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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供应。这三国都是石油输出国。其中，石油输出占埃及出口创汇的40％，天然气也是其输出大宗。加篷有130万人口，石油蕴藏丰富，已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就超过2亿吨。胡锦涛访问加蓬期间，加蓬官方大报《团结报》撰文盛赞中加关系。文章说，中国毫不犹豫地给予加蓬政府许多无息贷款，以帮助它建设一些重大项目，“中国的慷慨是加蓬各界有目共睹的”。
2004年5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欧洲五国和欧盟总部进行访问。这是继年初胡锦涛访问法国后中国领导人对欧洲的又一次重大访问行动，也是温就任总理后首次出访欧洲。在这一次出访中，能源外交同样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5月11日，在温家宝访问英国期间，专门参观了BP公司总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及珠海富华集团的老总一并随同，这在中国高层出访中并不多见。其间，三家公司分别与BP和壳牌签订了石油零售、石油化工等一揽子约14亿美元的能源大单。中国和欧盟决定在能源战略、政策、发展与改革等方面加强对话机制，积极开展交流合作。
5月23日，在俄罗斯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特意乘专机飞抵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这个城市在油气等领域与中国合作前景广阔。拟议中的中、俄、韩输气管线的源头就在这里。就在同一天，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二层宴会厅，正在访华的巴西总统卢拉亲自为巴西石油公司北京办事处成立揭幕。第二天，巴西石油与中石化在北京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两家公司在未来的石油销售、勘探、生产、提炼、管道、工程服务和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合作。
国家援助也是实现国与国之间合作共赢的手段。2004年10月，凤凰卫视、香港文汇报等报道，中国承诺提供安哥拉政府总值约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印度却只能提供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铁路发展计划，使得安哥拉政府与中国达成协议，将壳牌公司的产油地段卖给安哥拉国营公司，再转手中国公司。
活跃的石油外交，为中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有助于中国石油企业进一步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就在胡锦涛访非期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分别同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有关合作文件，涉及勘探、开发、老油田改造、管道和炼厂建设等多方面。
不仅是石油外交活动频繁进行，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面临着转变。
对于中东国家，一方面来说，在我国未成为世界石油进口大国之前，或者说石油政策未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直接重要内容之前，世界性的石油危机或石油政治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几乎不构成什么威胁。在围绕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争夺而展开的外交斗争中，中国可以保持比较“中立”或超然的态度。如针对伊拉克的联合国决议，中国多次投“弃权票”应对。对此，西方国家和中东国家都可以接受，并且由于我国也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之一，与阿拉伯国家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从而也获得了阿拉伯国家的好感。但是，在我国成为石油进口大国之后，而且2/3的石油来自中东后，中东国家必然也对中国产生政治诉求，期望中国能在联合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中东或穆斯林国家的政策，维护传统的珍贵友谊。而参与和支持某些损害中东利益的政策，必然遭到中东国家或穆斯林国家的反对，破坏原来相互间的传统友谊。
从另一方面来说，石油作为武器也会损坏中国的利益。高油价也给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中国的利益和西方石油进口国的利益已经在拉近。限制无节制的高油价，限制欧佩克的某些做法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此外，继续支持中东国家或穆斯林国家的反美政策，也会开罪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而影响中美关系以至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而这两难的境地，在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促使着中国在两者之中做出抉择。
对于里海地区国家的外交政策，也直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里海地区是前苏联的多个加盟共和国，它们既想摆脱俄罗斯的束缚又不可能完全做到。另一方面，美国也积极染指其中，加强了对里海石油资源的控制。而对于中国来说，要想获得里海的石油资源，既要处理好与里海地区国家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这是老课题里面的新问题。
而对中国石油企业来说，急切需要政府维护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也需要加强与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合作，结成战略联盟。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世界石油市场的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处于弱势，而世界石油市场已基本上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势力范围的瓜分也已形成了基本格局。中国石油公司要打入、挤进世界石油市场，参与世界石油市场势力范围的再分割，会遇到强大的对手和已有的分配格局的阻挠。跨国公司绝不会轻易将已占有的世界市场让给中国的石油公司。所以，在世界石油市场的竞争中，中国公司处于弱者的地位。
第四部分石油外交：经济政府的务实举措（3）
不仅是一个弱者，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时间较晚，还属于一个“迟到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石油企业把在国际上进行勘探的努力集中在那些西方公司不能轻易进去的地方，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因此，美国单方面实行石油制裁的国家就成为中国投资的主要目标。
1998年7月，中国石油企业在苏丹建设的油田正式出油。2002年8月2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布获得了一项价值2。3亿美元的合同，负责在利比亚修建长达530公里、连接南部油田和的黎波里附近炼油厂的双管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2004年10月，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长期能源协议，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得到了开采伊朗yadavaran油田的优先权利。许多受西方国家制裁的国家就像苦获丰收的农民，空守着成堆的果实却找不到市场。而中国公司却可以帮其找到摆脱封锁的机会，实现合作共赢。
然而，这些也会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2004年9月，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出现“人道危机”，美国一反以前在非洲问题上的轻视与迟缓态度，大做文章，并鼓动联合国通过了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1564号决议，主要是出于对苏丹石油由中国帮助其开采而不能落入美国公司腰包而抱怨不断。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中国曾被迫要动用“否决权”。
与此同时，中国石油企业要想成为跨国公司，需要与国际巨型石油公司合作，引进其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互相取长补短。
很明显，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对石油供应安全的担心和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努力，这三方面的因素已经左右到中国的外交政策。首先，中国政府展开的石油外交涉及区域逐步扩大，现在重点对象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苏丹、利比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委内瑞拉。
其次，中国的声音在世界上越来越洪亮，活动越来越积极。中国积极参与伊拉克问题解决，并为伊拉克的重建工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等。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在中、朝、美三方会谈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提出了“与人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周边国家的信任感也不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加强合作。能源合作和交通、反恐等合作被列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已取得巨大成果，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10国的10＋1和与东盟、日、韩的10＋3合作，是近年来中国周边合作的又一大亮点。中日、中印、中蒙、中韩等关系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俄罗斯期盼加入世贸组织，期望中国能助其一臂之力。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
在中国的倡导下，一系列涉及能源的国际问题会议相继召开。
2004年4月22日至23日，“中国——蒙特尔能源圆桌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相应的政策和策略”。蒙特尔能源圆桌会议是国际上著名的能源论坛，也是这一论坛首次在中国举行。
之后不久，2004年5月11日，“中国——也门油气与矿产资源合作专题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也门能源领域的高层领导者、企业家等一百多人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和也门的双边合作提供了机会。
2004年5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召开“能源：挑战与合作”圆桌会议。2004年7月17日至19日，首届博鳌亚洲能源论坛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主题是“亚洲能源合作与发展”。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发表讲话，呼吁亚洲各国加强合作，在应对能源供给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挑战时实现双赢。
2004年10月，世界石油大会青年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次论坛为中外石油界提供了一个沟通与交流的机会。
再次，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准备在适当时机加入石油消费国俱乐部，同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多国联盟，在石油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中国同其他大的石油消费国结成联盟也符合西方利益，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在石油供应方面发生不测，或者防止中国同其中的一个曾经在石油供应方面制造麻烦的国家联手。
第四部分争夺石油交易的定价权：石油期货（1）
【石油故事】一位专家说，过去10年来中国的石油进口似乎正在步入一个类似于中国粮食进口的“价格陷阱”怪圈。中国粮食40年进口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在国际粮价的高点大量进口，而在最低点出口。中国粮食需要进口，国际粮价应声而涨，而一旦中国丰收，国际粮价立即下跌。石油进口也是如此。2000年，国际油价上升了62％，但中国该年进口原油数量达到7000万吨，与1999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而到2001年，国际油价一路下滑，从30美元一桶下跌到17美元一桶，而当年中国的进口数量为6025。5万吨，比2000年下降14。09％。看来，价格安全也是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
我国虽拥有巨大的石油进口量，却在国际石油定价机制里连0。1％的权重都没有，甚至不如印尼、韩国。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以“高买低卖”而著称，中国的石油进口已成为影响世界油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因就在于我国市场没有形成机制，采取的是国家统购统销，价格波动跟踪的体制。而要争夺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权，能够直接参与和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要建立石油期货，形成国际化的现代石油市场体系。
期货交易是现代交易方式演变的一种较高级的形式。早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类只有偶然的剩余，所以产生了偶然的交换，一般是物物交换。货币出现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产生了即期现货交易。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流水作业，工业化生产，配置原材料和销售产品都不是即期行为，产生了近期现货交易。而到了现代规模经济，现代化大工业由于受经济和技术原因的制约，生产不能间断（除非倒闭），所以要求三个月甚至一个长达数年的长期贸易形式，以稳定其生产经营，于是，远期现货交易产生。期货交易则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价格频繁波动，供求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生产经营每时每刻都有风险。同时，经济的国际化使价格国际化，市场要求有公开、公平、公正形成价格的机制，来指导生产者和消费者按照价格杠杆组织生产和消费。
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角度来讲，期货市场是现货市场发展的产物，克服了远期现货交易的一些缺陷，具有很强的市场流动性，可以发现竞争性价格，规避商品价格的波动风险，促进资金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
交易双方在期货交易所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并根据合约规定的条款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以某一特定价格买卖某一特定数量和质量商品，减少了现货交易中的许多环节，避免了经济秩序中如诈骗等许多问题。同时，可使贸易商或投资商随时掌握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市场以及气候等方面出现的最新变化，有助于其他贸易活动的开展及投资项目的选择。
石油期货更有特殊的意义。现货进口“害人害己”。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际石油采购的方式是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