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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非常关注此事，他在内心深处非常担心。尽管沃尔皮试图安慰他说，这些抗议“只是一个经济现象而已”，但他还是害怕这是他多年前背叛的社会主义又在激励着现在的意大利工人。
有这么多烦恼缠身，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墨索里尼蜕变成了一个米考伯式的人物，完全没了主意，只是幻想着会有什么积极的事情出现。对于精英阶层的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他们怎样才能摆脱墨索里尼，同时又不会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招来德国人的暴怒呢？如果惹恼了德国人，那很可能不仅仅意味着他们个人要遭受惩罚，同时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很可能会落入德国人的手里。虽然身心俱疲，但墨索里尼还是于7月19日在费尔特雷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与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并讨论了战争的形势。中间，他还亲自驾机飞行了一段路程。巴斯蒂亚尼尼匆匆忙忙地为领袖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把意大利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归因于没有足够的物资，并再次请求希特勒给予大量援助。在这次会谈中，元首仍旧是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地谈论总体的战争形势，特别是东线的形势，而墨索里尼仍然是插不进去嘴。最后，元首很专横地告诉他的意大利同事，他必须制造出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并想法让意大利的军官们有更高的士气，然后就结束了会谈。
当墨索里尼正在与希特勒进行这次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的会谈时，盟军却已经在轰炸他的首都罗马了。轰炸对铁路沿线的工人聚居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并没有毁坏罗马的7个天主教大教堂之一——圣罗伦索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战争中，轰炸产生的效果各种各样，但是这次对罗马的轰炸却标志着墨索里尼的结束。据说，当时有15万人逃离了罗马，并且平民们现在不再相信法西斯主义，转而相信教会（甚至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福贾和博洛尼亚地区也遭到了盟军的空袭。乡下的农民们并不像法西斯们那样对技术化的战争有所理解，盟军的轰炸让他们进一步相信美国人个个都是百万富翁——要不然，他们怎么舍得这么大方地从天上往下扔东西呢？
第4部 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5）
1943年7月24日至25日夜，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召开了第187次会议，这也是它的最后一次会议，从而结束了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这个委员会是法西斯政权中又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作用的机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委员会的成员就没有再开过会。在阴险狡诈的迪诺·格兰迪的领导下，包括齐亚诺、博塔伊以及15名其他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数派，并决定恢复国王的军事指挥权。与会的成员大都明白，这意味着墨索里尼将失去相当大的权力。但是，有一点还不太清楚，就是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认识到，他们这是在计划推翻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权。
当时正是夏季，会议是在一个酷热的下午的五点一刻开始的。在威尼斯宫的鹦鹉厅（这个名字有点不太合适），气氛非常压抑。患有哮喘病的苏阿尔多呼吸沉重，这更增加了紧张的气氛，与会的上了年纪的政治家们身上都已经冒了汗。马里内利的耳朵太聋了，他没有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却在劫难逃地听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据说，墨索里尼在到达会议现场时耳边还回响着拉凯莱的忠告：“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但是，他还是先就当时的战争形势发表了一通冗长但并不连贯的讲话。他的讲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还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用手压住胃部以缓解疼痛。他的讲话的确有些自吹自擂，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还有“钢铁般的记忆力”。之后，攻击开始了，但大都是寻找不同的借口进行旁敲侧击——例如，针对墨索里尼的评论，德博诺为军队提出了辩护。法里纳奇并不是19个成员之一，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失望的士兵和市民”。维杜索尼也抱怨说，墨索里尼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从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像以往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进行得非常艰难。到了半夜的时候，墨索里尼提出休会，但是遭到了格兰迪的反对，于是达成妥协，会议暂停半个小时。会议再次开始的时候，巴斯蒂亚尼尼在对形势进行评论的时候打了一个比喻：“全国都在继续罢工反对法西斯党。”会议最终进行了投票：19票支持，7票反对，苏阿尔多弃权，而法里纳奇则宣布自己只能支持自己的提议。直到凌晨3点钟，精疲力竭的法西斯头目们才最后散会。墨索里尼对格兰迪说：“我是一个60岁的人了（再过4天就是他的60岁生日），我非常清楚这些事情应当如何结束。”最后投完票之后，他又说：“先生们，法西斯政权的危机自你们而始。”来自国家安全志愿军的斯福尔扎和恩佐·加尔比亚蒂是他的支持者，后者还直白地建议用暴力手段来保卫领袖。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鼓励。加尔比亚蒂还建议墨索里尼飞到德国与希姆莱进行“磋商”，墨索里尼也没有理会。
墨索里尼费力地回到家里，也免不了遭受拉凯莱的一顿指责，也许他又是彻夜难眠，意志消沉。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又迅速地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了。上午10点半，他接见了斯福尔扎，中午又接见了日本大使（他再次与大使谈到要让希特勒接受建议，与苏联单独实现和平）。下午5点，他又准时赶到萨沃亚别墅去和国王进行每两周一次的会面，但是却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蓝外套。相反，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却像一名老军人一样穿着军装。像当初处理自由党政府内阁危机一样，墨索里尼告诉国王，格兰迪的动议获得了通过。维克托·伊曼纽尔先是谈了谈炎热的天气，然后发表了一通让墨索里尼更加沮丧的评论。他说，领袖已经成为“意大利最招人恨的人”。鉴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决定必须由巴多利奥来担任政府的首脑。与国王的会面结束了，墨索里尼垂头丧气地走向自己的汽车。但就在这时，一个名叫保罗·维涅里的上尉截住了他，他被立即送往一个军队医院，并且从此被关押了起来——王后埃莱娜是一个门的内哥罗人，她还担心皇室参与了此事，说任何拜访皇室的客人遭遇不测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7月27日，佛朗哥·毛杰里元帅护送墨索里尼到了蓬扎岛，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放逐。毛杰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墨索里尼“穿着一件肥大的、皱巴巴的破蓝斜纹哔叽外套，看上去他好像好几天都是穿着它睡觉的，并且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之前还是一个被奉若神灵的人物，现在却好像是“一个扭曲的、悲哀的甚至是可怜的小丑”。于是——至少是第一次——法西斯主义和它的领袖倒下了。
当时，在蓬扎岛上还关押着像彼得罗·南尼和蒂托·扎尼博尼这样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被安置在远离主要居住区的一所院子里，这里曾经是关押埃塞俄比亚王公伊钽姆的地方。但是，蓬扎岛在军事上并不安全，于是，墨索里尼在8月7日又被转送到了撒丁岛附近的拉马达莱娜海军基地。但他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长，8月28日，他再次被转送到了大萨索山滑雪胜地一个名为“皇家营地”（这个名字更加意味深长）的地方关押。这个滑雪胜地海拔2000米，墨索里尼把它描述为“世界上最高的监狱”。墨索里尼虽然倒台了，但意大利的新政府对德国人仍然非常担心。的确，纳粹当时正在四处搜寻墨索里尼，这也预示着他们将在1946年可笑地四处寻找墨索里尼的尸体。希姆莱找来了一个占星家，希望他能为确定墨索里尼的命运提出有益的建议。但是纳粹特务机关的传统方法更管用，他们最终找到了关押他们的轴心国盟友墨索里尼的地方。德国准备采取行动解救墨索里尼了。
被关押在蓬扎岛上的时候，墨索里尼显示出了皈依天主教的迹象（尽管墨索里尼并不是完全能够忍受与当地的牧师谈话，但他一直都是只说听众爱听的话）。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仍然是“墨索里尼教授”，居然能够静下心来把卡尔杜奇的《原始的颂歌》翻译成德语。在拉马达莱娜，他高兴地收到了希特勒送给他的60岁礼物（虽然迟到了）——全套24卷的尼采全集——墨索里尼声称读了前4卷，但后来被别的事情打断了。这位先前的领袖还给家里人写信，先是请求拉凯莱给他送些干净的内衣和一些书籍，后来又告诉她自己的意识很“清醒”：“我已经公正无私、满怀忠诚并且不间断地工作了21个年头。”他与妹妹埃德维杰的通信内容更具有启示意义。他在信中对妹妹说，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是“一堆正在腐烂分解的皮和骨头”。他希望能够按照天主教的风俗埋葬自己，并且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不要求给予什么官方的荣誉。
在被关押期间，墨索里尼的健康情况在进一步恶化。他在蓬扎岛上忧郁地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同时也又一次忍受了剧烈的胃痛。在那之后，由于使用了新药，他的情况看起来稍有好转。按照逻辑判断，他现在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在拉马达莱娜的时候，他还为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感到悲哀，声称是撒丁岛恶劣的气候毁了自己的身体。在被转送到“皇家营地”之后，他也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更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而不是阅读。他早上7点钟就吃饭，在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才最有精神。有谣言说，他打算割腕自杀而不愿意落入盟军手中。但是，他一贯喜欢夸大其辞，所以人们对他是否有自杀的决心还持怀疑态度。
当墨索里尼自顾不暇的时候，巴多利奥政府和国王也正在试图摆脱战争——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战争”。9月3日，他们与同盟国的谈判代表达成了一个协议，5天之后，意大利正式投降了。但是灾难也接踵而至。从7月份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德国人就把他们的实际控制范围扩大到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9月9日一大早，只顾自己保命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及其政府抛弃了自己的人民逃出了罗马，把国家的首都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所有地区都拱手送给了纳粹德国。在这一片混乱之中，9月12日，墨索里尼被德国的一个滑翔机小分队营救了。领导这个滑翔机小队的是奥托·斯科泽尼上校，他是一个奥地利人，7月25日之后希特勒就秘密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在墨索里尼被营救之后的5天里，他的监狱看守竟然没有从罗马得到任何信息。并且，在营救过程中，德国人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墨索里尼被塞进一架单座飞机，飞机艰难地起飞并把他送到了位于普拉迪卡迪马雷的一个由德国人控制的机场。然后，德国人又继续用飞机把他送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见到了希特勒，并且与他的家人团聚了。之前，他的家人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纳粹的庇护。9月18日，他在身体充分恢复之后在慕尼黑的广播上发表了讲话，说他还活着，并且决心惩治国王及其支持者。墨索里尼宣称：“只有用血才能把如此羞耻的一页从祖国的历史上删去。”战争仍在继续，各种类型的背叛者都必须被“消灭”。“寄生的富豪统治”必须结束。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可以团结起来重新振兴法西斯主义的事业。按照墨索里尼后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说法，从7月到9月，他像耶稣一样经历了一次“受难和复活”的过程。
墨索里尼的这个比喻可能有些俗套，但是，就在1945年之后不久，法西斯的同情者在谈到9月8日的事件时就声称，领袖当时是勇敢地决定为意大利人民献身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挽救意大利人民，要不然，他们会因为意大利的“背叛”而遭到德国人的可怕的报复。按照这种观点，之后由墨索里尼领导建立的新的共和国也是一个“必需的共和国”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再一次以此为借口替法西斯的翻案浪潮进行了辩护。在为法国的菲利普·贝当和维希政权进行辩护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这种说法，即一个领导人屈从并忠于纳粹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免受恐怖和灾难。但是，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这种说法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的确，无论是被监禁还是后来又被释放，墨索里尼都像一个梦游者一样稀里糊涂地全部接受了这些事实。除非自杀，否则他不接受的话又能怎么样呢？但是，这种被动性却不应当与计划或者牺牲混为一谈。墨索里尼之所以同意领导建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并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