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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秀玲
７月３０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把我从倒塌的楼房里抢救出来。这时，我已经被困了整整六十个小时。一回想解放军抢救我的情景，我从内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亲人解放军。
７月初，我到唐山市华新纺织厂看望姐姐，住在单身宿舍的第二楼。２８日凌晨强烈的地震发生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楼房倒塌了，我被挤在倒塌的楼板和夹壁墙之间，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声，啊！是毛主席派人救我们来了，顿时我的心翻腾起来，毛主席呀毛主席，有了您，我一定能活着，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我用还能活动的双手扒砖头，把危险的地方撑起来。由于过分疲劳，我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头上传来了脚步声，我一边呼喊一边敲墙。当上边同志发现后，一个坚定有力的声音传过来：“同志，我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一定把你救出来，你要再坚持一下！”“解放军来了！”我觉得心头一热，旧社会，我父母受苦受难，是毛主席派解放军把我们救了出来。今天，我们受灾，解放军又赶来抢救，解放军真是我的亲人呀！
当时，我头上盖着四米多厚的碎砖和水泥板。为了抢救我，解放军同志冒着三十多度的酷热，挖的挖，搬的搬，有的同志晕倒了，醒过来坚持干。当挖到两米深的时候，他们怕砖块掉下来砸伤我，决定在我面前二米远的地方打洞。几名解放军战士轮换钻进洞内，用手一点一点地挖。有的同志手指扒破了，脚砸伤了，但这些他们全然不顾，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救出阶级姐妹。当时，余震不断发生，洞顶的水泥板随时都有塌落的危险，解放军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争先恐后钻进洞内，继续扒。就这样，解放军同志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把我从四米多深的楼底救了出来。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次生命啊！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我的身体稍恢复后，解放军同志让我回家看一看。我想，有党，有解放军，我一切都放心啦，我要就地和解放军一道参加抢险救灾。几天来，我以亲身体会向受灾群众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协助解放军护理重伤员和儿童。同时，我还帮助连队炊事班同志做饭，给战士送水，洗衣服。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虽然遭受了严重的地震灾害，但是，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有亲人解放军和我们一起战斗，就一定能夺取抗震救灾的更大胜利。我决心和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道，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意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七十年代的应用文用稿通知单
最高指示
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同志：
首先，让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您寄来的稿件，已在十一月四日的《××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现寄上红宝书一本和当日报纸一份，请收。
感谢您对党报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您更加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为党报写稿和反映情况，并经常监督我们的工作。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日报》群众工作组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４日
七十年代的应用文关于召开业余创作会议的通知
最高指示
（注：大红色的大黑体字）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公社革委会：
目前，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已蓬勃兴起，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大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大演工农兵英雄人物，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极大地加速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力地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遵照毛主席“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教导，广大工农兵群众必须牢牢掌握文艺大权，使文艺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起到改造人的作用，起到瓦解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使文艺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同时，必须狠抓创作，大力地、全面地开展一个创作运动，经请示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召开业余创作会议。
一、会议时间：暂定五天，三月十六日在县宣传站（原文化馆）报到。
二、参加人员：你社×××同志。
三、与会者：
１．请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
２．请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带来；
３．请带足一周的钱、粮票。农民业余创作人员带足一周的粮票（钱由县补贴），工分在队照记。
××省××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大红色圆印章）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１日
七十年代的流行词汇流行词汇（1）
样板戏
那会儿公认的样板戏有八部，人物讲究的是“三突出”，一上场忠奸立辨：好人是英气逼人、相貌堂堂，坏人则委委琐琐、贼眉鼠目。剧情一般演绎得很“虚”，英雄在革命时往往都会“壮烈牺牲”。除了武装斗争外，很少有其他的历史活动。不论哪部戏，台词必能牵扯到党的宣传口号和毛主席语录。他们典型的形象是：站在高岗上，手臂僵硬地弓着，身子往前倾，嘴唇紧闭，两眼深情地望向远方。此外还有阿庆嫂、江水英，一个一个都是丈夫不知去向的女性。
平反、昭雪
黑龙江的一名知青１９７３年写信控告张春桥时曾引用过鲁迅的一句话：“中国总归要有人说话的。”在信中，他写道：“倘若此信不幸落入张派爪牙手中，那我等着挨批斗，甚至于准备将双手伸进镣铐，坐进铁窗里。”
光明其实并不遥远，“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沉疴终于可以一笔笔地清算。从１９７７年开始，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著名戏剧工作者孙维世被迫害致死九年之后，沉冤得以彻底昭雪；赞扬贺龙元帅的文章也得以登了出来。同样遭迫害致死的原教育部长周荣鑫也恢复了名誉；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终于真相大白；“王亚卓事件”冤案也平了反……“平反、昭雪”给许多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了轻松，给很多原本黑暗的角落送去了阳光。
三转一响
七十年代有首很流行的《择婿歌》：“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今天看起来有点好笑，但那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都是结婚必备的物什，少哪样都不行。如今微不足道的小商品，在当年可都是高档货。新娘子出嫁那天，一伙亲戚弄来辆平板车，浩浩荡荡地押了那几大件，为了显摆，还专门挑人多的地方走。土木结构盖新房，松木椽子柳木梁，石灰抹墙砖漫地，新人喜坐拖拉机，这就是那时结婚的景象，“三转一响”只是其中几样道具，却添得了满堂彩。
卖花姑娘
这部朝鲜电影以苏欧色彩的歌曲和东方色彩的故事，倾倒了时处文艺饥渴症的中国观众。它以朝鲜民族沉沦的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为时代背景，以佃农的女儿花妮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为主线，精心刻画了丧国无权的民族在殖民地社会生不如死的悲惨状况。催人泪下的《卖花姑娘》曾经伴随一代人成长，即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让那些经历过的和没经历过的两代人都为之动容。我们知道长白山的时候就知道了金刚山；知道《白毛女》的时候就知道了《卖花姑娘》。但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当年曾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其原作者竟然就是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
走后门
七十年代初期，有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其子女走进大学校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这现象还催生了一个后来持续多年、手法多样、影响深远的新事物——“走后门”。其实，国家在１９７０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已经初露端倪，１９７１年之后，“走后门”之风已经传播得沸沸扬扬。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权再大一点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孔老二
看一看那会儿的战斗檄文：
在讲坛上，孔老二总是满口“仁义道德”。一次，有人跑来问孔丘：“我有个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老二冲着他说：“我认为，老子偷羊儿子隐瞒，这才称得上为人正直！” 原来在孔老二心目中，互相包庇就是“仁义道德”……
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多次谈到“批孔”问题，并认为只有“批孔”，才能挖透林彪的思想根源。他批评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并称赞柳宗元的《封建论》。同年５月，他还挥毫一幅：“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在这一年，江青一伙还向周恩来发动突然袭击，擅自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在会上，江青颐指气使，点了郭沫若等人的名。
评《水浒》
毛泽东曾对《水浒》作了如下批示：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反苏反帝而不是党内斗争，没想到后来被“四人帮”偷梁换柱，进行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大批判，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看来，文学在政治面前，能奏的多是理想的悲歌。
七十年代的流行词汇流行词汇（2）
“五七干校”
其缘自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之后毛泽东又发了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因此，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其实，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只是投机分子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大批文化人士在这里洒下血汗也受尽屈辱。直到１９７９年，有着十年历史的“五七干校”才告“结业”。
哥德巴赫猜想
这是陈景润做出来的一项世界领先的数学研究成果。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陈景润享受副部级待遇。徐迟在采访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