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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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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军队不知是计,便蜂拥而入,攻打内城。袁崇焕立即下令发射刚刚引进的西洋巨炮,配之以滚石矢木,后金军队吃了大亏,努尔哈赤本人也受了重伤,只得全线撤退。这就是“宁远大捷”。    
    当时的朝廷上下,谁也没想到袁崇焕能打这样一个大胜仗。袁崇焕一下子名声大震,先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而那位经略高第,因拥兵不救、折辱诸将而遭交章弹劾,被赶下了台。朝廷上下最痛恨的是高第在宁远激战时拥兵观望,不予救援。不过,在高第看来,他是不便去救。他本来就不同意袁崇焕守宁远孤城,现在仗打了起来,如果袁崇焕打胜了,不是证明他自己原先的战略是错误的吗?对这种打胜了却只能证明自己是错误的仗,像高第这样的人能去拼命吗?    
    高第之后,王之臣出任经略。王之臣与袁崇焕意见不合,朝廷为调和关系,干脆把辽东的防务一分为二,山海关内由王之臣负责,山海关外由袁崇焕负责。这种做法不免滑稽,因为辽东防务本是一体,现在却被活生生割裂。对这种划分,袁崇焕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或猜忌;同时王之臣也不会满意,因为他职为辽东经略,本应全线统筹,而现在却只让他负责关内。朝廷的原意是调和两人关系,现在反而弄巧成拙。    
    在宁远大捷之后,形势一度对明朝有利。此年的八月,努尔哈赤因在宁远被击重伤,久治不愈而亡。努尔哈赤临终前曾对诸贝勒说:    
    “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单单宁远一城却没有攻下?!”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接位。皇太极当时面临许多困难。自己以第八子身份接位,并无多大合法性,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统辖2旗,实力最强。而且,努尔哈赤临终前曾明确告诫,要八贝勒共同治国。因此,当时皇太极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宁远惨败,加之辖区内的长期经济衰败,皇太极也不太想在即位之初,就与明朝大动干戈。更重要的是,皇太极想借正面缓和之机,压服朝鲜,以解后顾之忧。    
    天启七年(1627)初,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互派使者,互换书信,进行商谈。皇太极在信中列述了“七大恨”,申诉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的冤屈,表示愿重修两国之好,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就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袁崇焕则要皇太极退出开战以来侵占的城池,归还被俘的军民等等,也就是要后金恢复到从前的地位。双方的筹码不一,很难达成一致。    
    就在和议进行之时,双方都采取了一些举措,各打着自己的算盘。    
    皇太极乘议和之机,出兵朝鲜,并攻击据守在皮岛(今朝鲜椴岛)的明朝将领毛文龙。朝鲜、皮岛同时告急,请求朝廷支援。    
    而此时的袁崇焕,正忙着布防筑城。当时经略王之臣已被罢职,经略一职空缺,由袁崇焕以巡抚的身份全面统辖辽东军务。袁崇焕掌权后,与总兵赵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3城,并重新设防。正在此时,朝鲜告急,袁崇焕急命部将增援,而朝鲜却因敌不住后金军队的猛攻,已正式投降。朝鲜的投降,使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使明军失去了从东面夹攻后金的有生力量。    
    天启七年(1627)五月,已取得朝鲜之战胜利的皇太极,率兵向袁崇焕反扑,说是要报努尔哈赤之仇。在其攻势之下,大、小凌河守城之卒溃逃,皇太极乘势围住锦州。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遣使请和。袁崇焕急派祖大寿率精兵4000人,绕到敌后,又派水军东出,试图从背后发起攻击。援兵才出发,而敌兵已至宁远城下。袁崇焕故伎重演,用重炮打击攻城之敌。与袁崇焕不和的满桂,也率兵来增援,合击敌军。后金军队伤亡惨重,城外濠沟尸积如山,不得已而撤出宁远,集中力量攻打锦州。锦州守城之兵奋力抵抗,外部援军也纷纷赶到,后金军队便全面撤退,临撤时,毁掉了大、小凌河两座城池。这就是有名的“宁锦大捷”。    
    宁锦大捷,对皇太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明朝来说,似乎是一个转机。不幸的是,朝廷内部的矛盾再次影响到了辽东局势。    
    宁锦大捷后,袁崇焕被魏忠贤手下的党羽交章弹劾。他们说袁崇焕没有及时救锦州,毛文龙遭后金袭击,也是因为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引起的,等等。袁崇焕当然受不了,愤然乞请致仕归里。朝廷顺水推舟,同意袁崇焕之请,而让王之臣复出,指挥辽东军事。    
    不过,尽管袁崇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宁锦大捷还是要论功行赏的。朝廷文武,因宁锦大捷而被增秩赐荫者不下百人。魏忠贤的从孙魏鹏翼虽尚在襁褓之中,却也因宁锦大捷而被封了安平伯。至于袁崇焕,魏忠贤也格外加恩,给他增了一秩。对此,就连魏忠贤的心腹尚书霍维华也觉得太少了一点,因为毕竟是袁崇焕辛辛苦苦打了宁锦大捷,但魏忠贤对这种想法断然拒绝。后来梁启超读到这段历史,曾大发感慨说:    
    “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    
    其实,梁任公只说对了部分。奸臣在内,大概也希望名将能立功于外。魏忠贤在朝廷大杀东林党人时,东林党的同情者孙承宗、袁崇焕则在拼着命守住辽东。魏忠贤当然希望他们能立功于外,只不过功劳要算在或大部分算在自己这位“九千岁”头上,能为自己所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行了。另外,名将不能立功于外,并不一定要有奸臣在内。袁崇焕这位名将,后来在崇祯帝这位明君领导下,不仅没有立功,反而丢了性命,而杀他的人,恰恰不是奸臣,而是崇祯帝这位明主。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袁崇焕复出

    到了崇祯元年(1628)二月,蓟辽总督王之臣以罪罢免。在朝廷大臣们的纷纷要求下,崇祯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此年七月份,袁崇焕至北京,崇祯帝在平台(宫城右后门)召见袁崇焕及群臣。在一番君臣寒暄之后,他即问袁崇焕:    
    “东兵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没,辽民涂炭。卿万里召赴,忠勇可嘉。所有方略,具实奏闻。”    
    袁崇焕一听皇帝咨以方略,而且态度亲切诚恳,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便头脑一热,说出了后来有点后悔的话:    
    “臣受陛下特眷,原假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帝一听,龙心大悦,连连许诺袁崇焕说,只要收复辽东失地,不要说你可封伯封侯,就连你的子孙也可同沐圣恩。边上的群臣一听皇帝这样说,连忙异口同声地夸袁崇焕道:    
    “袁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这一夸,直把袁崇焕夸得心花怒放,似乎辽东之复,已是指日可待!    
    崇祯帝此时已累,便先回便殿休息一会。皇帝一走,有位名叫许誉卿的给事中便向袁崇焕请教,问他凭什么只要5年就可复全辽?    
    袁崇焕被许誉卿这么一问,也只得老实回答:    
    “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也。”    
    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考虑到皇帝为这事日夜操心,我姑且说5年可以复辽,宽宽他的心。许誉卿一听,知道袁崇焕其实也是心中无底,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因此他立即责怪袁崇焕道:    
    “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    
    许誉卿说得也有道理。皇帝英明有为,不是糊涂之辈,你袁崇焕随口说5年可以复辽,到时候皇帝真得按5年之期来考核,你怎么办!许誉卿的话犹如一盆冷水,令袁崇焕冷静下来了。他想起以前治辽的经历,以及朝中的复杂、辽东的艰苦,不由得后悔刚才的失言。因此,当崇祯帝休息后重新踱出来时,袁崇焕的口气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    
    “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迁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这时袁崇焕把价码抬高了,不像开始时那样轻率。他提的那些要求也是实情,如果没有朝廷上下一致,同心协力,辽东的仗就没有办法打下去。崇祯帝觉得有道理,便对身边的部臣说,要满足袁的要求。袁崇焕接着说: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这些话很有分量,听得崇祯帝不知不觉站了起来,当即表示:    
    “卿勿疑虑,朕自主持!”    
    刘鸿训等阁部大臣见机,也向崇祯帝请赐尚方宝剑,假之便宜,崇祯帝立即同意。此时的崇祯帝,满怀希望,只要袁崇焕提出来的,他都答应。在他看来,只要辽东一平,中兴也就指日可待。而崇祯帝越是这样,袁崇焕越是担心。因此他在临赴任时,又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把他心中的想法和担忧,一一写明。他说: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焉。”    
    说完自己的用兵之策后,袁崇焕话锋一转,点出自己对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的担忧。他接着说道:    
    “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    
    袁崇焕这段话,似乎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他所担忧的,后来几乎都变成了现实,而亲手杀他的,竟也是爱他知他的崇祯帝。    
    袁崇焕赴辽东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宁远兵变,十分棘手。    
    宁远兵变在袁崇焕赴任前就已发生。起先是镇守宁远的川湖兵因连续4个月未领到军饷,起兵闹事,其余13营也立即响应。叛兵们捉拿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并把他们拘押在谯楼上,形势十分危急。    
    刚刚赴任的兵备副使郭广,与士兵们没有多少冲突,所以说话尚有些影响力。他竭力保护毕自肃,并千方百计筹集到抚赏等银两万余两,交给川湖兵。川湖兵仍不满足,郭广只得又向商民借贷,凑足5万两,才稍稍压住叛兵凶狠之势。巡抚毕自肃也得以逃到中左所(即塔山堡)。他大概是自感罪行深重,或许是对朝廷感到寒心,所以在上书自劾后,便上吊自杀,寻求解脱。    
    宁远兵变,反映出当时官军的脆弱。就体制而言,官军士兵主要是招募而来。明初的那种卫所制度及其兵源征募的办法,此时已名存实亡。既然是招募,则兵员素质首先就得不到保证。在当时,只有没办法的人才会去当兵,而且绝大多数人是冲着兵饷去的。这些兵,管得好就是朝廷的官军,一旦管得不好,那差不多就是盗贼。朝廷4个月不发饷,他们能不闹事吗?    
    这事也怪不得巡抚毕自肃。他虽有治兵不力之罪,但兵士哗变,最直接的原因是欠饷。说到底,是朝廷拖欠了前线的兵饷。毕自肃虽为巡抚,但本身拿不出钱,只有朝廷给钱,毕自肃才有银发饷。    
    袁崇焕得知宁远兵变后,立即赶赴宁远,与那位能干的郭广密谋对策。袁崇焕的做法,与别人不同。他竟然宽宥了这场兵变的首恶杨正朝、张恩顺,令其充前锋立功自赎,以稳住人心。但像兵变这样的严重谋反事件,总得有人去承担责任。袁崇焕便斩了15名从犯,又把预先知道川湖兵要发动哗变却没有及时上报的中军吴国琦处斩,并罢免了一批军官,以平群愤。当时只有都司程大乐统辖的一营兵士没有参加哗变,袁崇焕特予以奖励。在这些措施之下,宁远才算平静下来。    
    事态虽已平息,但军饷总得发下去,总拖着也不是长久之计。袁崇焕平定宁远后,立即上疏朝廷请饷。崇祯帝便召群臣商议。绝大部分大臣都请求崇祯帝发内帑充饷,以解燃眉之急,因为户部已无银可拨。崇祯帝一想到要动用自己的“内帑”之银,心中就不太情愿,但不好明确拒绝。正在崇祯帝为难之际,聪明的吏部侍郎周延儒体察到皇帝的心思,便出语惊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高论:    
    “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    
    崇祯帝一听,有道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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