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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可能，却还在痴人说梦，由此可见熊廷弼此人的天真。他总以为辽东局势到了这样的地步，朝廷总不致于还像以前那样待他。没想到他的结局仍像前一次经营辽东一样，稍有起色即被罢免召回，他更没想到在数年之后，他又被起用，并且最终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弄得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加 征
辽东的局势稍稍缓和后，万历帝又故态重现。
他依然不上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首辅方从哲恳请万历帝能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辽东战守方略，皇帝不予理会。吏部尚书赵焕甚至率朝廷百官跪在文华门，请求皇帝能视朝议政。方从哲则在仁德门跪着，等候消息。他们跪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前，万历帝才命一太监叫他们回去，上朝的事则免谈。赵焕等失望至极，曾上疏责问万历帝：
“如果有朝一日蓟门遭蹂躏，铁骑踏京郊，陛下您是否还能在深宫内高枕无忧，称病却之呢？”
万历帝不仅不视朝，不批不发群臣奏章，而且他依然不肯出钱充辽东军费。辽东饷绝，户部又无银，朝臣多次恳请万历帝能先从内库借支应急，万历帝却毫不松口。户部尚书李汝华无奈之中，下令扣留当时广东进解的一笔金花银（例应入皇室内库），充辽饷之用。万历帝得知后，大为震怒，罚李汝华俸禄一月，并要求他立即补足交入内库，李汝华只得照办。
为了筹集辽饷，朝廷只有加征。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加征过天下田赋。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朝廷又在前一次加征的基础上，再次加征。至次年三月，又因辽饷不支，第三次加征。三年之内，加征三次，大大增加了天下的赋税负担。这对本已不景气的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五月，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最终躺进了30余年前就造好的定陵。据说他在临死前，很是后悔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并要新帝为他盖愆补过。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朝廷大臣的杰作。他们借死人之口，用遗诏的名义，来对万历弊政作一些补救。他们在万历帝驾崩后的短短三天内，两次动用内库银二百万两急充边饷，并说这是万历帝临终前的交待。事实上，一毛不拔的万历帝是不太可能这样大方的，不过到这种时候，也由不得他了。
万历帝就这样走了，留给自己儿子和朝廷的却是这副烂摊子。后人至今也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如此。不少人试图给他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解释，但至今尚没有一种解释能完全令人满意。
三百余年以后，万历帝和他皇后的合葬墓定陵被掘开，几近剖棺曝尸。他是明代皇帝中获此厄运的第一人，也是目前为止惟一的一人。在他生前，他事事为自己计较得失，孜孜求利，没想到三百余年后竟是这番情形。这是巧合，还是老天的报应呢？！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国本之争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
死讯传出，天下缟素，举国尽哀。臣民们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然而，不少人心里想的并不像他们脸上装的那样。尽管没有一人敢说出来，但许多人当时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因为万历帝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他们寄厚望于新的君主，希望新皇帝能给王朝带来一些新气象，甚至扭转乾坤，摆脱危机。
可是，王朝的现实却再一次令他们绝望。苦熬了多少年的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竟撒手归天，追随其父而去。随后接位的天启帝，却又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无知少年，根本无法理政。魏忠贤也因此逐步擅权，操持朝政，把大明朝搅得乌烟瘴气。真可以说是荒唐岁月有着道不尽、说不完的荒唐事。
本已步履艰难、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再经魏忠贤的这番折腾，已是元气大伤，难以救治了。
国本之争
万历帝死后约10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号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6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现已长成！接着，万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张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我成为不孝之子么？”
话说到这分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而死，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25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来，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