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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公出期限已满，到了该踏上归途的时候了。临行前一天，他来到我家，带来一首他写的诗留作纪念。在这首诗的前面，我看到一句感人肺腑的献词：“满怀衷心的感激和诚挚的爱”。从文学观点来看，他的诗远非完美无暇的精品，但其中朴素真挚的感情却很能引起他人的共鸣。菲尔抒发了他来到莫斯科的激动之情，表达了他对莫斯科的观感。这件礼品深深打动了我，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菲尔走了，我仍在继续寻找别的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不时也到军事检察院去一趟，或者打个电话去问问，同复查菲尔案件的检察员保持着经常联系。
应该说，军事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马尔卡良茨上校和多罗费耶夫中校对待菲尔一案表现出深厚的人道情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们从档案馆和从许多边远的城市调阅了不少文件，复查了全部指控材料，终于逐渐真象大白了。
过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有一次，当我来到检察院时，多罗费耶夫中校取出菲尔案卷的文件夹对我说：
“现在已经查明，菲尔从未穿过弗拉索夫军装，也没有接受过他的武器。但有一个问题有待于弄清。他是否在弗拉索夫的军队里报了名？问题在于，过去他在每一份供词中都否认了这一点。然而这里又有两份文件，看来都是他亲笔写的，还有他的亲笔签字。这些文件又与其他供词不同，他在其中供认了报名参加弗拉索夫部队的事。这个矛盾还有待于搞清楚。”
中校给我看了两份文件，文件上菲尔确实承认，弗拉索夫已经将他招募了。这两份文件的笔体，的确好象出自菲尔之手——清晰整齐，典型的文书笔体，同菲尔的一样。可是，等到我细细一看，把菲尔写的其他材料拿过来一对照，便发现两种笔体有明显区别。与菲尔填写的表格或自传相比，这两份供词中许多字母写法完全不同。
我请多罗费耶夫仔细看看。他承认存在某些差别，并说准备把这两份文件送去进行笔迹鉴定。
一星期后，当我打电话给多罗费耶夫时，他高兴地对我说，经过鉴定，鉴定员一致认为，使人怀疑的两份文件肯定不是菲尔的手笔，而是别人写的，这样，来龙去脉查清楚了：这正是在检查员逼迫下，未经菲尔过目就签了字的那两份文件。
办案人员作出结论以后，菲尔的案卷被送到苏联总检察长手里。
总之，一九五六年一月初我终于给菲尔拍发了一份他期待已久的电报。不过这封电报我没有发给他本人。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一喜讯，让菲尔的那些同事，让那些了解他遭过难、受过不公正指控、也许当时还怀疑过他的人，现在确信他根本无罪。正因为如此，我决定直接给雅库特金矿托拉斯经理发电。
电文如下：“阿尔丹，雅库特金矿扎伊金转勒拿矿务局森林作业区主任菲尔。十二月三十一日，总检察长签署了为您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本决定已发往阿尔丹，近日军事检察院将寄给您正式文件。祝贺您，布列斯特要塞英雄，彻底恢复名誉。”
我很快便收到菲尔热情洋溢的回电，接着还来了一封信，说他如今又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果然不出我所料，发给扎伊金的电报传遍了托拉斯，后来在勒拿矿务局也尽人皆知了。同志们对此都向他表示了祝贺。
一九五六年夏季，菲尔在单位请了假，再度来到莫斯科：他是在回故乡季马舍夫斯克镇时路过此地的，他离开那里已有多年。在故乡他找到了许多亲人，受到他们热情亲切的接待。后来他又到埃里温去见马捷沃相。我终生遗憾的是未能亲眼目睹这两个同团战友激动人心的重逢场面。后来，菲尔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景。
又过了半年，一九五七年一月，我再次向雅库特发去贺电。祝贺菲尔荣膺政府的崇高奖赏——卫国战争勋章，这是对他在布列斯特要塞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的表彰。
在菲尔的经历讲到临了的时候，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是年，他提出了做一名共产党员的申请，我闻讯后立刻寄去一份介绍他入党的材料。现在菲尔已经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我深信不移，他将永远无愧为一个共产党员，如同在难忘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日子里，他无愧为祖国的卫士一样。
第十一章 沙布洛夫斯基大尉和他的妻子
早在我和马捷沃相、马赫纳奇同访布列斯特时，便耳闻过一个要塞保卫者激动人心的功绩。后来，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帮助我弄清了它的详细情节。
在布列斯特要塞西北部的布格河附近，紧靠着国境线配置着步兵第一二五团。该团有一个营长叫沙布洛夫斯基，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身体十分健壮的人，矮矮的个子，人们都说他体力超群。他是个骨干军人、已在军中服役多年，堪称一位机智灵活、坚毅果敢而又要求严格的指挥员。
沙布洛夫斯基住在离本团营区不远的军官宿舍。军官宿舍分列在一条卵石路的两旁，这条路由东向西，横贯要塞北部。，一幢幢二层的楼舍井然有序，四周是绿草如茵的花园和花坛。
沙布洛夫斯基的妻子叫加丽娜，是一位年轻、活泼、精力充沛的女人，她忠实地陪伴着做军官的丈夫，也过着漂泊无定的艰苦生活。军人的命运变化无常，往往是今天这里，明天那方，她也就跟随丈夫辗转生活在白俄罗斯的各个城镇。她对这样频繁的迁徙已经习以为常，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加丽娜富有朝气，平易近人，无论在哪儿都积极参加军官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只是近几年来担负社会工作日渐力不从心：家庭人口多了，孩子占去了她的全部时间。
沙布洛夫斯基夫妇有四个女儿，爸爸常常笑着说她们是“娘子军营”。大女儿叫拉伊莎，刚满八岁，二女儿盖塔，比姐姐小三岁，娜塔莎两周岁，最小的斯维特兰娜战前八个月才落地。这是一个热闹、和睦的大家庭。
战争爆发那天夜里，第一二五团全团都在野营或在要塞外面作业。营房里仅留下几个值班排、勤务小队和团部的几个工作人员，还有团里办的初级指挥员训练班的部分学员。此时，沙布洛夫斯基的营正在筑垒地带施工，离要塞几十公里。不过和其他军官一样，大尉每星期六要回家来过夜，同妻子、女儿在星期天团聚团聚。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沙布洛夫斯基被第一阵爆炸声惊醒时，他明白战争爆发了。他和妻子迅速穿好衣眼，带着女儿跑到一楼，这幢楼里住的妇女和儿童都挤在楼梯底下，吓得半死不活。
沙布洛夫斯基把家属留在那里，和另外几名军官一道向团配置地区赶去。如前所说，要塞的这个地区紧靠着边界，所以那里的敌人火力异常猛烈。炮弹和迫击炮弹在四周隆隆地爆炸，从布格河方向传来机枪连发的陆唯声，子弹在头顶上空尖啸不停。
团的营房已经起火，远远就可以看到初级指挥员训练班的学员们先把床垫从二楼扔出，接着携带武器跃出窗口的情景。来不及穿好衣服和鞋子的战士纷纷向要塞墙跑去，墙内有掩蔽部，那里存放着武器弹药。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了那里——奔跑的战士们在途中被隐匿于灌木丛中的法西斯破坏分子窥见，于是不少人被自动步枪和机枪的火力杀害。片刻之后，涉过布格河的几个敌自动枪手支队又冲过西要塞墙，突入到团的驻防地区，几名指挥员千方百计想在这里组织起统一防御，可是未能奏效。我军一些小股战士就在要塞墙上分散隐蔽起来，有的隐蔽在掩蔽室里，他们被敌人切断了联系，正在独立进行抵抗。
沙布洛夫斯基率领的一组人员同希特勒匪徒对射了一阵，被迫后撤到军官宿舍。在这里他们被敌自动枪手包围了。于是，只好在他住的那幢楼房里暂时隐蔽。军官的家属依旧一个挨一个地挤在楼梯下面，其中包括沙布洛夫斯基的妻子和四个女儿。
沙布洛夫斯基在大门口布置了两名战士，带领其余人员攀上顶间。从那里可以由天窗对包围他们的自动枪手展开射击，以保持全方位防御。
一整天他们都在同希特勒匪徒展开对射，一面以火力抗击敌人，一面期待着援兵能很快到来。在双方多次交战中，有些人受了伤，沙布洛夫斯基的手也被子弹打穿了，正好团里的军医加夫利尔金就在这里，便替他包扎了伤口。
傍晚，敌人的冲锋停止了，可是被围困的指战员几乎已把弹药消耗殆尽。情况变得毫无希望。沙布洛夫斯基心情忧郁地意识到，被俘的结局势所难免，所以几次打算自杀。同志们好不容易才劝住了他。
这一夜，敌自动枪手又有两三次企图突入楼房，但被击溃了。可是弹药已经用尽，沙布洛夫斯基手下的人员失去了一切抵抗力量。克方天亮时，楼房被希特勒士兵紧紧包围起来，后来又开来了一辆德军坦克。楼里的人均被生俘。沙布洛夫斯基一家也落入敌人手中。
德国鬼子把战俘排成纵队，由大批自动枪手押解到布格河对岸的后方。沙布洛夫斯基把八个月的斯维特兰娜抱在没受伤的手上，面色苍白，神情阴郁，低头走在最前面。看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人荣誉感特别强烈的人，他认为做了敌人的俘虏是难以洗刷的耻辱，内心中正深深悔恨自己屈从了同志们的劝阻，没有自尽。
身负战伤、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紧跟在大尉身后，照顾着儿童缓缓前进。有一个战士把小娜塔莎抱在手上，拉伊莎和盖塔用手拉着母亲的衣服自己走着。
纵队前进的路上出现了一座桥梁。当战俘走到桥跟前时，沙布洛夫斯基大尉突然吻了吻自己的女儿，把她交给了妻子。
没等大家弄清他想干什么，大尉便回身对同志们大吼一声：“不想当俘虏的——跟我来！”接着，他跨过桥栏，跃入水中。
还有一些战士也当场纷纷跳到水里。
押解兵的自动步枪接二连三地开了火，妇女和儿童呼喊和嚎哭起来。片刻之后，一切又复归平静——逃跑者已被乱枪射杀在水中。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逃生，而是想要去死。这些人负了伤，疲惫不堪，反正往哪儿也逃不脱。
苏军大尉及其战士的这种举动让敌人大为震惊。希特勒匪徒的心情显然也很不平静，他们商量了一阵，又押着纵队返了回来。此后，他们把妇女儿童同男人分开，单独押往布列斯特市监狱。
这个监狱里已经塞满了我方军官家属和当地居民，加丽娜和几个女儿在里面被关押了两个星期左右。后来又被放了出来，大尉的妻子便暂时留居在布列斯特。
她意识到市里有许多人都认识她，她和孩子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苏军军官家属时常遭到纳粹特务分子的逮捕。为了给孩子弄到食物，加丽娜经常步行或搭车到市郊农村，终于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决定干脆搬到农村去住。
加丽娜和女儿们在科布林市郊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下来，这个地方离布列斯特有五十公里。当地居民殷勤接待了她们。加丽娜给各家农民干活，总算勉强能维持孩子的吃穿。
她们在村子里一落下脚，加丽娜就常常离家外出，往市里或一附近几个村子里跑。这种情况愈来愈频，有时她把孩子留给房东照看，一走就是两三天。每次几个女儿都又哭又闹地央求妈妈别去，她总是安慰孩子们，答应很快就回来。只有一次，她向已经有点懂事的大女儿拉伊莎暗示了自己离家的原因：
“你不是希望咱们的人赶快回来，把德国鬼子赶走吗？不是希望咱们的红军回来吗？”她问道。“就是为的这个我才常常出门的呀。等着吧，好女儿！”
不过，直到后来拉伊莎才知道母亲常常去的是什么地方。加丽娜常常跑到德国鬼子怀疑是游击队据点的村于去，绝不是没有缘由的。大尉的妻子早就是“科斯佳大叔”游击队的交通员了，这一支队伍活动的地区就在科布林。
这支游击队是由科布林的居民科斯佳·加帕休克建立的，队员已经不少，无论是市内的还是郊区的都有。科斯佳大叔的游击队行动日益活跃，他们袭击小股德寇，侦察铁路沿线，组织破坏活动。
加丽娜是个勇敢刚毅的妇女，她成了这支游击队的一个出色的交通员。她受游击队的委派，装作寻找工作，甚至常常出入于科布林警察局，同几名同情地下工作者、准备帮助他们的警察建立了联系。
一九四三年，当游击队准备在市内采取重要行动时，加丽娜奉命为无线电搞到供电的蓄电池。在执行这次任务时，她被奸细所出卖，纳粹德国秘密警察在科布林市将她逮捕。在秘密警察局刑讯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