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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出入王琦瑶处，并没给平安里增添新话题。康明逊与萨沙相继光顾她处，又相继退出；再接着，她的腹部一日一日地显山显水，都看在了平安里的眼中。平安里也是蛮开通的，而且经验丰富，它将王琦瑶归进了那类女人，好奇心便得到了解释。这类女人，大约每一条平安里平均都有一个，她们本应当集中在“爱丽丝”的公寓里，因时代变迁，才成了散兵游勇。有时，平安里的柴米夫妻为些日常小事吵起来，那女的会说：我不如去做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呢！男的就嘲笑道：你去做呀，你有那本事吗？女的便哑然。也有时是反过来，那男的先说：你看你，你再看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那女的则说：你养得起吗？你养得起我就做得起！男的也哑然。以此可见，平安里的内心其实并不轻视王琦瑶的，甚至还藏有几分艳羡。自从程先生上了门，王琦瑶的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气总是最诱人的。人们吸着鼻子说：王琦瑶家又吃肉了。
晚上，王琦瑶早早进了被窝，程先生坐在桌前，记着流水账，再商量第二天的菜肴。他们虽是吃过了晚饭，却已开始向往第二天的早餐了，说起来津津乐道的，在细节上做着反复。说着话，天就晚了。猫在后弄里叫着春，王琦瑶昏昏欲睡。程先生站起身，检查一下窗户的插销，拉好窗帘，将放乱的东西归归好，然后关上灯，走出房间，放下司伯灵锁，轻轻碰上了门。
程先生从不在王琦瑶处过夜。王琦瑶曾起过留他的念头，却没有开口，因是自己怀着人家的孩子，生怕程先生嫌弃。心里是想，只要程先生开口，自己决不会拒绝的。倒不是对程先生有什么欲望和爱，而是为了报恩。十二年前，程先生是王琦瑶的万事之底，是做退一步想的这个“想”。那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底”的宝贵和难得，是因为她净是向前看的境遇，离向后退还早着呢！如今，她虽不是退，却也不敢说进的话了，那个“底”和自己是近了许多的。这些日子，她与程先生也算得上朝夕相处，她发现程先生没变，可她却是变了的，今天的她不再是昨天的她。倘是程先生也变了些，还好说。惟其因为程先生的不失毫厘，反使她生有愧疚的心情，觉得对不起程先生的等待。程先生守身如玉这多年，等来的是千疮百孔的一份生计，自己都为他抱屈。所以，当她接近这个“底”的时候，却又不敢认它作“底”了，自己已是失去资格，只剩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但程先生就是不开口，坐得再晚也是一个回家。有几回，王琦瑶朦胧中觉着他是立在自己的床边，心里忐忑着，想他会不走，可他立了一会儿，还是走了。听见他碰上门的那“咔哒”一声，王琦瑶既是安慰又是惆怅。
他们有时候也会谈到一些故人，比如蒋丽莉。这些年里，程先生倒还有蒋丽莉一些稀疏的音信，是从那位导演朋友处得来的。提起导演，王琦瑶恍若隔世，有一些场景从混沌的往事中浮现起来，她说导演怎么会认识蒋丽莉的呢？程先生就告诉她，蒋丽莉曾为了找他，从吴佩珍那里找到导演，再从导演那里找到他的。吴佩珍是又一个故人，又有一些旧景接踵而来，浮在眼前。程先生说，导演如今是在电影部门任一个副职，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导演其实是共产党员。后来，蒋丽莉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上海解放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蒋丽莉挥着大镲，指挥女学生的腰鼓队游行。她还是戴眼镜，却穿一身旧军装，袖子卷在胳膊肘，腰里系一根皮带，他差点儿没认出她来。她本来还有两年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却退学去做了一名纱厂工人，因为有文化又要求进步，就提到工会做了干部。再后来，就和纱厂的军代表结婚了。军代表是山东人，随军南下到上海的。如今，已有了三个孩子，住在大杨浦的新村里。听完程先生的话，王琦瑶说：想不到蒋丽莉做干部了，真不错！程先生也说不错。但两人心里却都不相信自己的话。蒋丽莉的经历听起来像传奇，里面总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停了一会儿，王琦瑶说，原来导演是个共产党，那年竞选上海小姐，还特地请她吃饭，劝她退出，说不定是上级指派他做的呢。倘若那一回听了导演的话，就不是蒋丽莉革命，而是她王琦瑶革命了。说罢，两人都笑了。
王琦瑶和程先生商量要去看望蒋丽莉一回，却犹豫不定。他们不晓得如他们这样的身份，是否还能与蒋丽莉做朋友了。和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共产党在他们眼中，是有着高不可攀的印象。像他们这样亲受历史转变的人，不免会有前朝遗民的心情，自认是落后时代的人。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也难怪他们眼界小，这城市像一架大机器，按机械的原理结构运转，只在它的细部，是有血有肉的质地，抓住它们人才有依傍，不致陷入抽象的虚空。所以，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你再对他们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府，他们也还是敬而远之，是自卑自谦，也是有些妄自尊大，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王琦瑶和程先生自觉着从此与蒋丽莉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照说没有聚首的道理，只因为往事的纠缠，才生出这非分之想。
王琦瑶和程先生的重逢，就好像和往事重逢，她温习着旧时光，将那历经过的生平再读一遍，会有身临其境，恍若梦中的感觉。她想，谁知道哪个是过去，哪个才是现在呢？她身子越来越重，脚浮肿着，越发不想动，成天坐着，心里恍恍惚惚，手里织一件婴儿的毛衣裤。毛线是用她旧毛衣拆下的，有点断头，一边接一边织，进度很慢的。程先生忙里忙外，直到晚饭后，将近八点才算忙完坐下，王琦瑶的眼睛却已经半张半合，说话也是东半句，西半句。程先生不由也困乏起来。两人在一张沙发上，一人一头坐着，打着瞌睡，直到觉出了身上的寒。程先生打一个寒噤惊醒，王琦瑶还是不动，待程先生为她铺好床，扶她上去，才自己半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程先生照例检查一遍门窗，然后拉了灯走出去，轻轻碰上房门。
正当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看蒋丽莉的时候，万万想不到的，蒋丽莉竟然自己找上了程先生的门。这段日子，程先生除了睡觉，几乎不在自己家里待，也不知她究竟去了多少回，最后才把程先生在电梯里捉住的。她先是上楼，扑了一个空，只得下楼，等电梯上来，不想电梯里正走出了程先生。
《长恨歌》 第二部分《长恨歌》 还有一个程先生（3）
两人迎面看见，又认识又不认识，说是都变了，可又好像都没变，总是理所当然的样子。蒋丽莉穿着列宁装，一条咔叽裤，膝盖处鼓着包，裤腿又短了。脚上倒是皮鞋，却蒙了一层灰，眼镜上也蒙灰似的，好像又加深了近视，一层一层旋进去，最深处才是两只小眼，眼里的光，也是旋进深处的两小丛。程先生说：真是太巧了。蒋丽莉说：巧什么巧，你巧也不是我巧。程先生被她这么一堵，不知说什么才好。蒋丽莉又说：早来你不在，晚来你不在，中午来你也不在！程先生嘴里说对不起，心里却辩解：这不是在了吗？一边开门让她进房间。是星期日的中午，他把王琦瑶安顿睡了午觉，临时想要洗澡，就回来拿换洗衣服，不料碰上了蒋丽莉。蒋丽莉走进房间，站在翻卷着灰尘的阳光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眼睛里那两丛光分明是怨气。程先生有些忐忑，心跳着，还有些窘，想找些闲话说，可出口的却是：你找我有事吗？蒋丽莉又火了，说：没事就不能来吗？程先生脸红了，赔着笑，说去给她泡茶，可热水瓶是空的，玻璃杯蒙了垢，茶叶听则生了锈，打不开。蒋丽莉跟他到厨房，看他忙着烧水洗杯子，说：简直像个鸡窝。转身走了回去。程先生忙完了，走出去，见她一个人站着出神。照相间的布幔都已拉起，灯推在角落，台阶什么的布景推在角落，越加显得空荡荡。程先生看着蒋丽莉的背影，不敢惊动她，又轻轻退到厨房去，守着那壶烧着的水。时间好像停住了，只有那壶水一点一点响了起来，最后顶起了壶盖。
程先生泡好茶走出去，见蒋丽莉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双手背在身后，步子有些像男人似的。程先生将茶放在作布景用的那张摇摇晃晃的圆桌上，两人一边坐一个。程先生说：你先生好吗？蒋丽莉皱皱眉头说：你是在说谁？是说老张吗？程先生就知道她男人是姓张，却不敢再问，转而问她的孩子。她也是皱眉，说孩子除了吵还是吵，有什么好不好？程先生要想问她的工作，又觉着那是自己不配问的，把话咽下，就再找不出什么话了。可他不说话，蒋丽莉也不愿意，说这么多年不见面，就没什么要问的吗？程先生听她这么说，知道没道理可讲，反倒豁出去了，笑着说：我看还是你问我答吧，反正我问什么都不对。蒋丽莉凶声说：谁说你不对了？脸色却和缓了一些，那凶也是有几分做作的。程先生更抱定主意不问只答，蒋丽莉也没了办法，不再逼他，低下头喝茶。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很是悠扬。房间里静默着，却有一股温煦滋生出来。他们都在想过去的时光，虽是不无尴尬的人与事，想起来也是温暖的。这人生说起来是向前走，却又好像是朝后退的，人越来越好商量，不计较。蒋丽莉对程先生说：你倒是一切如旧，住的都是老地方。程先生有些惭愧地低下头说：我是没什么追求的。蒋丽莉冷笑一声道：你怎么没追求？你很有追求。程先生就不敢出声。停了一会儿，蒋丽莉问道：王琦瑶住在什么地方？程先生惊异地说：你找她？蒋丽莉不耐烦地说：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程先生赶紧说知道。蒋丽莉就站起来问：在哪里？马上就要去找似的。程先生也站起来说：我正要去她那里，一起去吧，我们这几天还说到你呢！他神情跃然，也忘了回来是要拿衣服去洗澡，说着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一看，蒋丽莉还站在原地，看着他。即便是隔了这么一段距离，程先生还是看见了她眼睛里的幽怨。他好像觉着回到了从前，他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两人对视了一阵，互相都明白了对方的一个矢志不忘，然后，一同走出房门。
蒋丽莉正在填写入党申请表格，个人履历里中学这一阶段，需一个证明人，她就想到了王琦瑶。王琦瑶真是久远的事情了，想起来都是怀疑，一切像是杜撰，而不是真实。这十多年来，她过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她以她历来的狂热，接受这生活里不堪承受的一面。从前放纵任性的冲动，这时全用在约束检讨自己。她的积极性令她左右上下的人都感到跟不上。什么样的事情，她都要做得过头。她自知是落后反动，于是做人行事就都反着她的心愿来，越是不喜欢什么，就越是要做什么。比如和丈夫老张的婚姻，再比如杨树浦的纱厂。她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有点像演戏，却是拿整个生活作剧情的。她的入党问题很令党的组织头疼，她固然是革命，可革命也不是这么革命法的。她几乎每半年要向组织写一份汇报，有点挖心挖肺的，用词造句也相当过火，即便是对组织，也有些肉麻了。一九六○年，这种狂热病蔓延得很厉害，一般都有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其实也难说是哪个阶级的，各有各的病根，是连自己都不清楚的。
从大楼里出来，蒋丽莉和程先生就去乘电车，两人一路都无话，听着电车地响。这好像是那千变万化中的一个不改其宗，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声音。马路上的铁轨也是穿越时间隧道的，走过多少路了也还是不改其宗。下午三点的阳光都是似曾相识，说不出个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万年都是如此，别说几十年的人生了。下了电车，穿过两条马路，就到了平安里。平安里的光和声是有些碎的，外面世界裁下的边角料似的，东一点西一点，合起来就有些杂乱。两人走过弄堂，也是默默无语。有一些玻璃窗在他们头顶上碰响，还有新洗的衣衫上的水珠滴在他们颈窝里。走到后门口，程先生就从口袋里摸出钥匙。蒋丽莉的眼光落在钥匙上，忽然变得锐利起来，待程先生发现，便迅速闪开。程先生稍有些窘，想开口解释什么，蒋丽莉已夺路而进，走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