名用字频率最高的四个字分别是：
北京淑、秀、英、玉
上海英、华、芳、明
辽宁玉、桂、英、华
陕西英、芳、秀、玉
四川华、秀、英、明
广东亚、英、华、明
福建丽、秀、华、明
新中国之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华、英、玉、明、秀、国。“文革”中是：红、华、军、文、英、明，“文革”后却成了：华、丽、春、小、燕、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大鲤鱼，多么诱人的美味，可是唐朝人愣是不敢吃。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上有这些记载：唐朝法律规定，鲤鱼不能叫鲤鱼，不许吃，捕获后必须放回水中；出售鲤鱼者要挨60板子。这真是怪事一桩。
原来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鲤”与“李”同音，吃“鲤”等于吃“李”，当然吃不得。这叫犯了讳。
欧美国家将以人名做其他事物的称谓当做一种荣耀，而中国古代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种不许提某些人姓名的避讳制度。
避讳，虽然不算是我国的“特产”，但是中国封建专制使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谓避讳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写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写长辈的名字，尤其是皇帝的名字，更是谁也碰不得。谁违反了这个制度，就是犯下了大不敬的罪，是属于“十恶不赦”之一，重者要杀头问斩。帝王、官长、先辈的名字不能用，这叫做避嫌名。如果要是遇到这些字了，必须改用别的字，或者用同义词代替，或者减少笔画。例如，隋文帝杨坚，他爹叫杨忠，隋朝不但避讳“忠”字，因“中”与“忠”同音，也得避讳。凡“中”皆改为“内”，中书省改为内史，中牟县改为内牟县。唐朝开国皇帝是李渊，遇到“渊”字要改用“泉”、“深”等同义词代替；清朝雍正皇帝名叫“胤”，江苏省有个仪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