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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那些妓院逐步成为旅馆、大杂院儿。今天，人们仍可在陕西巷一带的旅馆中，领略到昔日“楼台回廊，密户曲室”的风采。
清初，“满八旗”军队及眷属，分驻内城中的四面八方。汉族人不准在内城安家，甚至不得留宿过夜。雍正年间，正黄旗驻扎在德胜门至鼓楼西，镶黄旗在安定门至鼓楼东，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于是，内城又多了一些与兵营相关的地名：校场口、校尉营、禁卫街、旗手卫、炮厂胡同……什刹海作为皇家奉辰苑掌管的“禁地”，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末，京师市政当局才打报告，建议改为“凡人可进”的公园。
时至今日，前门、德胜门、东便门和西便门的城门楼子还在，其他城门及城墙，都被拆除了。前门城楼上设茶座，德胜门城楼下设古钱币博物馆；东便门和西便门两侧，均保留着一段古城墙，墙下都是公园。其余城墙原址变为通衢——东、北、西二环路和“前三门”大街，地下则是环城地铁。护城河转入地下，成为暗河；有消息说，将来可能让它重见天日。至于有名无实的复兴门、建国门、和平门，是清朝被推翻后，由市政部门开辟的。
据说，按照明永乐年间修筑北京城的总体规划，内城之外，还要建一圈外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计划当初未付诸实施。直到一百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才把内城南面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以及连接这五门的城墙，建造起来；东、北、西三面的外城，一直未建，使北京城呈现一个凸形。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朱棣搬到紫禁城定居，九月称北京为“京师”。当时，一个皇帝两套班子——南京仍保留着中央政府各部、寺、院及相应官员。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正式奠都北京。历经世宗嘉靖年间、穆宗隆庆年间的逐步裁撤，直到神宗万历后期，南京尚保留着少部分“中央机关”。
明代，北京设“顺天府”，领五州十八县，衙门设在今日鼓楼东大街。清沿明制，仍设顺天府，又称“京府”。雍正初年，顺天府府尹升格，特简大臣兼理府事，相当于部级、副部级待遇，用银印；而一般府一级长官，为五六品，相当于厅局级，用铜印。京城的治安、民政、司法，由步军统领衙门掌管。
现在，南外城的城门和城墙，早已拆除。永定门城楼已经重建。新永定门，也是原来那个样，原来那么高，即高二十六米，宽六十一米；用产自北京房山的青白石、从非洲买来的“铁梨木”，还有河北省特制的大号灰色城墙砖建造。
自永乐年间造北京城，至清末，北京内外城城门、皇城城门、紫禁城内的门和宫殿，名称多有变动。这里记述的，是清末延续下来的叫法。
第一部分第二章 故国慷慨有余哀（1）
五百年紫禁城，住过二十四名皇帝。
《史记》指出：“中宫天极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勾四星，末大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明太祖朱元璋依此建造南京的皇宫，前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后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列焉”。
明城祖朱棣照葫芦画瓢，建造北京的紫禁城。
清代皇帝保持了明代皇宫的格局。
紫禁城的建筑和布局，更是以皇帝为轴心，处处显示着皇帝的至高无上，神圣而不可侵犯。今天，游客以审视历史、欣赏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到的是它的壮丽和辉煌。当皇帝还住在里面时，平民百姓面对这个庞然大物，那种“君重民轻”，自己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的感觉，当是刻骨铭心的。
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像中午的太阳一样，高高在上，普照山川大地，把紫禁城的正门，称作“午门”。这座朝南设置的城门，是紫禁城四个城门中最宏伟、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出入皇宫的“御道”，由正阳门直通这里。
从正面看，午门呈凹形。东、北、西三面相连的城台，高十二米，使门前形成了一个可容纳两万多人的方形广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曾在依门而设的临时舞台上，面对广场上如醉如痴的听众，引吭高歌。
门正面（北面）城台上，正中是重檐黄色琉璃瓦庑殿顶城楼，面阔九间。所谓“重檐”，就是从外面看，有上下重叠的双层房檐；“庑殿顶”，即房顶呈五条屋脊、四面斜坡状。
城楼东、西两侧，分设钟楼和鼓楼。皇帝祭社稷坛时，鸣钟，祭太庙时击鼓，在太和殿举行大典时，钟鼓齐鸣。
从城外看，午门“三门洞开”；从城内看，则是“五门并列”。这是因为，东西城台北端，还各有一个门，尤如藏在人的两腋之下，名为“掖门”。两个掖门分别从城台的“肚子里”，曲折通向城台之后，正面不易看到。因此，人们称午门的门洞，为“明三暗五”。正中的门洞，专供皇帝出入。此外，还有两种人，一生仅有一次通过这个门洞的机会：皇帝结婚时，被册立为皇后的新娘子，有幸由此入宫；在国家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殿试”中，夺得冠、亚、季军的人，有幸由此出宫。平时，文武官员出入左侧门洞，宗室王公出入右侧门洞。举行大典时，王公大臣出入两个掖门。
正中门洞，由护军参领一名，率十二名军士把守。左右侧门，各由军校三人，率十二名军士警卫。另有两名军校，手持红色的木棒子，端坐于门前两侧；亲王以下人等出入，他俩不必起立，有擅闯宫门者，则“举杖殴之”。
明代，议事时触怒了皇帝老子的文臣武将，常常被绳缚两腕从“会议室”拖到午门之外，接受“廷杖”。监刑官端坐午门西墀下，左锦衣卫使陪坐，军校百人执棍环立。施刑者每敲一杖即大喝一声，环立军校则应和一声。施刑者体力消耗可能不小，因而每打五棍就易一行刑人。杖而至死者，不乏其人；侥幸活下来的，实际上比死了还难受。
万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沈用贤，各被杖了六十。杖毕，吴中行已经气绝；大胖子沈用贤经得住敲打，一息尚存。二人被拖至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外，用门板抬出京城。中书舍人秦柱找来医生，把沈用贤救活。但是，从他腿上取下数十块烂肉。沈用贤的夫人，把从丈夫腿上取下的一块巴掌大的烂肉，风干保存，留作子孙的“家训”。
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各被杖了八十，又加桎梏，监禁三天，再发配充军。
0 0 新科进士、刑部观政邹元标，被杖八十，落下终身残疾，步履维艰。四十多年后，在为熹宗朱由校“进讲”时，摔了一跤。朱由校同情邹元标，未追究他的“君前失仪”，还对他表示慰问。
皇家使用的刑杖，头圆而大，刻着寿字纹；尾端极有韧性。受刑的人，往往肌肉被打烂了，皮肤却无破绽。清代对刑杖加以“改进”，杖中灌铅，用以惩治“犯罪”的太监，十杖之内，少有生还。就这么一件“凶器”，却美其名曰“寿杖”。
施杖刑有很多讲究。监刑官不动声色，名堂全在脚上。监刑官双脚呈“外八字”摆放，暗示“手下留情”，施刑人把“寿杖”举得高高的，狠狠地砸下来，落在受刑人身上却是“轻轻的”，旁观者还啥也看不出来。监刑官双脚呈“内八字”，施刑人就往死里打；双脚“平行”，则示意：千万别打死，怎么着也得给留口气儿……
皇帝有时在午门“颁诏”，宣示重大事件。明崇祯年间，军情危急，不便举行盛大典礼；册立皇太子时免典，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在午门外聆听“诏敕”。
元宵节，皇帝在城楼上设宴，招待百官；立春时，在这里向百官赐春饼；端午节，在此赐凉糕；重阳节赏花糕。清代，逢农历十月初一，在这里举行“颁朔礼”，皇帝和后妃接受钦天监印制的来年的历书；皇帝向王公大臣颁历书。这样的历书，印制装璜都极其精美，盖着钦天监的朱红大印。历书内容繁杂，每天的宜忌事项、节气、节日、朝廷的祭祀典礼等，都一一注明，一页纸上只能印三日。有一种御用“挂历”，高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每四页为一个月，吉神、节气、日出日落、所宜等用红墨印刷，时刻、不宜等用黑墨印刷。
最能展现国威、军威的仪式，莫过于“献俘之礼”了。届时，午门前广场上，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皇上驾临城楼，一声令下，先是两个人高喊“拿去！”回音未落，又有四个人齐呼“拿去！”接着，八个人、十六个人、三十二个人……直至三百二十人放声呐喊“拿去！”气势磅礴，声震苍穹。
明隆庆四年十二月，朝廷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穆宗朱载垕（死后葬在十三陵昭陵）登上午门城楼。在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中，赵全、李自馨等十几名俘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广场上，瑟缩着跪倒在地。礼毕，皇上祭天、告太庙，俘虏统统被处以磔刑。
乾隆二十年，平定了西部准葛尔部叛乱后，朝廷于六月和十月举行了两次“献俘之礼”。典礼前，乾隆皇帝弘历（葬在河北省遵化清东陵裕陵）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天地及孔子。典礼时，“上御午门受俘”，宽恕了罗布藏丹增，释放了达瓦齐，处死了巴朗等人。
平定大小金川之后，“俘虏”受到朝廷宽待。这场耗时多年、让数名大将军人头落地的战事，在京西留下了许多“纪念”。为了训练一支善于山地作战的军队，弘历下令，在香山脚下修筑了许多坚固的碉楼和城堡。有些碉楼至今仍在，而“团城”，则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能在紫禁城里过夜的男人，除了皇上，还有皇太子、未成年的皇子、皇孙，再有，那就是值班的臣工和侍卫了。除了这些，只有太监和女人。城内的建筑和设施，归根结底，都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也只有皇上可以通行无阻。住在城里的其他人，包括皇后、皇太子，戒律森严，稍不留神，就会“犯规”。
第一部分第二章 故国慷慨有余哀（2）
城区大体可以分为中、东、西三路。
中路的建筑和设施，突显了皇帝和皇后的地位，现已全部对外开放。
进午门，过金水桥，迎面是太和门。门前广场东、西厢房，分设内阁诰敕房、稽查上谕处、起居注公署、内阁公署和膳房等。
太和门内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俗称“外朝三大殿”；东、西两侧的厢房，分设体仁阁、弘义阁，以及银、皮、缎、衣、瓷、茶库。体仁阁、弘义阁，归属内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可能由于外朝三大殿的“个头”太高，避雷设施不当，屡遭雷击。
成祖朱棣刚刚举家迁入紫禁城，钦天监有位姓胡的官员就忧心忡忡地说：三大殿在四个月内，可能会发生火灾。在朱棣看来，这小子怕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在庆贺乔迁的日子口儿，说这种丧气话；立刻下令，将其逮捕。此后，不到四个月，三大殿果然因雷击“走水”，化为瓦砾。朱棣这才想到，应该和那个姓胡的好好谈谈。遗憾的是，下面人报告：胡某已经“畏罪自杀”。
其实，胡某的警示，绝非巫师的预言或诅咒。农历一月乔迁，作为钦天监的官员，胡某知道，再过四个月左右，京城会进入雷雨季节。如果皇上当时让他把话说透，那么，在后来的数百年中，三大殿也许会免遭不少磨难。
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逢大灾大难，皇上要自我检讨工作中的失误，百官也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皇上和群臣，没有一个人就胡某的预言探讨“走水”的原因，都围绕着“雷击是不是迁都引发的”激烈争吵。“缘木求鱼”，结果可想而知。
外朝三大殿的修复工程，进展非常缓慢，直到正统五年（1440年），才基本完工。在这之后，成化十年（1475年），弘治十一年（1498年），正德九年（1514年），嘉靖元年（1522年）和嘉靖四年，三大殿烧了修，修了又烧。到嘉靖三十六年，三大殿又着火了，世宗朱厚熜（死后葬在十三陵永陵）多了个心眼儿，要查查失火原因。查来查去，他恍然大悟：原来是名称不好！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