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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在哪儿，晚安，肯尼迪夫人”晩安，肯尼迪夫人（3）
夏普德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时尚记者。对于塔斯而言，夏普德可以给予自己很大的帮助。然而，就是因为那件事，他们多年来没说过一句话。直到１０年后，塔斯收购了诺曼·诺埃尔的生产车间，重新回到纽约，他们才恢复了正常的交往。夏普德又开始帮助塔斯，推动他的事业。但是塔斯又该怎么做呢？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犯糊涂告诉媒介，那么他再也没有和肯尼迪夫人共事的机会了。他不是傻瓜，所以很清醒自己该怎么做。对塔斯而言，为第一夫人设计服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非常尊敬肯尼迪夫人，所以不可能破坏她对自己的信任。 毫无疑问，这成为他和夏普德关系的障碍。当镜头对着印度之行的肯尼迪夫人，尤其是她身上由古斯塔夫·塔斯设计的服装（杰奎琳和李一起骑在马上，杰奎琳身穿一件粉红色的锦缎套装）时，对夏普德而言，一切都最清楚不过了。 塔斯的经历无疑是有趣的，因为他告诉了人们：杰奎琳是如何获得自己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又如何保护着自己穿着的一份隐私，她买了多少，价格又是多少。虽然在杰奎琳住在白宫的时候，他们彼此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杰奎琳知道塔斯这个人，也很欣赏他的设计。塔斯回忆说：“在总统逝世之后，我给她写了个便条，希望她节哀，然后她亲自给我回了信。这说明她知道我是谁。” 肯尼迪夫人给国际时尚界酝酿了更多的新闻。在计划１９６２年印度之行前，她已经意识到了色彩的重要性。卡西尼回忆说：“对于印度之行，我们都强烈感受到了色彩的冲击作用。我们一起讨论了蒙古生物的色彩，有粉红、杏红、绿色，更重要的是白色。正是这些色彩组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而且这些色彩与这个国家的气候、自然界之美也是相匹配的。” 马诺罗·布兰尼克完全被杰奎琳所倾倒。甚至在４０年之后，他仍然非常关注卡西尼设计的作品。“我记得她去了印度。她一直有这么个想法：同时穿上两种风格的服饰，一面是一顶帽子、一件外套，还有手套；另一面是印度尼赫鲁族的短装和裙子！对我而言，这简直超出了神话故事！我是说对我而言，这就是时尚和现代的精华吧。” 杰奎琳到了印度之后，各大媒体也追随着她的风格前往。这些时尚记者们不仅竭力描述，甚至其中一些人开始模仿。印度之行即将结束之际，即使是“最传统、最不修边幅的女记者们也开始注重个人的穿着打扮。除了随身携带工作必须的打字机外，两位女记者如今也带着装着假发的帽盒，其他３名记者则手戴白手套做着记录。（《生活》杂志这么描述道）” 杰奎琳在印度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新闻。当她脱下靴子，穿上紫罗兰色的天鹅绒拖鞋，进去瞻仰圣雄甘地时，《芝加哥日报》的记者凯斯·碧琪马上就侦察鞋子的型号，然后迅速地拍电报回总部，得意洋洋地报道说：“我已经证实了，杰奎琳的鞋子是１０Ａ，而不是１０ＡＡ，保证确凿无误。”这些记者们对于衣服特别敏感，他们甚至问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的服装是谁设计的。 在杰奎琳为期两周的印度之行中，另外还有７０名记者和摄影师，他们没有机会接近杰奎琳，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采访她，于是就只剩下评论的份儿了。一位抄写员回忆道，在杰奎琳离开拉合尔之前，她总共穿过２２件不同的服装。在白宫时，杰奎琳经常重复地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而印度之行中，其中只有两套服装她穿了两次。据记录，一次在新德里，记者们大概太空闲了，竟然注意到了杰奎琳连续更换了５次衣服，部分是因为她从马上滑了下来。 对杰奎琳而言，与其说印度之行是时尚表演，还不如说是一次很独特、具有很浓厚异国情调的体验。有一次，杰奎琳和妹妹李正坐在大象上，突然发现尼赫鲁花园中出现一条蛇，杰奎琳被吓了一大跳；按照印度传统的欢迎仪式合十礼，慰问医院病房的小朋友；给马球比赛冠军得主——一个很帅的小伙子颁奖。对杰奎琳而言，这些都十分新鲜。在这次印度之行中，三位设计师也频频见诸于各大报纸媒体，他们是欧莱德·卡西尼、齐驰·奈能和古斯塔夫·塔斯。和以往一样，卡西尼略占上风。《生活》杂志记者安妮·张伯伦回忆道：“据可靠消息报道，杰奎琳服装中至少有两件出自纽约的琼·摩尔斯。”一次，杰奎琳顺路去巴纳拉斯一家纺织品陈列室，就穿着件粉红的无袖、无腰带的高腰装，而这款衣服出自纽约设计师唐纳德·布鲁克斯。 除了卡西尼设计的完美服装、霍斯顿设计的盒状帽外，杰奎琳还向美国的中产阶级展示了另一品牌：斯伦贝格。与古斯塔夫·塔斯以及后来的马诺罗·布兰尼克一样，吉恩·斯伦贝格（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又称为“约翰”和“斯伦”）也是由乌里兰发现后介绍给杰奎琳的。斯伦贝格是个天才设计师，他设计了世界上最有名、最华丽的珠宝饰品。他的客户也是他的朋友，包括俾斯麦伯爵夫人、格洛里亚·吉尼斯、芭比·佩利、巴尼·梅隆和温莎公爵夫人。 早在“二战”之前，黛安娜·乌里兰与约翰就在巴黎相遇、相识，当时约翰还只是为斯基亚帕瑞利（意大利裔时装设计师，使用色彩明亮的及高级女子服装设计的合成衣料闻名）制作纽扣。乌里兰甚至还记得约翰的第一件作品，是个宝石质地的金鱼打火机。当初，约翰希望这款打火机成为经典之作，成为纽约和巴黎名媛的必需品。 在法国军队服役结束后，在俾斯麦伯爵夫人的帮助下，斯伦贝格前往纽约，并在纽约市６３东街２１号开了一家小店。乌里兰称斯伦贝格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他总是按照自己的观察来描绘自然。他运用自然界的图形、绽放的花朵、贝壳、猴子，甚至棕榈树进行创作，并将这些刻在宝石上。逐渐地，斯伦贝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户，甚至包括世界上最时尚的女士们。１９５６年，他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成功引起了蒂凡尼Ｔｉｆｆａｎｇ总裁沃尔特·豪芬的关注。沃尔特·豪芬将斯伦贝格安排在蒂凡尼大楼中层楼自己的沙龙内。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拍摄《早餐》影片时，就经常乘空闲工夫过来试戴那些珠宝。 巴尼·梅隆不仅是纪凡希也是斯伦贝格品牌的赞助人，他领着杰奎琳欣赏自己那些艺术珍藏品。对于这些作品，杰奎琳十分欣赏。虽然她很少赞助社会活动，但是为此她专门举办了一次斯伦贝格个人作品展会。这次展会于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初举办，当时肯尼迪刚当选总统后不久，地点设在东街６４号的怀特斯德（Ｗｉｌｄｅｎｓｔｅｉｎ）美术馆。展会的所有收益全部捐给纽波特保护协会。杰奎琳的母亲和继父奥切克罗斯夫妇是展委会成员，帮着照看展会的运行。那些自认为深知杰奎琳品位的媒介记者们，满以为杰奎琳会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全国马术表演，谁知道她却去了美术馆展会。斯伦贝格有很多社会名流客户，包括巴尼·梅隆、芭比·佩丽、黛安娜·乌里兰、玛丽埃塔·特里、惠特尼夫人，甚至摄影师理查德·艾夫登的妻子，每个人手上都有几件斯伦贝格的作品。杰奎琳一定也从中发现了自己喜爱的饰品，留下了一些暗示。于是那周，肯尼迪又恰好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碰到蒂凡尼的总裁哈里·普拉蒂。“我想明天过来看看，为杰奎琳挑选一份圣诞礼物，你方便吗？”肯尼迪问道。“当然方便！”第二天一早，肯尼迪就来到５７大街蒂凡尼公司，然后挑选了斯伦贝格设计的一款胸针，叫做“双果别针”。两颗草莓由红宝石制成，茎和叶则由钻石制成。小钻外面镀铂，而红宝石则镀了１８Ｋ黄金。这份礼物是肯尼迪送给杰奎琳，以欢庆他们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杰奎琳经常佩戴这款“草莓胸针”，并一直将之保存在原配的蓝色皮盒中。
“无论你在哪儿，晚安，肯尼迪夫人”晩安，肯尼迪夫人（4）
斯伦贝格设计的金手镯及珐琅手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装饰。艾夫登的第二个妻子玛丽·哈里曼（曾抚养孤儿彼得·杜尚）就有一个红色手镯；Ｄ·Ｄ·赖安则是第一个拥有白色手镯，而且这款手镯是斯伦贝格为她度身定做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由于摄影镜头经常捕捉到杰奎琳手上戴着的一款手镯，于是他们就称之为“杰奎琳手镯”。后来，杰奎琳又陆续买了斯伦贝格设计的饰品，包括蓝宝石翡翠“十六石”戒指、各种颜色的珐琅手镯、一对珐琅镀金“香蕉”耳环。这些都是杰奎琳最喜爱的首饰。 杰奎琳对斯伦贝格的评价是：“一位敏感的绅士、一个天才的设计师、一位忠实的朋友。”虽然杰奎琳不是特别喜欢佩戴珠宝，但是最能体现杰奎琳个性则是斯伦贝格的设计风格：优雅高贵、价格昂贵、客户定位清晰，而且如同纪凡希服装一样有着伟大的保存价值。 除了酷爱旅行、具有很高的时尚品位外，杰奎琳还因为好客而闻名。她经常在白宫热情地招待朋友。自从肯尼迪夫妇进驻白宫之后，招待客人就成为白宫频繁的活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此殊荣，受到这对特别的总统夫妇的招待。短短３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