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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亲耕仪式图》储秀宫庭院内，摆一个条案，上面供“三牲”：中间的金盘中，装着一条扎红缎带的活鱼；右面盘子里，装着一只冒着热气儿的熟猪头；左边有一只煮熟的公鸡，头尾都各保留着一撮鸡毛。另有三只盛着酒的金爵。
奕亲自燃香、放鞭炮，然后，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立马儿把活鱼“放生”。奕再向着“南天门”叩拜，致“谢词”，再拜，用手指分别沾三只金爵中的酒，向空中弹三次，把爵中酒洒在地上；再拜，礼成。猪头和公鸡，在案上供一天。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举行大赦，以及“放生”活动，商店歇业一天；三日内不得杀生、吃肉。
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皇帝历来重视农桑之事。每年春天，皇帝都祭祀“先农”，皇后祭祀“先蚕”，两口子过一把“男耕女织”瘾。
永定门内的先农坛，是祭祀“先农”的地方。坛高约一米七，四面都有台阶；附设斋宫、銮驾库、更衣殿。更衣殿前的观耕台，高约两米，东、南、西三面有台阶。台南是“御耕田”。
先农坛东北部，有山川坛，祭祀太岁、风云雷电等。
所谓“先农”，就是古代传说最先教民耕种的人。皇甫谧说：“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班固称：炎帝“教民耕作，故号曰神农。”
清初，西苑的丰泽园内，有稻田十亩，其中就有皇帝的“御耕田”。新中国成立前后，林伯渠、毛泽东在此居住、办公。
雍正年间，皇帝改在先农坛“演耕”。
仲春，皇帝着礼服，在王公大臣陪同下，来到先农坛，隆重地祭祀先农；礼毕，行“耕田礼”。皇帝御更衣殿，换穿龙袍，走到“御耕田”中，南向立于“耕位”。户部进“黄耒，驾黄牛”，顺天府尹献黄鞭。皇帝左手扶犁，右手挥鞭，“耆老二人牵牛”，开始“耕田”，户部侍郎跟在屁股后面“播种”；鼓乐歌声大作。皇帝“三推三返”后，便去他妈的，把犁和鞭甩给户部尚书，在礼部尚书陪同下，登上“观耕台”，看王公大臣“表演”。按照古代传下来的礼数，王公“五推五返”，大臣“九推九返”，个个累得呼哧带喘。顺天府官员给皇帝和王公大臣“擦屁股”，率领“百姓”耕耘，把“御耕田”种上。礼部尚书跪奏“礼成”，皇帝返回紫禁城。
《清史稿》记载：“乾隆八年正月，遣和亲王弘昼代祀先农坛，用《中和韶乐》，与上祭同。著为例。”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载湉御先农坛“演耕”。
镶黄旗人那桐，叶赫那拉氏，由理藩院官学生捐纳监生笔帖式，官至大学士、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赏加太子少保衔。光绪十八年，他任兵部捐纳房总办时，曾亲历一次皇帝“演耕”。据那桐的日记说，三月“初四日，寅刻中和殿伺候皇上阅视农具，卯刻撤农具，交顺天府尹接收。辰刻同先农坛序立同差八人，到同兴楼早饭。巳刻到坛演礼。”这是一次皇帝不出场的“彩排”。初五卯刻，皇上到先农坛行演耕礼，“桐与同部七人，序立鞭亭、犁亭之前。辰初礼成，巳初归。”这大慨是中国皇帝的最后一次“亲耕”了。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由谁定的规矩，皇帝的“御耕田”，面积为一亩三分。时至今日，人们还会讽刺自私自利的人：就知道你那一亩三分地儿！
第七部分第十四章 皇帝的法宝（8）
“先蚕”，即是最早教民养蚕的人。关于这个人，最初其说不一。北周以后，人们的看法统一了，都说这个人名叫“嫘祖”。司马迁说：黄帝者，“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据说，她的老家在山西南部的运城市。早些年，那里出土了一些文物，其中有半拉儿蚕茧化石，为“嫘祖最早教民养蚕”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皇帝祭地朝服山西省遍地都是“文物”。晋南运城这个地方更值得一去。那里的历史积淀很深，自三皇五帝之后的传说和遗存，都极其丰富。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蚩尤的老家，“鲤鱼跳龙门”，东郭先生救狼的地方，张生和崔莺莺谈情说爱的“西厢”……关羽也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运城有关羽古老的家庙，还有全国最大的“解州关帝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雄伟壮观的鹳雀楼，矗立在黄河古渡、蒲坂城旁。它与武汉的黄鹤楼、岳阳的岳阳楼，并称著名的“三大楼”。
皇家祭祀先蚕，皇后主祭，妃嫔、公主、命妇陪祭。乾降十一年二月，“定皇后不行亲蚕礼之年，遣妃代行。”祭前，参祀人照例斋戒。祭日，在先蚕坛举行隆重的典礼。礼毕，行“亲蚕礼”：皇后在女官导引下，来到桑林，从宫女手中接过工具，采三片桑叶，放到宫女提的篮子里，把工具交给宫女后，靠边“稍息”。陪祭人员开始采桑叶，都送到宫中的养蚕室去。
明初，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氏，不仅仅在行“亲蚕礼”时作作样子，还“真抓实干”。她经常发动宫女，收集废旧弓弦，洗净水煮，纺丝织绸，缝制衣衫。马皇后坚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收集布头、残线，做成衣服，送给公主和儿媳妇们。明成祖朱棣搬到北京的紫禁城里以后，把先蚕坛设在安定门外。康熙年间，皇家在西苑的丰泽园内“植桑养蚕”。雍正年间，皇家在北郊建“先蚕祠”，行“亲蚕礼”，采桑养蚕。但是，先蚕祠离紫禁城太远；一大帮花枝招展的姑娘、媳妇，到荒郊野外去活动，皇帝总揪着心。再说，那里没有浴蚕设施，不符合祭祀先蚕的要求。于是，乾隆年间在北海后门内建了一座新的“先蚕坛”（今北海幼儿园）。《清史稿》记述，“乾隆九年四月，先蚕坛成”；“乾隆七年八月，定皇后亲蚕典礼。”整个建筑群，周长约一千六百米，围以绿瓦红墙。正门朝南。入门，迎面就是先蚕坛，高约一米五，周长约四十米。坛的东南，有先蚕神殿；东有观桑台。坛前有桑林。坛后有亲蚕门，门内是亲蚕殿。殿后设浴蚕池。池水由北墙外引入，从南墙流出。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后妃们作了“亲蚕”的表演之后，大量的具体工作，都由宫女承担。慈禧太后住在颐和园，在园东边的一个院子里养蚕。老佛爷对养蚕女要求很严，不许说蚕长得难看，要多说吉利话，鼓励蚕宝宝。宫女们必须打扮得整洁、漂亮，头上扎缎带，防止头发散乱；还要用带子，把自己勒出“蜂腰”来，显示出优美的身条……这样，蚕宝宝才能长得好看，吐出好丝。
明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在朝阳门外建日坛，阜成门外建月坛，安定门外建地坛。
日坛又名“朝日坛”，一层，高约两米；“春分”时祭太阳，用“太牢”（牛、羊、猪）和“七奏八舞”。
月坛又名“夕月坛”，高约一米七，有六级；“秋分”时祭月亮，“从祭二十八宿”，乐用“六奏”。
地坛又名“方泽坛”，方形，两层，各高约两米。台下东、西两侧，各有两个石座，分别刻有“山水纹”。东边的山水纹，象征“五岳四海”；西边的山水纹，寓意“五镇四渎”。夏至，是祭地的“法定日子”。现在，地坛公园有“祭地”表演，再现皇帝祭地的情景。
皇帝出宫“祭天”、“御耕”等，动静大得不得了。头两天，内阁有关部门就通知御前大臣、乾清门侍卫、銮仪卫等相关单位和人员，作好相应的准备。清代皇帝出发前，奏事官把皇帝的佩刀，捧出乾清宫月华门，高呼“刀下来了！”意思是要动身了。
皇帝乘舆出太和门，扈从人等各自上马，顺序出宫。最前边有“开路”的人，离皇帝的大队人马约一公里远，警告路人“回避”，叫作“报二里”。其后，有“传筹”，共有“五筹”分布在“报二里”和大队人马之间。头三筹离皇帝较远，尽可扯开嗓子，大声“报筹”；后两筹离皇帝较近，报筹声既要响脆，又不能“惊驾”，吓着皇帝。
“五筹”之后，有“打哧”——一个太监边走边从口中发出“哧——哧——哧”的声音，示意沿途闲杂人等“肃静”。再后面，是彩旗飘飘、刀枪闪闪的仪仗队。皇帝的轿子前，“前引大臣”分两行，共五对儿，叫作“前趋”。轿两侧各有一人“扶轿”。轿后，有一帮御前大臣“后扈”。再往后，依次跟随着“带纛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豹尾班官兵、二三等侍卫、各王府的侍卫。
光绪中后期，朝廷动用“野战军”，在皇帝必经之路两边，面向外侧，端枪站岗。光绪末年，慈禧太后每次在紫禁城和颐和园两地往返，由“毅军”实行“一级保卫”；谒陵、巡幸，由获得“巴图鲁”（勇士）称号的张勋，率军队护卫。老佛爷多次对人说：张勋这孩子，心眼实在，厚道，不藏奸耍滑，招人疼爱。
第七部分第十五章 戏中乾坤日月长（1）
紫禁城里有长春宫戏台、倦勤斋戏台、漱芳斋院中戏台及室内戏台、畅音阁大戏台。
明宫太监戏班的演职员多达数百，水戏、过锦戏、打稻戏、大傩，轮番献演。
清宫太监戏班的演职员多达数千，庆典应承、祭祀应承、年节应承、朔望应承，好戏连台。
“把咱们本家儿叫来！”这是挂在慈禧太后嘴边儿的一句话。所谓“本家儿”，就是皇宫中养着的太监戏班子。
被传来的“本家儿”，按老佛爷的意思，或“髦儿排（清唱）”，或献一个“折子”，或演一出大戏，为她解闷儿。每当这个时候，常有“内廷供奉”充当幕后指挥，或者现场指导。担任“内廷供奉”的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说实在的，现代人想看场“大戏”，跟玩儿似的。唐、宋以前的帝后，可没有这份儿“姥姥家门口看大戏”的福气。他们顶多也就是听听“单口相声（笑话）”，看看“小品”，听歌观舞瞧杂技，或者让“弄臣”耍个活宝什么的。中国古代，一般先有“曲”，后有“歌”。“谱子”是现成的，尽可即兴“填词儿”。《艺苑卮言》称：“（诗经）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中国的“歌曲”，甚至“戏曲”，大概就是这么一路演变而来的。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话本（小说）”，这“元曲”，指的是散曲和杂剧，而杂剧则是在唐的“戏弄”、宋的“歌舞短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京剧，至今也就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话剧是二十世纪初才有的“舶来品”。
明代宫中演出的剧目，多为元代流传下来的杂剧，很少创新。都说明代的皇帝，一个赛一个地讲究玩乐；然而，他们实在没有清代皇帝的“文艺细胞”多，净瞎折腾，玩不出什么名堂来。当时，在诸多“剧种”中，声势较壮、群众基础比较广泛的，当属由唐、宋“大曲”演变而来的“南曲”。前述康熙皇帝玄烨品评的弋阳腔、昆山腔，都是南曲中的“著名”流派，并为后来的“乱弹”、京剧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明代皇宫里已经有了由太监组成的“专业”戏班子，隶属于“二十四衙门”中的钟鼓司，演员加上学员，有好几百号人。人多势却不众，很少演出“分幕论场”的整戏，更甭说一演就是好几天的连本大戏了。清唱呀，类似折子戏的小段儿呀，倒是召之即来，来之能唱。最拿手的，恐怕是演“水戏”和“过锦戏”了。演过锦戏，每次最多出场十几个人，扮作士农工商、少女壮男、市井无赖，“备极世间骗局百态”，杂耍戏法穿插其间。明摆着，这种玩艺儿可谓把“小品”拉长了的“大品”，目的就是为了“搞笑”。
也许太监那特有的“公鸭嗓”，本来就不是唱戏的材料。给皇帝解解闷儿还凑合，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来欣赏，还得说人家“社会上”的文艺团体，“字正腔圆”。因此，逢年过节，举行庆典，钟鼓司都奉旨，选宫外的“大腕”，入宫献演。这时，钟鼓司的太监，就只有“学徒”、“溜缝”、“串场”，或“跑龙套”的份儿了。崇祯五年，周皇后过生日，沉香班应召入宫，演出连本戏《西厢记》，让宫里人着实过了把戏瘾。崇祯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