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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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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祯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等,又令太子、永王、定王设法出逃。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并把太子托付给他。不过,这道谕旨被送到内阁时,内阁已无人在,不久便被农民军缴获。    
    崇祯帝最后是如何走上煤山的,死前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已无法弄清。因为当时惟一在他身边的提督太监王承恩,也随他一起自杀了。    
    实际上,在崇祯帝的遗体被发现之前,包括农民军在内,都不知他是死是活。    
    三月十九日,农民军进占内城。此日中午,李自成在群臣的前护后拥下,由德胜门进城。至承天门下,李自成挽弓搭箭,射向写着“奉天承运”的门匾。可惜未能射个正着,而略有偏差。    
    当李自成一行进宫时,跪迎于门左的太子朱慈烺,伏地不起,李自成命人扶起。不久又搜得永王、定王。李自成安慰他们道: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并把他们送到刘宗敏处。    
    直至二十二日,农民军才于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遗体。其衣袖上写有两行墨书。一行称:“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称:“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李自成等这下才放下心来。    
    皇帝已死,太子被擒,京师被占,大明朝至此气数全尽!    
    不过,尽管大明朝已亡,而戏却并未落幕!李自成的大顺朝、福王的弘光朝等,还先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作了最后的表演,直到被入关的大清朝依次击溃、收拾。最终的结果是大清朝入主中原,一统江山!    
    从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短一年中,或许更能领略到大明朝的悲哀。    
    


第八章 大崩溃天绝大明

    李自成自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至四月三十日仓促溃退,共历时仅42天。    
    在初进城时,李自成最急于做的事就是找到崇祯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此,他曾下令,凡能献崇祯帝者,赏黄金千两,而隐匿者则诛其全家。没想到两天后却发现崇祯帝早已自缢于煤山,而太子、永王、定王也于此前被擒获,于是李自成便放下了心。    
    李自成接下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处理旧朝留下来的数千文武大臣;一是着手准备登基大事。    
    当李自成攻入京城时,司礼掌印太监王德化率内员300人迎至城门外,被令照旧掌印。其他监局掌印太监也都纷纷出降。因此,李自成进城时,最先出迎的倒是这帮太监!    
    若崇祯帝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至于那一帮文武大臣们,开始时却不敢出头,个个潜藏,惟恐不深。他们这样做,倒不一定是出于忠义,而实在是担心祸患临头。李自成在陕西、山西拷掠缙绅的残酷,他们早有所闻。    
    忠臣当然是有的!在李自成攻破京师时,也有不少文武大臣殉国。这也算是大明养士300年的一点善报吧。    
    殉国的勋戚有:宣城伯时春、惠安伯张庆臻,新乐侯刘文炳、彰城侯杨崇猷、新城侯王国兴,少保驸马巩永固等等。    
    殉国的大臣有:大学士范景文、尚书倪元璐、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兵部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右中允刘理顺、右谕德马世奇、户部给事中吴甘来、监察御史陈良谟、翰林院检讨汪伟等数十人。    
    这些勋戚大臣,大多是满门赴死,或上吊、或投井、或自焚,十分惨烈。    
    殉国的太监,除王承恩陪崇祯帝自缢外,尚有李凤翔、张国元、高明等等。    
    那么,除了上述的这些殉国者外,满朝勋贵文武数千人,在城破之后又都在干什么呢?    
    李自成进城之后,便下令勋戚文武各官,于二十一日投职名报到见朝,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隐匿收容,则严惩不贷。    
    至二十一日,上朝者多人,赴长安门投职名者争先恐后,农民军聚其名帖而焚之。当时承天门不开,诸官都坐在露天等候。至中午时分,太监王德化自内而出,身边跟着十几个随从。当他见到兵部尚书张缙彦时,便挖苦道:老先生尚在此啊!明朝事都是你与魏阁老(指魏藻德)坏掉的。张缙彦争辩几句,王德化便命人掌嘴,把张缙彦气得直掉眼泪。    
    这位王德化,在数月之内,竟连侍3朝。先是任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自成进京后,便率先投降,仍被命做掌印太监。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李自成溃退、清兵占领北京后,王德化摇身一变,竟又降了大清,仍做他的掌印太监。    
    此日,文武百官自早上即赴长安门外等候,至日暮才被放出,饿了整整一天。他们一个个缩首低眉,呆若木偶,即使被兵卒百般侮虐,也不敢出声,受尽屈辱。也有刚烈之士,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而自杀身亡的。如庶子掌坊周凤翔在此日回家后,便上吊自杀。但像周凤翔这样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在等着发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能被新朝所用。如大学士魏藻德,当时被关押在刘宗敏宅内的小房中。那位大学士,就对李自成很有些怨言,他扒着窗缝对外面的人说:“如要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于此算是什么?”     
    但李自成等似乎并没有立即用这些降官。二十一日见朝,被任命的官员并不多,但也没有开杀戒,甚至还相当宽容。如那位负责城防的襄城伯李国桢,被执后不肯下跪,背面而立。李自成等怒问道:“为何不跪?”    
    李国桢回答道:“我明朝大臣,没有下跪的道理!”    
    李自成等便威吓道:“不跪则把你凌迟处死!”    
    李国桢回嘴:“随你的便!”    
    李自成等又威胁道:“不跪将把你全家凌迟处死!”    
    回答仍是随你的便。但当李自成说到不跪将把全城百姓凌迟处死时,李国桢这才跪下,不过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说道:    
    “我是为全城百姓而跪,并不是向你而跪!”    
    即使如此,李自成也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暂时关押。数天后,他因被追银受刑,实在熬不住,才自杀身亡。    
    不过,也有人说这位襄城伯是在演戏。当时他年仅27岁。原本就是位大言无忌之人,当他总督守城时,虽拥重兵,却不曾有什么调度,而城破之后,竟能不死而被执,此时徒为大言以从贼听,希望能侥幸免死。平心而论,此时能在李自成面前敢如此说话,不管其动机如何,也确实是需要些胆量的。而其夫人也被农民军所掠,据说农民军把她的衣服剥尽,抱放马上,大呼此襄城伯夫人也!勋臣妇人被辱如此者,实在是少见。    
    最早被杀的勋戚,倒是成国公朱纯臣。其原因很简单,即崇祯帝临死前曾写下一纸朱谕,要成国公辅助东宫(太子)。朱谕被农民军缴获后,因此事关系重大,李自成立即收捕了成国公,并于二十二日下令处死,以绝后患。后又复杀其弟等亲属。    
    二十三日,崇祯帝、王承恩的尸体被收殓。开始时用的是普通棺木,后改用朱漆棺殓崇祯帝,并与周后的棺木一起被移入佛寺。    
    同日,刘宗敏、牛金星在午门前选用了一批旧朝文武官员,约100人。    
    二十五日,礼部命随驾各官率耆老上表劝进,开始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    
    当时不少文武大臣在谋求新朝官职,如戊辰科进士则以同科的身份走宋企郊的路子,而河南人则与牛金星、宋献策拉老乡关系,希望能为新朝所用。    
    二十六日,旧朝文武纷纷赴朝投递职名、劝进,希望能被录用。农民军除选用了100余名四品以下官员外,把其余各官登记上册,并以100人为一组,由骑兵8人押赴各营。    
    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是否被新朝录用。被录用者派少,未被录用者派多。标准是中堂10万,部院、京堂、锦衣7到3万,科道、吏部5到3万,翰林3到1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至于勋戚之家,则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在此以前,刘宗敏早已准备好了5千副夹棍。此类夹棍,十分厉害,夹人无不骨碎。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襄城伯李国桢由刘宗敏追赃,才被夹了两下,便在回房后自杀。    
    崇祯帝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自称无钱。10余日前崇祯帝要他捐饷时,他起初还不肯捐,后勉强捐出1万。此时在农民军的夹棍下,一下子就交出了50万两银子及价值数十万的珍珠币物。其余的勋戚,也都被一一过堂,敲尽榨干,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大学士陈演,在北京城破之前就被解职,原本有机会走脱,可惜因资产太多,短时内无法处理而滞留于京。此时他也被刘宗敏追赃。据说陈演还未等到用夹棍,就捐4万两白银,刘宗敏很高兴,本打算不再用刑。不料陈演的僮仆检举说其家财远远不止此数。刘宗敏令人搜查,果是如此,大怒之下仍用了重刑。    
    大学士魏藻德或许真不富裕。城破之前,崇祯帝令其捐饷时,他只肯出白银400。此时被刘宗敏追赃,上了夹棍后才承认金银万余计。后虽经一夹再夹,直至脑裂而死,也未再榨出油水。他的儿子也不承认还有余银,结果被杀。    
    在刘宗敏等人的夹棍下,那帮旧朝大臣几乎没有幸免。    
    与此同时,农民军对那些太监也是照夹不误。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之心,在重刑之下,交出白银15万两及许多金银什器缎匹。不过当时都传说他有白银30万两,因此农民军认为他仍有隐瞒,于是再夹,直到被夹死。也就是这位王之心,几十天前还以家计消乏为辞,不肯助饷,最后才勉强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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