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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与杀害马泰奥蒂的杀手之间的信件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雇主－代理人的关系。但是，墨索里尼对于这些谋杀显示出的负罪感说明了什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其他政权里，类似杜米尼和沃尔皮等人的勒索是难以得逞的，很少有人会认为敲诈希特勒等人会取得什么成果。还不用和佛朗哥在西班牙对共和党人进行的残酷追剿相比，单单是与纳粹德国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进行的大屠杀相比，不管是从暗杀行动本身还是从事后的处理上来讲，杀害马泰奥蒂的行动都显得很业余和很不成熟。当马泰奥蒂被塞进汽车的时候，附近的一个看门人就看到了他们的汽车车牌号，并且随即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这些法西斯小分队是真的想杀害这位社会主义者，还是只想把他痛打一顿呢？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杀害他，那么杀手们在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就显得太笨了，他们沿着离开罗马的路开到了萨宾山里。据说，他们开着他们的汽车四处兜圈子，一直到汽油快耗光了才停下来在路边挖了一个很浅的坑，把马泰奥蒂的尸体埋了。对于暗杀之后必然引起的谴责和质疑（一直持续到1924年8月16日尸体被发现），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准备。1924年6月12日，因为担心事情会进一步牵扯到墨索里尼自己，法西斯政府仓促之中决定逮捕杜米尼，这也是一个冒险之举，显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最后，墨索里尼不辞辛苦地亲自给马泰奥蒂的遗孀及子女送去了一些经济补偿，这说明他可能觉得心中有愧，也说明他并不像其他独裁者那样残酷无情。如果这是真实的墨索里尼的话，那么说明这位独裁者心目还存有一丝懊悔，不管是对他的追随者还是对他的牺牲品，这在20世纪历史上那段残忍的时期中的确是与众不同的。
无论如何，暗杀马泰奥蒂这件事在短期内对于墨索里尼对政局的把握都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他的妻子拉凯莱、情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都竭尽全力帮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下决心要采取行动来巩固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的面前有三股势力，每一股势力都有巨大的潜在的危险。那些信奉自由价值观和法律的旧社会精英们会与他这个涉嫌参与谋杀的总理再进行合作吗？那些声称反对法西斯的更为极端的反对派们会怎么样应对这件事呢？最后，各省的法西斯分子对此事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把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更迅速以清算他们所有的敌人，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抛弃墨索里尼并拥立更为激进和极端的法西斯领袖呢？
但是，无论是国王、教皇、军队、商界、意大利的政界和民间的精英们，还是众多著名的外国媒体，都没有给墨索里尼找太多的麻烦。《伦敦时报》的一篇社论可以充分代表和总结他们在这件事上所持的态度。这篇社论称，“与其他大多数文明国家相比，在意大利的政治圈里，杀人是更为常见的事……”但是，《伦敦时报》在形式上并没有宽恕这次谋杀，并谴责这些人是打着为法西斯事业服务的幌子搞犯罪活动的一群“乡村恶棍”和“城市小流氓”。这篇社论甚至还宣称墨索里尼可能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无论怎样，《伦敦时报》的编辑还是相信这位总理所持的信仰的，并且支持他去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也认为他的衰落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想像的”。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2）
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观察》则更愿意原谅这件事或者干脆把它忘掉，它利用一个可预见的比喻鼓吹说：“让那些没有原罪的人先去批判吧。”国王也持这种态度，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几个月前还赞扬了墨索里尼的工作能力，说他有“出色的吸收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同时还为他战胜“其他派别的低劣游戏”而鼓掌喝彩。大选之后，国王在议会发表演讲时也极力地奉承墨索里尼取得的胜利，称“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代现在执掌了政权”。在马泰奥蒂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都拒绝要求墨索里尼自动辞职，对这一事件一直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一直到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失去多数派地位。而萨兰德拉的日记内容也表明，他当时也对墨索里尼持支持的态度。国家安全志愿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色、它的不正规性和对军队的额外津贴的威胁等，都让军队的领导一直不怎么喜欢它。马泰蒂奥危机发生后，为了在墨索里尼心中赢得更重要的地位，军队向墨索里尼移交了一批作战剩余物资——10万枝莱福枪。一些商界的领袖对这一暗杀表示了不满和谴责，吉诺·奥里韦蒂干脆宣称：“（法西斯的）黑旗可能并不比（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好到哪儿去。”意大利主要的工业家们又捡起了他们引人注目的老话：政治就是一笔肮脏的交易。他们坚持的是利己主义的路线，声称现在是应当专心致志谋取利益的时候，让其他人去做重大的政治决策吧。他们的这种决策在9月份得到了一些甜头：墨索里尼增加了他们在参议院的席位。甚至连自由党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也对“法西斯主义最好的因素”表示支持，并且制止了那些反对墨索里尼的运动。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得知有关这次暗杀的最初的消息，以及墨索里尼于6月11日和13日在议会中处于困境的时候——墨索里尼在议会无力地反驳说这是针对他个人的“恶毒的阴谋”——很少有自由党人士为此感到担忧。意大利的股票市场也只是轻微地波动了一下。但是，这一危机很快从一个法律问题或者对社会暴力的容忍的问题转变成了一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势力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意大利旧的社会精英们明白他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
但是，共和党、社会党左翼以及一些民众一起做出了一个严厉的抉择。6月13日，大约有100名议员退出了议会，从而让政府背上了一个违宪的恶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法西斯人士虽然与墨索里尼有着一些典型的共同之处，但他们却把自己这一举动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时一些平民的做法相提并论，自称是“亚文丁退出”。国王、军队和教皇都动摇了，左翼的先锋们也采取了更加严厉和苛刻的立场，但他们自身的特点却决定了他们最终必将遭遇失败的命运。
墨索里尼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迂回包抄。6月17日，他宣布由前民族主义者路易吉·费德佐尼出任内务部长，这是一个绝妙的决策。费德佐尼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物，由他出任内务部长打消了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怀疑，以及那些旧的精英们对于当前正处在苦恼之中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怀疑。费德佐尼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的顺从态度表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已经同意与民族法西斯党合并了，这也确保了费德佐尼自己不会再搞阴谋策划去妨碍墨索里尼的意志了。
不管怎样，反法西斯人士逐渐发现，他们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时间的推移对他们也不利，他们的许多分支机构都暴露了。到1924年11月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最高纲领主义者，他失望地总结说，“客观地讲”，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是类似的。在法西斯小分队多年不停的攻击之下，工人阶级已经非常衰弱，变成了没有什么活力和目标的“分散的、支离破碎的民众”。他抱怨说，意大利共产党没有什么路线和方法来控制局面。较为温和一些的社会党人对共产主义者的不妥协态度感到很吃惊，但对于他们敦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团结却充耳不闻。民主党人士乔瓦尼·阿门多拉又退回到了原来的不妥协态度，声称：“我们这些有修养的中产阶级才是意大利最后的希望。”他的这种态度让那些确信自己是为工人或者农民服务的人听起来肯定不会太顺耳。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也不在《晚邮报》上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了，虽然有些迟到，但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再次肯定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虽然他的报纸的发行量有所增加，但报纸的编辑还是没有能够为这场危机提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天主教人士中，斯图尔佐和德·加斯佩里在考虑是否应当取消不与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禁令，但是更具权威的教廷发言人宣布，整个亚文丁试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法西斯统治下最黑暗的日子里，反法西斯人士可能会认为亚文丁的经历帮助锻炼了他们的政治理解力，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在1924年的环境中，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控制还构不成大的威胁。
更为喧闹的还是法西斯分子自己，当时他们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法里纳奇。他在自己的报纸《克雷莫纳新闻》上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早在6月14日，他就警告说，如果各省的法西斯相信是党的领导人背叛了他们，那么麻烦就大了。虽然墨索里尼在罗马发表了多次具有政治家风范的出色的演讲，但是法西斯已经不能从“依靠战胜那些被征服者而获得的权利”中回头了。墨索里尼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并且必须背水一战，义无反顾。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自己的口气却有些摇摆不定，他费尽心思地尽说些听众们爱听的话。虽然为了对付反对派和任何“颠覆活动”的复活，他自己也组织过官方的法西斯集会，但是，当他走出最初的迷惘之后，他便命令他的官员们及时地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特别是法西斯极端分子的情况。他继续谴责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杀害了马泰奥蒂，并否认自己个人对此负有任何的责任。他还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说，这一暗杀行动是“野蛮的、没有任何用处的、反法西斯的，并且用政治的观点来看，也是反对墨索里尼本人的。”墨索里尼用任命费德佐尼来向议会下院保证，他还是喜欢“法制”和“国家的和解”的。然而，他还是加上了一点野蛮的暗示，宣称无意“放弃那些我们负有极为神圣的义务并且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原则”。他也向法西斯党的最高委员会传递了类似的信息。民族主义者现在已经与其他势力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毕竟，“法西斯主义”是由旧有的各种“主义”组合而成的。他继续补充说：“意大利的法西斯化必须继续进行，但是不能强制性地加快这一进程的速度。”
几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政府居然挺了过来，墨索里尼认为是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由党的精英。他宣布，新的意大利在国内和国外都需要和平，但是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尊严、骄傲和纪律”的基础之上的。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合作是“可能和值得的，结果是丰硕的。”法西斯主义已经走过了使用大棒和蓖麻油的时代，现在甚至应当表现得温和一点了。“当有一天国家对我感到厌烦的时候，我不会生气地摔门而去，我会平静而问心无愧地离开，因为在从银行到外交政策等每个领域里遇到的那么多重大而艰巨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些诱人的话语让类似法里纳奇这样的人更为迫切地感受到，在自己的话语中一定要避免任何“威胁和恫吓”。墨索里尼告诫说：“你不能只摇动一枝橄榄枝，而应当摇动一整片橄榄树林才对。”
但是第二起暗杀却把这一危机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9月12日，法西斯代表及工会主义者阿尔曼多·卡萨利尼在罗马大街上被射杀。看起来，现在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了。法里纳奇立即做出了反应，呼吁适可而止，并要求阿门多拉、阿尔贝蒂尼、斯图尔佐和图拉蒂为法西斯付出的牺牲负责。像他自己这样真正的法西斯已经不能再容忍自己的手被束缚起来了，妥协只可能是别人干的事。他号召各省的法西斯分子支持和拥护自己，并敦促说：“决不能把但丁和马志尼的国家拱手送给列宁。”
有一段时间，墨索里尼反对并顶住了要求法西斯小分队发动“第二波”攻势的压力，至少在公开场合他是这么表示的。10月4日，他小心谨慎、虔诚而又带着些明显的军事领导人的精神声称：“一旦哪一天军队变得具有煽动性了，那么国家就会有致命的危险。”此外，他又开始趁机讨好位于米兰的博科尼大学里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了（他还适度谦虚地报怨说，自己至今也没有得到合适的做学问的机会）。他还到意大利旅游俱乐部——米兰资产阶级的一个爱国堡垒——进行了官方的朝拜。另外，他还非常礼貌而得体地对贾科莫·普契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