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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欧洲资产阶级因威尼斯钟楼的倒塌而产生的惊慌沮丧与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容进行了对比（事实上，墨索里尼的文章颇具攻击性，称这座古代的纪念碑“没有什么明显的建筑风格”。）他还补充说，暴乱的库尔德人还有好色的特点，他们把亚美尼亚的妇女们绑起来，并对她们施以“说不出口的暴行”。他还用带着修辞色彩的语言问道：文明何时才能战胜邪恶？而他的答案是：“拥有经济特权的单一的社会阶层统治其他阶层的这种暴政的消失，将意味着狂热和盲信以及种族歧视的终结，然后所有的人都将团结如兄弟。”
从一开始，“墨索里尼教授”就很喜欢就每个问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并且一点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一定要让他人感觉到他的存在。他接受的实际教育的面可能比较窄，但他却是厚颜无耻。在他21岁生日之前，不管自己实际上多么缺乏经验，他总是非常的好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精确描述的那样，他“视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为敌人或者竞争者”。
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关他在移居瑞士期间的经历，有一件事颇有争议，即他在1904年时是否参加了瓦尔弗雷德·佩瑞多在洛桑大学开办的课程。佩瑞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因提出“创造性的精英”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那些有活力和意愿的人注定是统治者。他也因此而最终被宣布为法西斯理论的鼻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官方的宣传说墨索里尼听过佩瑞多的课，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而他当然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也许，他是否听过课、他关注的范围和他的理解力水平都不是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位曾经当过教师的人一直在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着精神食粮，无论他对环境中一些观点的了解是多么的不确定。
事实上，墨索里尼去瑞士这件事的性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放逐和一个经济移民的交织混和。有一段时期，墨索里尼身无居所，只好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找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如建筑临时工、屠夫或者帮助别人卖酒。（尽管他很快就被提升去做行政工作，但至少他的一个同龄人注意到，这个假冒的工人的双手还是又白又嫩的）。有时候，墨索里尼想洗洗手可却找不到洗手的地方。他还记得有一个以前的雇主让他特别生气，因为他嫌墨索里尼这个工人穿得太好了。他还欠过不少债并且难以还清，有的是欠已回到罗马涅地区的朋友的，也有的是欠新认识的朋友的。他还病倒过，可能是由于流落他乡孤苦零丁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而造成的。后来就有传言，说他曾在什么地方感染上了梅毒。反法西斯者从那以后也宣称墨索里尼曾经干过小偷小摸的事。据称，墨索里尼曾经偷过一个朋友的手表，但这件事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他也曾与一个学医的波兰学生有过一段带点异国情调的恋爱。1903年，他还在洛桑与一个离婚的女人发生了不怎么浪漫的两性关系，但是正如他向一个男性朋友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为了满足肉体而不是精神的需要”。最后，在1903年，他收到了母亲生病的消息，于是在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里，他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这次回家让他有机会拜访旧友（他还发现，家乡的生活节奏与移民国外的生活节奏大不相同），而在与家人团聚时，时年已经18岁的弟弟阿纳尔多也想出国。这样，再次出国时他就带上弟弟一起去了。这些并不是惟一的选择。生活的转折，剥夺与希望的转换，与家人、家庭和家乡从未间断的联系，以及一个新世界的吸引，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的男性移民者所熟悉的经历。
当然，其他移民国外的人都没有成为意大利的独裁者，所以，不管他的自我评价如何值得怀疑，也不管他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流浪”是出于多么利己的想法，毕竟墨索里尼已经开始形成他的一些主体观点和行事模式了。对于这个移民来说，社会主义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核心。在墨索里尼回到母亲床前的那段日子里，他曾夸大其辞地向一个学友解释道：“11月底之前，我将再次打起行囊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因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项基本需求。如果停下来的话，那我真的会死去的。”而其他人也开始承认他的重要性了。罗马的一份自由派报纸《论坛报》在1904年的4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墨索里尼与警察发生的一次冲突，在文章中他被描述为当地社会主义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墨索里尼宣称社会主义理念是他的基本信条，那么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第1部 躁动青春移民和社会主义者（2）
年轻的墨索里尼的信念体系中最为突出和持久的特点在当时被称为“最高纲领主义”，这是对革命行动的一种承诺，早在30年前就被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所推崇。相反，墨索里尼常常表达自己对那些持“改良”观点的温和派的蔑视，如于1892年创立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波·图拉蒂，他此时已是下议院的议员了。图拉蒂的可敬以及他人对他的尊敬对墨索里尼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革命者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他来说，国家的权力机构自然而然的就是他的敌人。
因此，在墨索里尼移民瑞士期间总是与警察之间不断发生麻烦也就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他被逮捕、监禁、被从一个省驱逐到另一个省，有一次甚至在被关押10天之后被驱逐到了意大利的北部边境城市科莫的附近。但是，他立即在那里买了一张火车票又返回了卢加诺，然后再次集会并且利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为自己辩解，但很快又不得不出于安全而到巴尔博尼和其他社会党的朋友家里去避难。这些经历只会让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宣布了自己的路线：“我们没有单一的模式。我们只希望党能够回到它原始的斗争方法上来，并且能够引导一种不可替代的战斗精神去打破已有的秩序，而不会因为进行政治或金钱的交易而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墨索里尼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他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纯粹主义者，有资格使用奇普里亚尼和年轻时的科斯塔的名义。在自己所写的诗歌里，他对遇难的同志表示庄重的哀悼，号召对那些加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在一份名为《无产者》的报纸上，他嘲笑了那些君主们，呼吁立即推翻他们的统治。国会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个上演滑稽剧的机构，正直的人们有一天也必须把它摧毁，而那些指望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在瑞士10年期间的后期，他还写了一篇题为《红衣主教的情人》的文章，把教会描述成一个满是肉欲、伪善和谋杀的地方。1910年的时候，这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的观点了。在他离家在外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他就为《劳动者的未来》写了一篇抨击教会的自私和腐化的文章，把基督所受的苦难与他在人间的代表们的自私和腐化的生活进行了对比，还宣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诅咒”教会这些人并把他们“痛打一顿”。那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人日后竟然成为了他的朋友或者盟友。几个月之后，他更是大胆地对“修道院里的恐怖”进行了道德上的评说。相比之下，他在多维亚小村里时还只是拥有天真的狂热，而移民到了瑞士后，社会主义的影响正在膨胀并有可能迅速地取代他的宗教信仰。
墨索里尼的演说也满是类似的主题和态度（他宣称要把每个星期天都用来发表政治演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尖锐的反教权主义态度，并最终于1904年3月25日在洛桑与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多·塔利亚拉泰拉的新教牧师之间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在演讲的开始部分，墨索里尼引用了布鲁诺、莱布尼兹、罗伯斯庇尔、培根、伽俐略等一大堆已故的伟大思想家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论据。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的早熟还不是全部的内容。据说，这位未来的意大利领袖在结束自己的演讲时，还专横地站在一张桌子上足足有5分钟，以这种方式来挑战全能的上帝并显示他自己。而上帝没有理睬这些噪音和这位亵渎他的年轻人。
更为明智一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宗教问题最好还是留给个人去讨论，而痛恨牧师等神职人员的传统也正在过时。墨索里尼公开地把这种温和态度描述为趋炎附势和倒退。他更是进一步向年龄更老一些的、经验也更为老道的埃米尔·范德维尔德发起了攻击，此人是一个改良派，最后当上了比利时的外交大臣。当然，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用这种尖锐的态度来攻击教会和神权的举动也有令人不解的一面。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是这么鲁莽地想问题吗？一个心中装着人民福祉的社会主义者对待那么多人所持的信仰的态度会是这么凶猛好斗吗？反教权主义者在对待看不见的敌人（至少上帝已经被算做一个）时不也是掩饰着自己的野心、用一个肤浅的承诺为自由和平等戴上一个面具吗？社会主义者们就党的路线中有关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而争论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
如果反教权主义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把国家也包含了进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从定义上来说是国际主义，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因此，每过10年，国家都会采用更为现代的政治形式，而民族文化也将传至欧洲各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也可以通过教育——这是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时代里，农民（还包括一些工人）都可以变成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当时，社会主义者说自己是在领导潮流，他们谴责侵略主义，不重视民族主义者的对抗，甚至多次庄重地集会以显示他们的“国际主义”。他们还承诺发动一场总罢工以削弱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能力，而在更为美好的未来，工人是不能杀害其他工人的。但是，就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和实践的表面之下，民族主义的暗流却正在回漩涌动。不久之后，这股暗流的强大力量就会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复杂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一扫而光。1914年8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成员全部给德国政府投了战争信任票。年轻的墨索里尼是如何解释自己在国家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一些天真，有一些自私，还有一些矛盾。上文已经提到过，墨索里尼在理论上是一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虽然他相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当时意大利的民族化进程相比意大利以北的一些国家来说更加软弱无力，但认同意大利国籍的观念却也开始见诸于他的言行之中了。当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曾经为意大利发生全国性的大危机而兴奋过整整一个月。当时，埃塞俄比亚人在埃德华之战中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从而使总理克里斯皮为意大利帝国拟定的计划破产。在那之后，意大利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在非洲的其他地方的做法那样，重整旗鼓再去报战败之仇，而是偃旗息鼓带着羞辱从孟尼利克皇帝二世的领地撤回了国内。
墨索里尼对瑞士这个国家也是比较了解的。他习惯于去了解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瑞士人还是从意大利来的。语言是如此基础的一件事情，“我在学校学过法语”，他天真地思考：“但是我却理解不了（在瑞士，他周围的人讲法语），大概是我的耳朵不适于听外国语言的发音吧。”至少，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的法语口语很快有了提高，而且他一生中都喜欢经常读一读法语。然而，瑞士的气氛与意大利是不同的，并且，这种气氛已经浸染了那些说意大利语的瑞士人。这是一个天生的适合改良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抱怨说，瑞士人太安逸于他们的生活了，他们不喜欢真正的革命。他们天生就不是他的同伙。
带着一些不安，墨索里尼在那些意大利移民者中间寻找着属于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安慰。毕竟瑞士对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