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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才去世，那时他在家乡已经算是一个耆耆老朽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墨索里尼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正处于下降之中，而亚历山德罗和贝尼托所具有的那种人格和个性也应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想让其家族恢复富有和受人尊重的地位的强烈愿望。
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得烈亚”这个名字——一个奴颜婢膝的传记作者在后来说，领袖墨索里尼可以省去他的姓，理由很明显，因为苍天已经赋予了他至高无尚的荣誉，他的形象即使放在最亮的群星之中也会发出灿烂的光芒。但实际上，为这个婴儿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另外一番含义的。按照意大利农民家庭的传统，这个孩子可能会随他的祖父而取名为路易吉，之所以取贝尼托这个名字是出于对贝尼托·胡亚雷斯的崇敬。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墨西哥的一个革命家，他打败了哈普斯堡皇室的皇帝麦克西米连。出于对皇室的憎恨，他宣布拥护“德国”王朝。后来，在复兴运动期间，他遭到驱逐，但仍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就职，身上带有一些爱国主义的色彩。但亚历山德罗在这个名字之外还坚持要加上另外两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当地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阿米卡尔代表着阿米卡尔·奇普里亚尼，安得烈亚代表着安得烈亚·科斯塔。母亲罗莎笃信天主教，坚持要按天主教的传统为贝尼托进行洗礼。而父亲亚历山德罗却是一个暴躁的反教权主义者和一个支持人民权利的革命者。因此，贝尼托的洗礼便真实地反映出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上达成的妥协。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许多事情都要与现实环境相适应。亚历山德罗曾干过一段时间的铁匠，于是就有人说：父亲锻造了钢铁，他的儿子锻炼了人民。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到1883年时，墨索里尼的父亲已是当地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罗于1854年11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场，那时，他的父亲，也就是贝尼托的祖父，还自己拥有这个农场的土地。当亚历山德罗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政治运动。1876年，他已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他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及邻近的梅尔多拉地区的正式代表。这些“危险分子”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会议，博洛尼亚是那一地区的首府，城中有着精美的柱廊。对于亚历山德罗这样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来说，博洛尼亚的“文化”和“历史”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结婚之前，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总是很自豪地称自己是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的追随者，甚至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是在意大利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人物，科斯塔还在1882年成为了第一个被选入意大利议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支持和帮助了他的竞选运动，并且直接负责在普雷达皮奥及其周边地区动员了约几千名支持者，他们的投票在后来被证明对科斯塔的当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激进的实践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奇普里亚尼曾与加里波第在阿斯普罗蒙特作战，还在克里特岛参加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并参加了巴黎公社。参加巴黎公社使他遭到了惩罚，他被囚禁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监狱里。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墨守陈规”的社会主义者，倒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典型的表现是他在精神上非常崇高，但在现实中却喜欢不怎么精心准备就去发动起义。看来，迈克尔·巴枯宁对羽翼未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影响与卡尔·马克思是同样大的。科斯塔也是这样，至少在他的早期生涯里，发动革命是他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名字却被后来的法西斯头子所借用，真是有点讽刺意味。1874年，科斯塔宣布，他的政治目标是“从整体上毁灭这个国家，包括它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废除其军队、银行和宗教仪式”。后来，他变得正统了一些，并且因其穿戴的精致和举止的得体而赢得了一些声誉。1892年，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了，而科斯塔对这个党的成立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按照定义来解释，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自觉的国际主义者，都向往人与人之间能有兄弟般关系的乌托邦，他们在大体上或者至少从理论上不屑于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和民族谋取一些小小的利益。
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从未登上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但在当地却的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在1878年，他就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危险的革命者而引起警察的注意。1880年5月，他就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而受到正式的警告。据计算，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在当地的出版物上一共发表了至少20篇文章，不言而喻，这对于一个只受到过一点点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他儿子统治意大利时，有人写了一部传记，称他因“批判所有的恶行和腐败堕落”而名扬当地。然而，1889年，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变得更喜欢妥协。他的社会党也与当地的自由党人合作并把统治普雷达皮奥的教权主义者赶下了台。从那之后，亚历山德罗就在镇议会里供职，先后担任过很多个职务，最后官至副镇长。他有一段时间是单纯以社会党为基础，有时是和其他党派联合。1891年，为了给镇里买一台现代化的脱粒机，他非常明智地去了米兰，并且把他的长子也带去了。从那之后，他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普雷达皮奥发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一直存续至1898年。据记载，他还支持在镇里开通电报，支持镇里的乐队，促使镇里拿出开支补贴给当地的穷人以满足他们在医疗方面的需求。更让人吃惊的是，1900年，他正式对教皇翁贝托一世的被刺表示遗憾，称这个教皇在内心里还是一个“绅士”。
然而，在自由党当政的意大利，身为一个社会党党员是有危险的。1902年发生了一场暴动，亚历山德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还是被捕并且被监禁了6个月。对此，正如给他写传记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是“不公平的”。祖父、父亲和贝尼托都曾出于政治原因而经历过牢狱之灾，这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监狱生活的经历对亚历山德罗的健康和精神都产生了影响，而妻子罗莎于1905年2月的去世，可能更让他丧失了继续做一个政治激进分子的勇气。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罗莎去世前的几年，她继承了一笔遗产，从而使家庭的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根据墨索里尼的妹妹埃德维杰的回忆录上的记载，当地的农民开始谦恭地称呼亚历山德罗为“老板先生”。从1908年开始，这个家庭把当地的一条河流——拉比河沿岸的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每年能收取490里拉的地租。
第1部 躁动青春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2）
妻子去世后，好像是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亚历山德罗离开了曾是他的政治权力根据地的普雷达皮奥，并在弗利郊区开了一家乡村旅馆，做起了小旅馆的老板。在那里，他与自己在年轻时曾追求过的一个名叫安娜·隆巴尔迪（她已恢复使用她娘家的姓）农民寡妇生活在一起。安娜·隆巴尔迪还把她的5个女儿一起带到了这个家庭，其中有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名叫拉凯莱·圭迪。就是这个拉凯莱很快成了贝尼托的社会党同伴，并且最终成为他的原配夫人。亚历山德罗的另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喝酒了。他参加过多个酒友组织，其中较早的一个名叫“酒鬼俱乐部”，他们有一个很自豪的口号，宣称其成员打算“活着工作，死了也要战斗”。虽然更多宽容的旁观者把亚历山德罗的健康问题归因于他患上了关节炎，但他儿子的政敌们却毫不怀疑亚历山德罗在晚年已是一个老酒鬼。不管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在这个名叫“狙击手”的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缺少了些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小旅馆里，亚历山德罗于1910年11月去世了，享年56岁——墨索里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很长寿。去世前不久，这个小旅馆老板想让他的长子在从事教师工作的间隙回家到小旅馆里当侍者。这当然使儿子很不高兴：“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一名教师……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屈尊来做一个从事简单工作的侍者。”无论年轻时曾有过多么高的革命热情，晚年已成为有产阶级和小生意人的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已不再热衷于坚持平等的原则，转而关注起能体现个人情况的不同阶级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复杂的差别了，特别是与有产阶级的差别。
但是，墨索里尼家族里总是存在着政治冲突。在这方面，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成员是罗莎·玛尔托尼，即亚历山德罗的妻子和墨索里尼的母亲。在法西斯统治时间，罗莎·玛尔托尼被描述为“领袖的母亲”，代表着她的孩子们尤其是贝尼托“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罗莎·玛尔托尼生于1858年4月22日，她的背景和世界观与丈夫是不一样的。后来的一本传记夸大其词地声称，她的父亲是一名兽医，经常谦恭并尽其所能地带一些药品给当地的牲畜治病，并且还在离弗利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为当地农民传授科学知识。但是，除了拉凯莱以外，圭迪的姐妹们却都认为罗莎的父亲并不识字。罗莎·玛尔托尼家的社会地位稍高，这样她就接受了一些学校教育。事实上，1876年，18岁的罗莎获得了一个可以在小学里任教的文凭。后来，在法西斯传记作家为她所做的传记里，把她的从教称为“现有的适合妇女从事的最崇高的职业”。第二年，她被安排在多维亚村任教，这个村里的家庭居住比较散落，村里人把小学校舍称为瓦拉诺。罗莎当时的薪水是每月50里拉，虽然非常微薄，但比一个农民的收入还是要高一些，而一个农村姑娘更是不可能挣到这么多钱。从罗莎·玛尔托尼于1894年写给普雷达皮奥议会的一封信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有关那个学校的情况（墨索里尼的家庭可能住在与校舍相邻的两间房子里）。她在信中请求议会为校舍装上窗户，因为冬天狂风会把雪花吹进教室，弄得她和学生满身都是，她因此还让学生们把教室封死了。
让罗莎的父母感到沮丧和后悔的是，就是在多维亚这个小村子里，他们多才而能干的女儿遇到了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并“下嫁”给了他。因为在他们所在的小圈子里，他们家很可能算是惟一上进的“知识分子”。1882年1月，两人举行了宗教仪式喜结连理，这的确有些让人吃惊，因为不仅是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本人经常在平时的革命性的言辞中对宗教仪式表示不屑，而且就连他们的长子后来也长时间远离宗教仪式。罗莎是远近闻名的虔诚信徒。她常带着心爱的贝尼托按照宗教节日的日程安排参加宗教活动，这让墨索里尼后来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打起天主教的幌子，称其为“我儿时的宗教信仰”（尽管他在其他场合也曾坦言，他讨厌熏香和信徒身上的气味以及摇曳不定的烛光和管风琴的嗡嗡声）。后来一个传记作者这样声称，年轻的墨索里尼喜欢阅读《圣经》，并且至少能说出《利未记》和《民数记》中的一些名字。成年之后，他的记忆力仍然非常精确，这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很好的智力和理解力。
罗莎·玛尔托尼对宗教的虔诚是传统型的，并且意志非常坚定。她的教学方法也有些类似。1900年，她向她的上级解释道：
“在教授地理课时，我采用的是最为合理的方法，尽量避免拘泥于复杂的命名，因为这样只会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一些抽象和无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学生头脑中也只能是停留片刻然后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关于历史课，我则着重于对学生情操的陶冶，把塑造学生的性格放在首位，让他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她还特别补充说，如果教室里的灯光不是那么昏暗并且照明能够更有保证的话，她的教学方法将会更加有效。
一个狂热分子后来宣称，墨索里尼具有的那种勤奋和自助精神与塞缪尔·斯迈尔斯所提倡的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事实上，在墨索里尼家族中，罗莎·玛尔托尼是最明显的“维多利亚式”的保守派，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自己并没有获得提升，但她却是一个好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