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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电视上见过小锣一次。他还在搞他的体育民谣。Q大的鸟老师曾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男生跑到Q大，一定要见他，但是被系里的人挡回去了。这人说是我的朋友，为我的事情要跟鸟老师谈。后来我到处打听是谁干的这件事。是小锣。
老冯最后一次跟我打电话是两年前，他说，”你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终于正常了。”他沉默了一会说，”你我以前都是被这世界不容的人。你被不容是因为你性格乖张，行为古怪，思想放诞；我被不容却是因为眼睛。”这是老冯第一次主动提到他的眼睛。他说，”所以，你要回去还是可以回去的，大家甚至还会欢迎你回去。我不能回去。我哪怕思想再健康，行为再正常，我也是个被人群排斥的异类。他们一看见我，就知道我跟他们不同。”
还有何草。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病是否好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三年前，他去参加一个演出。他唱得很好很好，让人发疯。我跟他谈了一会，发现他眼中的黑色光芒毫无减轻。后来就再没他的下落了。我想去问问这方面的人，应该可以知道一些吧？但我跟他们都很少来往了。总之我想找到他。可我找他干什么呢？我不怀旧，从不怀念以前的人。但是我想找到何草，找到他，他在哪里呢？我想念何草。
鸟村故事后序
5年前，也就是我2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题目为《回家》的较长的诗，那首诗里已经含有小说《火车》的一部分情节。《回家》很为我当时的朋友称道，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回家》抒写小城市的悲伤。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一直想写一首关于北京的诗。这首诗不是关于北京的一鳞半爪印象，而是写整个的北京城。我想写一个流浪者、小偷和妓女的北京城，一个外来人口的北京城，一个使无依无靠者感到自由的同时失去希望的北京城。年少的我受到最喜爱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他的心中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彼得堡。这样的愿望一直存在在我心中，很有几年时间，我因为写不出这样一首诗而痛苦。
2003年10月，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因一个问题与某人争论。他说，大城市是残酷的。青年人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很早就接触到了残酷，以至于被毁掉。他还说，一个淡泊的人最好在中小城市呆着，只有那些有很多欲望的人才会喜欢大城市。我坚持跟他争论，很多念头来到我的脑中，一时说不清楚，我其实很想让他看清楚大城市的残酷青春的本质。是的，我们被毁掉了，有一些人坚持淡泊田园的梦想，坚持终生不离开家乡，可是，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家乡也许并不代表宁静，大城也不代表欲望，前者也许是童年悲剧、禁锢、偏见、庸俗、很少希望的象征物，后者则代表着自由、漂泊、冷淡、无处不在的危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毁掉的人都在承担压力、忍受痛苦，一旦一个人变得不幸，他将遇见非常严苛的社会谴责，如果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和耐心，他一定会继续堕落下去，更加毫无希望。只有在文学和社会研究中，充满着对各色人等的同情。在我们的写作中，我希望延续这种同情。
我常在想”作家”这种职业。在一次长谈中，一位作家前辈突然对我说，”你对我说的这些，你是否知道，了解它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一愣之下，他继续说，”只是他们认为这些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你内心不够强大。”
在我的青春时代，是这样的。但正由于青春和悲剧的偶遇，导致了强烈的观感。我20岁的时候，对于书籍有一种奇特的辨认力。在书店中，我本能的对很多书感到厌恶，而另外一些书总能马上吸引住我的目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个作家最好能有如乞丐般卑贱的姿态，这样才能从一个比较低的立场，对世界有个清楚的认识。有些作家曾经倡导过”平民立场”，我觉得这是对的。对我来说，大概是青春期的特点，我宁可更极端一些，更低到乞丐。在乞丐那里，他没有亲人、朋友，社会关系，他只是一个观照者，对他所观照到的一切既不形成看法，也不质疑。
这本小说里没有出现下列人物：外企白领、技术人员、小职员、老板、作家、博士、学者、小资女人、CEO……出现了下列人物：中学生、社会游民、流浪歌手、乡下孩子、妓女、拉皮条的、考美术学院的学生、外国人，还有另外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之所以会这样，除了为上述所说的小说的主题考虑外，还跟我的取向有关——对于每个人都套在一个社会角色中这回事，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尝试写一些人，而不是一些角色。你因此可以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很深影响。
刘丽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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