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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廷拖欠，士兵根本无法如期关饷。天启年间，像固原、延绥、宁夏3镇，经常是数月无饷，经年无饷。像边远诸堡，甚至有3年领不到饷的。至崇祯元年（1628），陕西镇的兵饷竟积欠多达30个月。至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欠饷竟达36个月。士兵生活无法维持，导致了大规模的哗变从乱。
上述两项，仅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类似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这样的拖欠，不仅使朝廷许多功能实际丧失，误事坏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形象、威信也由此扫地，颜面无存，严重影响了人心，朝廷的凝聚力也逐步丧失。试想，连这种基本费用都无法开支的朝廷，又会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地为它卖命，而能不懈怠应付，甚至不起异心，另谋活路？
话又说回来，朝廷虽能用拖欠暂时应对困难，但有些费用却如燃眉之急，无法不予支出。像在辽东前线的用兵，如不筹军饷，那么部队就无法上前线，士兵也不会去拼命，皇太极的铁骑也就会长驱直入，那当然不行。朝廷官员为了筹饷，也就只能在加征上动脑筋，即提高税率。
加派的手段虽不常用，事实上也确实不能常用，但在明朝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师，朝廷兴兵防御，京师和各边的军饷，骤增至近600万两，一时国库支绌，于是有加派田赋120万两之议。但这次加派，仅限于南畿和浙江等富裕之区，而且也是临时性质，事过即罢。在此以后，虽有地方官吏私自加派之举，但朝廷却没有在全国境内加派。
至万历末年，辽东边患兴起后，仗越打越大，时间越拖越长，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而万历帝也不肯支出内帑充军费。无奈之下，朝臣只能议增田赋。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连续3年加派田赋，累计每亩增加了白银9厘，全国增加田赋收入约520万两。由于地方截留他用或拖欠等缘故，朝廷实际每年可增收入350万两左右。由于这笔钱用于辽东战事，因此被称为辽饷。
第六章 罪己诏竭泽而渔（2）
因辽饷仍不足军用，天启年间又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率，约能每年增加收入240万两。与辽饷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760万两。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实际能收到500万两左右。
这种加派，真是空前绝后。当时朝廷的正常收入，应在1500万两左右。而在短短的几年中，朝廷竟加派至750万两左右，增加了近一半。从万历末年至天启七年（1627）的前后9年中，朝廷通过加派，实征了近4千万两白银。而且，这种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问题。如杂项，本身就是正赋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质，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实在说不过去。又如，加派依全国统一标准进行，根本无视地区之间的贫富区别，对原本贫穷的地区实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后来的局面，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按理说，万历、天启年间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复加的地步。但至崇祯年间，朝廷竟又连加了4次。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朝廷便于原先的9厘之外，每亩复增了3厘，称为“新饷”，全国共增田赋银165万两。到了崇祯八年（1635），总督卢象升又请增饷，朝廷便决定加征“助饷”。到了崇祯十年（1637），兵部尚书杨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饷”，每条银1两加银3分。到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又提议加征“练饷”，每亩1分，总额达700百余万两。这种加派，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这些加派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要落在一般的纳税户头上。具有优免特权的那些缙绅大户，仍会像逃避正税那样，逃避这种加派。这样一来，本已十分不稳定的纳税阶层，更是陷入了绝境。明朝廷的这种做法，无异是饮鸩止渴。
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祯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仍在顺天府尹任上的刘宗周，就对朝廷的做法很不满。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指出：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非宁，朝令夕考，或许会太平立致！”
接着，刘宗周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道：
“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
刘宗周依次列出崇祯帝为政太急、急功近利的两个方面：
“一是辽事。当时天下正是三空四尽之时，而朝廷却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解决问题，然而战期遥遥。这是汲汲于近功的表现。
一是理财。一味掊克搜刮者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上级仅以催征为考课，而原先的黜陟之法亡，赤子百姓无宁岁！而又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之下，坐重典者十余人，然而贪风依然如故。这些都是规于小利的表现。”
刘宗周的看法可谓是一针见血。当时朝廷的做法，只顾眼前，而丝毫不计后果，不要说治本，就是连标也弃而不顾。
既然最高当政者如此，那么下面的官员就更是肆无忌惮了。既然朝廷要的只是钱，为了钱，大明朝的基本原则都可以弃之一边，那么地方官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更何况他们还要捞足自己的那一份呢。到最后，有些地方官竟用带征、预征之类的极端手段来榨取搜刮。
所谓带征，就是把历年的欠赋积附于当年的正赋和加派之上。一起征收。所谓预征，就是预先征收来年甚至几年的赋税。每年的正赋带加派，已是极重的负担，至此竟又要在此基础上，再加重压，再加上诸如赋税不均、灾荒不断、贪污私饱等等因素，低层的民众哪能堪此重负？！
早在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就上言直指其弊。他说：
“计海内用兵已达十年了，其间无事不取之于民间，而郡县催科苛政，也无一事不入考成。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只求征输无误，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又有谁为皇帝体恤那些黎民百姓呢？”
瞿式耜接着又描述了百姓在重赋之下的惨景。他痛心疾首地写道：
“每当催征之期一到，征新比旧的差役四驰，而那些不能按期交纳的百姓，被杻系枷锁，不绝于道；复又被鞭笞拶打，叫彻堂皇。至于那些滨水荒坡、不毛山地，其正供赋税本来就难以完成，现今又一概增征新饷，倍之又倍。不堪重负的百姓，只能卖子鬻妻，逃亡他乡。而遗留下来的逋欠，又被加之于其宗族、亲戚头上……”
瞿式耜进而又指出，由于加派过重，逋欠日久，所以每当催征之期，新征旧欠，层累而上，弄得百姓耳目乱，手足忙，心计也惶惶不定：如果补交旧欠吧，却担心负责新征的差役敲比；如果交纳新征吧，则又担心负责催旧的差役来敲比。
瞿式耜这份奏疏所描述的情形，尚是崇祯元年的情形。到了崇祯后期，随着加派的不断，低层百姓的处境更是惨烈。不堪重负的农民，大批逃亡，其负担却被转嫁到未逃者的头上，又引起更大规模的逃亡。这样越逃越多，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凋敝，而朝廷也由此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纳税源。
在天启七年（1627），浙江文人吴应箕曾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河南农村地区的这种情形。当时他途经河南真阳（今正阳），出城四十里，举目远望，都是黄茅白草，一片荒凉，弃耕抛荒已非短期。吴应箕十分惊奇，并问轿夫道：
“此县东南西北，田地荒芜都是如此吗？”
轿夫答道：
“像这样的十有八九。息县（今息县）较好，然也有十之四五的田地像这种样子。”
吴应箕到了驿站后，见有老人、差役，便又问道：
“刚才所见一路荒芜之田，难道没有差粮吗？”
数人同声回答道：
“这些田地原本膏腴之业，怎么会没有差粮呢？”
再问：
“何以不耕？”
对道：
“无牛！”
又问：
“何以无牛？”
则又答道：
“多被盗卖出境，无牛所以无佃。此是原因之一。另外，本县马户差役苛急，被报之人，不堪苦役，因此先卖牛弃其地，时间一长连人也逃走了。人户逃跑，则田无主人，所以弃耕。但人虽去而税粮仍在，则坐赔于本户，如户不堪赔，则又坐赔于本里，或坐赔于亲戚。这些被坐赔牵连之家，家境稍富者尚能代之补交，而贫穷者无力赔偿，则也只能弃户而逃。这就是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的缘故。”
吴应箕又问道：
“像这样有田而弃逃之家，为什么不在走时把田地卖掉，却宁愿抛荒呢？”
当地人回答说：
“正是因为有了田地，才为差役所苦，现在这些坐赔者正苦于弃之而不得。何况受此抛荒之田，则这些田地的赋役也随之而来，哪能受得了？！正由于此，才会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这些对话。吴应箕觉得这种情况地方官员应该设法解决，并又问道：
“难道没有人把这种情况禀告县官吗？”
当地人则回答说：
“此县县令多属贡举出身，日暮途穷，难有晋升的机会，因此多以贪得为念。而且衙门弊多，这些官员也自知无力去其积弊，因此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哪有工夫去顾及人户之逃、田亩之荒呢？甚而至于有告理者反遭毒打，所以百姓虽怨声载道，但都不敢出声。”
吴应箕这位书生竟又天真地问这些当地人：此处为通衢，经常有布道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经过，难道他们就没有问起过这些情况吗？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吴应箕尚觉得甚为遗憾。
吴应箕真是书生之见。当时的朝廷上下，又有谁不知底层的这种真实情形。就连崇祯皇帝本人也清清楚楚。他在即位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
其实，地方官员这种利用加派中饱私囊的事，固然应该指责，但口口声声爱民恤民的崇祯帝自己，不也是明知底层之苦，而照样屡屡加派，同时却又惜财如命，不肯轻出其内帑吗？其手下臣僚们，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当然，这并不是为那些百官开脱罪责，事实上，明末的文官阶层确实也应为明末的剧变承担责任的。
第六章 罪己诏颓靡的士风（1）
之所以讲明末的文官阶层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是因为他们作为当时实际统治全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有效地应对明末的局面，扭转其崩溃之势，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大明帝国，虽说由皇帝一人独统，但实际上，即使是能力最强的皇帝，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真正统治大明帝国的，还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文官集团，其能力、效率、责任心等方面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帝国统治的局面。
遗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自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已无法与皇帝进行有效合作（这当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屡屡发生危机，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统治能力。同时，其自身内部也无法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长期分裂，门户森然，党争不断，争权夺利，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惨痛地步。崇祯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等权阉，清洗阉党，虽大快人心，但本质上也是文官内部斗争的另一形式。经过几十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已是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崇祯帝清除了所谓阉党之后，文官集团原已形成的这种风气仍未有丝毫改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停止，仍是相当激烈。朝廷的高级官员，能超然于外而洁身自好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依崇祯帝的本意，是要严禁植党，根除党争的，但奇怪的是，党禁越严，党争却反而越演越烈。
本来，崇祯帝在清洗阉党之后，曾任命了以韩鑛为首的东林内阁。但至崇祯三年（1630）春，韩鑛被罢，李标、成命基等也先后被罢归，钱龙锡竟被逮问。东林内阁解体后，内阁遂被周延儒、温体仁掌握。
崇祯朝的党争，导火线是崇祯元年（1628）底的廷推内阁。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入阁呼声很高，并被会推入选。这引起了同样想急于入阁的吏部尚书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