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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再有某些高级将领——知道谁是斯普鲁恩斯。同样，只有很少人知道谁是尼米兹和金。然而，凡是新入伍的人都知道“雄牛”海尔赛，都觉得在他的指挥下出航作战既安全又值得骄傲。在瓜达卡纳尔岛那些黑暗日子里，他一声高呼“万岁！”我们那些已经丧失斗志的军人重又恢复了信心，于是他们都奋勇向前，打赢了那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海尔赛唤我去听舰间通话。当时我在“衣阿华号”上指挥战列舰第七分舰队，而他则在“新泽西号”上。我们正准备率领大部分舰艇，赶回去救援金凯德。他像一位球艺超群的四分卫 领着全队反攻时那样，用雄壮和愉快的口气问我——不是命令我，而是问我——是否认为可以率领战列舰第七分舰队，以最大航速带头前进，去攻打中央舰队。我表示同意。他就派我任战术指挥，于是我们就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速度乘风破浪前进。
我们没有碰上栗田。栗田决定不进入海湾，他前几个小时里就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逃走了。我们大约在夜间两点钟发现了一艘落在后面的驱逐舰，我们的护航舰艇击沉了它。海尔赛在他那本书里写道，那是他在海上四十三年里仅看见过的一次炮战。
我虽然对海尔赛十分气愤，但是经过我们那天的舰间通话，我就原谅了他。要急忙调动两艘战列舰，去跟栗田打上一场夜战，这是一次轻举妄动，这也许跟他追击小泽是同样地莽撞。然而，我一听到他高呼“万岁！”忍不住就要随着响应。斯普鲁恩斯也许不会像那样勇往直前，但是斯普鲁恩斯也就不会率领六艘战列舰向北急驶三百海里，然后再向南返航三百海里，在整个一场大战中不曾发射一炮。这就是海尔赛的作风，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他的长处，也可以看到他的缺点。我和海尔赛在莱特湾执行了组成战列舰队的作战计划，在热带的黑夜里搜索敌舰，由于双方力量有巨大悬殊而捏着一把汗。结果一无所获，我也许是个傻子，然而我参加行伍一生中最后听到的那一次“万岁！”仍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组成战列舰队”
人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命令了。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工业技术已经打破这种传统的军事概念了。也许，一个年纪极老的水手，最后还会漫谈几句从莱特湾获得的真正的教训。
在我们这个科学与工业时代里，莱特湾已经成为人类野蛮和愚蠢地进行了一场战争的遗迹。战争一向是一种暴烈的捉迷藏游戏，这游戏是用人的生命与国家的财富来玩耍的。然而，玩这种游戏的时代现在结束了。
当一个民族已经进步到不再用人作牺牲，不再以人充当奴隶，不再从事决斗时，他们就必须不再进行战争了。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它的成果显得更无意义了，毁灭性的机器在政治中已经变成不值得采用的东西了。在莱特湾就是这个情形。发动了庞大的海军，在那里大战一场，耗费了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大量人力与国币，把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一两个情绪激动、消息不灵通、精力衰弱的老人，凭他们在无法胜任的压力下作出决定：这确实是“愚蠢的”。做这样的笨事，要不是因为其结局十分悲惨，那倒像是在演出一场拙劣的闹剧。
不错，我们承认这一切，然而那时候除了在莱特湾打上一仗，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的处境当时就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海军少校的时候，我国的一般和平主义者就正确地指出，工业化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愚蠢的，而希特勒和日本那些军国主义者，要实现其掠夺世界的罪恶目的，正为自己准备科学和工业所能供给的一切最可怕的武器。为了阻止这种罪恶行为，英语国家和俄国打了一场正义战争。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方才赢得胜利，如果当时我们放下了武器，让纳粹德国占了上风，统治了全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呢？
现在，当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对核武器忧心忡忡、隐怀着恐惧时，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愚昧无知的马克思主义独裁者却统治着我们过去的战友，统治着那个非常伟大、非常英勇、非常不幸的民族；他们那样处理对外事务，就仿佛叶卡德琳娜女王仍旧在那里独揽大权一样；只不过他们称自己贪得无厌的沙皇政策为“反殖民主义斗争”而已。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个永远困扰着人的问题，我也不指望能够活到这个问题获得解答的那一天。我尊敬我们军队中的青年人，尽管他们必须操纵那些威力可怕的机器，从事他们本国人民既蔑视又害怕的行业。我衷心地尊敬他们，同情他们。他们作出的牺牲远比我们从前所作出的为大。从前我们还对“组成战列舰队”的那个伟大时刻怀着信心与希望。我们的国家为此尊敬我们。我们也感到自豪。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从遭了两次大灾难以后，人们想到了工业化的战争就痛恨。然而，当世界上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好战的白痴或恶棍，认为战争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时，那么自由人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他们对付这一伙人，只好像在莱特湾对付日本人那样，像一九四○年在英格兰上空对付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必须使出威慑一切的力量，必须具有准备使用这种力量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
如果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和平的君王” 到来，那我们就只能指望多数人，甚至是最狂妄、最愚蠢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最疯狂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论者，会从心底里爱他们的孩子，不情愿眼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肯定没有一个政客会那样愚蠢，甚至要发动一次莱特湾的核战争。现在看来，未来将取决于这样一个可怕的设想：要不就是我们结束了战争，要不就是战争结束了我们。
第七部 莱特湾之战第九十三章（1）
埃伦•；杰斯特罗刚跟着娜塔丽登上木头跳板要走进火车，遣送组里一个热心的犹太人从人堆里挤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拉住了他。
“杰斯特罗博士，您到前面去乘那一列客车。”
“我还是跟我侄女在一起吧。”
“别推啦，这样对您没好处。到指定您去的地方，快走。”
一路上党卫军都用村话大声辱骂恫吓，用粗棍子抽打那些被遣送的人。犹太人惊慌失措，拥上跳板，往运牲口的车里挤，手里拖着箱子、包袱、口袋和哭哭啼啼的孩子。娜塔丽赶紧在埃伦胡子拉茬的颊上吻了一下。他用意第绪语说了一句“振作起精神来”，娜塔丽在德国人的喊叫声中也没听真。挤过来的人群把他们冲散了。
争先恐后的人群，簇拥着娜塔丽挤进了那一列阴暗的车，一刹那那种牛棚里的气味使她回忆起情景与此很不调和的童年时代的夏天。大伙愤怒地叫喊，猛力地推着、拉着，去争夺沿粗木板壁可以坐下的地方。她像上下班时走在地下铁道的人群中那样，一路挤到了一个角落里上面装有铁条的窗底下，云母工厂里的两个维也纳同事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坐在那里，四周堆满了行李。她们挪开了腿，让出一点儿地方来给她。她坐下来，此后三天内那儿就成为她的地方，仿佛她买了一张票，订下了板条地板上粪便结成了硬块的那个地方，风从宽阔的罅缝里呜呜吹进来，火车开动时车轮的声音震响，吵吵闹闹的人群四面紧挤着她。
他们的车在雨中出发，在雨中行进。虽然那时已近十一月，但是天气还不冷。娜塔丽好不容易站起身来，挨着次序立到那个有铁条的高高的窗子跟前，向外面望出去，呼吸那清新的空气，看见树叶已经换上了秋天的颜色，农民正在摘水果。站在窗口的那片刻是快意的。那片刻实在过得太快了，她必须重新回到车里那个污臭的地方。牛棚里的臊气，长期不洗澡、穿着濡湿的旧衣服挤在一起的人发出的臭味；这一切不久就被另一些人陆续溲尿的恶臭掩盖住了。男人、女人、小孩：车上一共有一百多人，必须在两个便尿已在漫出来的桶里小解，车里一头摆了一个桶，大伙必须在人堆里扭着身体向它们挤过去，只有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一个党卫军想起了把车门拉开一个缝，这会儿才有人去倒空了它们。娜塔丽不得不把脸从那个离开她还不到五英尺的桶那一面别过去，这倒不是为了避免闻到那股臭气和听到那阵声响（因为那是无法躲避的），而是为了要让那些可怜的蹲着的人可以感到自在一点儿。
这次旅程刚开始时，最使人感到难堪的，倒不是饥饿、口渴、拥挤、睡眠不足、可怜的孩子们的啼哭、刺耳惊心的激烈的争吵，甚至不是对前途的恐惧，而是这种人类顾全体面的原始习惯遭到了破坏；是闻到那股臭气；是由于没有一个干净和背开人的地方去小解而感到羞辱。那些衰弱的、年迈的、患病的人，无力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到那些桶跟前，竟在他们自己坐的地方便溺，熏得周围的人透不过气，直犯恶心。
然而，车上也有一些勇敢的人。一个身体健壮、头发花白的捷克犹太护士，提着一桶水到处挤来挤去，把党卫军每隔几小时才加满一次的水一杯一杯地先分给病人和小孩。她邀集了几个妇女，去帮着她照护病人，收拾干净那些不幸弄污了衣服的人。一个体格魁伟、金黄色胡子的波兰犹太人，戴的好像是一顶军帽，自告奋勇当了列车长。他用几条毯子遮隔开了那两个尿桶，劝开了最激烈的争吵，还指定了几个人去分配党卫军扔进来的吃剩下的东西。这里或者那里，在可怜的拥挤的人群中，尤其是在分完了食物的时候，可以听到一阵阵凄凉的笑声；每当一切事情处理妥当了以后，列车长甚至还带头唱几首悲哀的歌曲。
谣言继续在车里四下传播：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到了那儿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宣布的目的地是“德累斯顿郊区劳动营”，但是一些捷克犹太人说，火车经过那些车站的路线是通往波兰。每次火车驶过一个车站时，四周的人就要大声喊出那个站名，于是又一次引起大伙的猜测。几乎没一个人提到奥斯威辛。前面展开的是整个东欧。每前进几英里，车轨就会分岔开来；即使不是去德累斯顿，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可去。为什么一定是去奥斯威辛呢？这些来自特莱西恩斯塔特的犹太人多数都曾听说过奥斯威辛。有的人还收到已经到达那里的人寄来的明信片——虽然近来已有很久没有明信片寄来了。这个地名引起了一种模糊的恐怖，还令人想起一些阴森可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不，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去奥斯威辛；再说，即便是去那儿，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儿的情况一定会像传说的那样可怕。
这就是娜塔丽在车上觉察出的一般人的心理。她心中更有数。她始终不能排遣开班瑞尔·杰斯特罗带来的那些消息。她更不愿被一些幻想所欺骗。因为要活下去，要重新看到路易斯，她就必须冷静地去想。她坐在破裂透风的地板上，经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又饥又渴，被臭气熏得难受，牙齿和骨节都随火车的震动打战，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倒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这一次突然和她叔父分离后，她头脑清醒了，意志更坚定了。她只不过是向东方进发的火车上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当中的一个，此后她可要靠自己了。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赶上牲口车时，没有点名，只计算了一下人数。埃伦•；杰斯特罗仍旧是有身份的，仍旧是有名气的，仍旧是一位长老，仍旧是一位“知名人士”，所以他在前面卧车里。而她却是一个无名之辈。在盟军还不曾全部击溃但已呈败象的德军之前，无论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去，大概总会派给埃伦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让他活下去吧。也许，到了那里，他又会找到她，又会保护着她吧；然而，单凭直觉，她已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埃伦了。
当一个人确实相信自己要死的时候，那种心情对他是难堪的。医院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病人，向电椅或者绞架走去的罪犯，风暴中留在沉船上的水手：既然这些人还会私下里怀着一种这一切都是幻想的希望，就会有人发出一声呼唤，把他们从昏闷得无法透气的梦魇中惊醒过来；那么像娜塔丽•；亨利这样一个年轻健壮的人，乘在一列开往东欧的火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抱这种希望呢？她在暗中这样希望，并且毫无疑问，整个运牲口车上所有遭难的犹太人也都这样希望。
她是一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