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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案宝典
宋慈在《洗冤集录》里对于从各种伤势来推定致死原因、推定犯罪情节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于检验刀、枪之类砍刺致死的情况宋慈提示出判断的方法。如刀刃造成的贯通伤，要看内外的创口，大一点的是进刀处，小一点的是透过处。如果尸首已经腐烂，就要看原来衣服上的破口来推定进入与透过的部位。被人杀死的人，尸体一般张开嘴和眼睛，头发散乱，两手微握，创口大的话，皮肉会有卷凸的现象，在腹部的创口如果弄破腹膜，肚肠会漏出。一般人在看见凶手用刃具砍来时，总会不自觉地用手遮挡，会在手上造成伤口。如果有人来保护，那人背部会有伤口。如果是被凶手突然一刀砍戳在空当处，伤口必定很大很深，手上就不会有伤。如果是砍在脑袋、顶门、脑角后、发际的，肯定会砍断头发，就像是用剪刀剪过一样。如果造成了头顶骨折的，即便是有尖物刺着的创口，也仍然要用手捏看是否有骨折。
尖刃刀或斧伤，创口表面阔而长，里面一定比较狭窄；而大刀砍出的创口浅的肯定窄，深的就会阔。刀平砍造成的伤口两头比较尖而窄，没有刃具划伤那样有起手、收手的轻重区别。枪刺的创口，刺的浅，伤口也就比较狭窄；刺的深，伤口就比较大，甚至会贯通。棍棒打的伤痕呈圆形，而竹枪、尖竹扁担戳到要害处，创口一般不齐整，呈现方、圆等不同的痕迹。如果是被利刃划割致死的，要注意死者穿着的衣衫有没有破口处，与尸体上的伤口、血迹进行对比。而如果是刀划割造成肚肠露出的，肚肠上应该可以找到被刀刃划破的几个破口，因为人的肚肠是盘于腹腔内的。
书面记录上要说明尸体的位置、朝向，穿着的衣服，衣服上有无血迹，伤口处的长、阔、深尺寸，是否是贯通伤，记录是否有肚肠流出、腹膜露出的致命处。还要注意检查刃伤和衣服穿孔的比照。如果是被竹枪、尖物剔伤致命，可以记录为“尖硬物剔伤致死”。
他在《检复总说》里告诫检验官员在做检验书面记录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确认凶器是尖刃物时，才可以明确记录“被刺要害”。如果是“齐头刃物”就不用“刺”字。如果是腹部、两肋下或脐下的创口，在记录了长、阔的尺寸后，还要注意记录是否有腹膜上的破口，以及深度、方向、是否穿透。有肚肠流出及血污的，就可以明确记录为是因为要害处被割伤而“致命身死”。如果是前胸肋上的创口，只要记录方向、深度、是否穿透和血污情况，也就可以明确判断为“是要害致命身死”。如果是喉咙下部位伤口，要说明深度至头颈后部，伤到锁骨，以及周围的方圆不齐的创口，记录有食道、气管都已断绝的，有血污的，就可以下结论“致命身死”。伤到头面上或太阳穴、脑角后、发际内，如果凶器刃口较大的，才可以有“骨损”。如果有脑浆流出并有血污的，也可以明确是“要害处致命身死”。如果创口并非致命处，受伤者经过几天后死去，记录上要写“将养不较致命身死”。
在记录致命伤痕时，如果伤痕比较小，记录尺寸时可以有所扩大。这是为了防止将来案件有反复。但是在凶器没有缴获前，伤痕不可分毫增减，以便将来和凶器进行对比。在尸体身上伤痕很多的情况下，以指定一处致命伤痕为好。因为如果是众人行凶，留下两处致命伤痕，是两个人打的，按照当时的法律也只有一个人抵命，那就会造成判决哪一个抵命的问题。所以要在这两处伤痕里斟酌最重的那一处为致命伤。
没有到杀伤检验现场以前，就要先向报案人问清是否抓住了凶手，凶手的身份，使用的是什么凶器。如果已经找到凶器，先要察看大小，用纸画下样式。如果知道凶器但还没有找到的，要问清凶器原来所在的场所，也要报案人画出样式，并且要报案人在图样下画押。还要问清报案人，凶手与被伤人是不是亲戚、有无冤仇。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饭桌上找凶手
揭密疑案
饭桌上找凶手
在宋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江南的吴越国是主动归顺的。因此宋朝廷对于吴越国王钱俶及其几个儿子都是优礼有加。钱俶的第七个儿子钱惟济，原来是个武将，后来在宋朝却担任好几个地方的地方官。他能够平定一方，但是统治手段却相当残忍，常常把死刑犯断肢剖腹，威吓民众。史书里记载他很有才干，《折狱龟鉴》里有一个显示钱惟济办案能力的故事，就是依据致命伤的情况找出凶手的：
自伤诬人一个老百姓在桑园采摘桑叶，突然有人进园来抢夺，但没有抢到手。双方发生纠纷，那个抢桑叶的人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砍伤，诬陷是桑园主人想要杀他。官府一时也没办法分辨清楚，成了一桩疑案。
当时钱惟济以“留后”（唐以后的节度使子弟头衔）担任绛州（今山西新绛）知州，听了这个案子的汇报后，就亲自来审案。他派人把双方都传来问话，先是好言好语劝导，并安排给他们吃饭。一顿饭吃完，他就指着那人说：“如果别人用刀砍伤你的手膀，伤痕应是进刀重，出刀轻。现在你的创口却是进刀轻，出刀重，而你是用左手拿筷子和调羹，这正是你自己用左手砍伤右膀的证据。”那人无言可答，只好服罪。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年），从小是由他的叔叔欧阳晔抚养大的。欧阳晔是个文官，官至朝廷刑部的都官郎中。欧阳修在为叔父写的墓志里，称赞叔父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处理过许多疑难案件。
欧阳晔曾为端州（治所位于今广东肇庆）知州。在当时端州治下的桂阳监（今湖南桂阳）有一起拖延不决的疑案：有一些农民在争夺渔船时发生斗殴，结果打死了一个人。由于当时场面很混乱，谁也说不清是谁把那个倒霉的农民打死的。这些嫌疑人长期被关押在监狱里，没有了出头的日子。
欧阳晔召集了这些在押的嫌疑人，让他们在衙门的空场上集合，命令给他们脱去种种戒具，使他们的身体能够自由活动，请他们吃饭喝汤，这些嫌疑人难得地享受了一顿自由的午餐。吃完了饭，欧阳晔就下令把他们都带回监狱去。只留下了一个人，欧阳晔把他带到后堂，也不说话，只是盯住他看，那人心里惊慌，神色不宁，欧阳晔突然说：“杀人的就是你吧！”那人仍然不肯承认，强辩道：“凭什么说是我杀的人？”欧阳晔不慌不忙的说：“我看见所有的人都是使用右手拿筷子吃饭，只有你一个是用左手的。那个死者的致命伤是在右肋部位，这只有习惯用左手的人才会在这个部位造成这样的伤痕，所以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那个人不由得流着眼泪说：“人确实是我杀的，不敢再连累其他人。”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该死的盗贼
该死的盗贼
北宋时有个叫余良肱的著名地方官，他在进士及第后初次为官，就在复检尸体时从致命伤痕发现疑点，抓获真凶，显示出过人的才干。
他当时担任荆湖南路（治所位于今湖南长沙）的司理参军，是负责司法审判的。下属的一个县里上报了一个杀人案件，说是已经捕获罪犯，罪犯也已认罪，请求结案，并执行死刑。余良肱仔细阅读了卷宗，并参与了尸体的复检，对致命伤口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和凶器对比时，对此案的审判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说：“难道会有刀刃长一尺多，而造成的伤口却连一寸大小都没有的事情？”
他向长官提出，暂时搁置这个案件，由他亲自组织，重新展开侦查，果然在不久后就抓获了真正的罪犯，原来基层县衙门上报案件时的那个所谓罪犯是屈打成招的。
根据《棠阴比事补编》的记载，宋代有一位姓杨的官员，也是在对伤痕的检验中发现疑点，得以平反冤案的。
在南宋时，越州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为了防治盗案，制定了一项地方土政策，凡是在地方保甲内发生的盗案，没有能够破案抓住盗贼的，被盗人家的损失就要由保长来负责赔偿。当时有一户人家被盗，这户人家发觉后就操起棍棒猛追，追上了就猛打，那盗贼被打倒在地，这户人家就把他抬到保长家去报案。保长也不敢怠慢，立刻将这人捆绑严实，抬到官府去。不料走到半路上，这个盗贼就死了。
会稽县官府在检验尸体后，见这死者身上有不少伤痕，手脚捆扎的痕迹也很明显。就定为是捆扎过紧致死，是保长的责任，要定保长一个擅自杀人的死罪。会稽县就将这案件上报给越州衙门。那位姓杨的官员当时正在越州担任录事参军，有复核下属各县上报案件的职责。他仔细阅读核对卷宗，发现检验尸格上记录在案的分明有一处是致命部位的伤痕：左肋下有一道长一寸二分的伤痕，而且奇怪的是这块伤痕的中央有一条白色的痕迹。显然致死的原因应该是被那户人家用棍棒打到这一致命处。
姓杨的官员把这一疑点向县衙门的承办官员指出，可是那些官员都不愿意更改，说已经结案了，怎么能够再推翻重审？实际上这是不想因判断失误而被处分。姓杨的官员坚持要重新调查，又向知州报告，得到批准。姓杨的官员将追赶并殴打盗贼的那户人家传唤到案，再次进行调查取证，并缴了当时使用的棍棒进行对比，果然找到了一根头部有道大裂缝的棍子，和尸体上那处致命伤刚好吻合，足以证明那盗贼是被那户人家追打致死，和保长的捆绑关系不大。于是他按照法律拟定判决意见：捕盗时因盗贼逃跑、拒捕而打死盗贼的，是一个可以用钱财赎刑的罪名；那保长没有及时抢救导致罪犯死在路上，也不过应判个杖刑。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孙子杀爷爷
孙子杀爷爷
清末人魏息圆编的《不用刑审判书》里，记载有这样一个案件很能说明检验致命伤痕对判断真凶的重要性。
直隶（今河北）某县发生了件重案：一个盲人来县衙门自首，说是他把自己的父亲给打死了，请求按照法律判处他。本县的胡知县前往检验，只见那个死者是个白胡子的老翁，全身上下只有脑后勺上有三处硬物砸击造成的圆形伤痕，显然是致命的原因。奇怪的是那三处伤痕由左上至右下，排列整齐，毫不错乱。那盲人已过中年，供称是因为老父亲脾气暴戾，平时无故打骂子孙，自己实在忍无可忍，因此一怒之下，从地上拾了块砖头，估摸老父亲坐的方向，朝头部方向连拍三砖。
胡知县也不多问，就说这个案子很清楚，不过一定要解送到省里按察使衙门复审。然后说：“你这一去恐怕就是有去无回了，应该把你的儿子们叫来最后告一次别。”随后立即派人把这盲人的儿子叫到了衙门里与父亲诀别，其间知县发现那儿子显得特别的慌张，对着父亲也说不出什么话。胡知县故意催促说：“有话就快说，以后就见不着面了。”盲人流着眼泪说：“以后好好做人，不要挂念你父亲，你父亲反正是个瞎子，不足挂念。”那儿子还是紧张万分的样子，仍然说不出诀别的话。胡知县就先让二人退下，过了一会又单独审问盲人的儿子，突然严厉喝问：“你打死了祖父，还要自己的父亲来替你顶罪，是逆伦之中又逆伦。你父亲已经招供了，你要是再不承认，立刻就打死你！”那儿子惶恐下跪，连连叩头，说：“确实是我讨厌祖父一直责骂父亲，偏爱叔父，因此下手打死祖父。顶罪的主意是父亲出的，实在不是我的意思。”
有人问胡知县是怎么察觉这个案子的真情的，他说：“盲人乘怒打人，手里拿上砖头乱打，怎么可能打得这样准，在死者后脑勺上形成这样规则的三个伤痕？我在检验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很怀疑了，因此有意要盲人和儿子告别，想看看父子相会的情景，果然发现那儿子的神色有异。再乘其慌乱突然发问，自然就可以获得真实口供。”
《案发当时》 第二部分扁担何来
扁担何来
高廷瑶的《宦游纪略》里提了他在六安县处理的一件很有意思的案子，是法官通过将报案人的口供与致命伤痕进行核对来断明真凶，惩治诬告的典型。
有个堂兄弟之间发生的斗殴案件，一个兄弟踢死了另一个。高廷瑶前往主持检验，发现尸体上确实有几处拳脚打伤的痕迹，而且在致命的小腹部位，有一处脚踢的伤痕，略呈圆形，大小也与人的脚尖一般。正要结束检验，死者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