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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楼下打着鼾,我们就在这样的寂静中,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颓败的拐角和暗门。
大家扎堆在一起,总得玩些游戏,这胡同里便热闹了起来。那时候大人都在上班,没人管束,男孩子顽皮,天性中有股张力,弹弓自然成了他们百玩不厌的玩具。大概是看电影《小兵张嘎》的次数多了,欲望便升腾了起来,抄着家伙自己做起弹弓来。最好能找根“丫”字形的树杈,把皮剥了去,再不成用硬铁丝扎一个,舞起来晃眼,更来劲儿。之后找来些皮筋,或者剪一截废旧自行车内胎,在树杈上固定,绑好,那弹弓就成了形。总觉得那会儿麻雀特多,刚做的玩意便派上了好用场。不过鲜有射下来的,那鸟儿也不是吃干饭的,你在树下刚摆好造型,它们便翘着屁股扑棱棱飞走了,没准还扔你两粪蛋儿。没办法了,人小的时候特虚荣,那女孩子眨巴着大眼睛,满脸渴盼地看着你,再不亮一手,真得黑了脸打个地洞钻下去。于是就雄赳赳地对着小鸡小狗开练,胡同太窄,它们撒不开腿,套个文艺词,那场面真叫“死伤无数”。自然的,四邻的玻璃窗也不能幸免于难,劈劈啪啪,玻璃渣子迸了一地,经常唬得那些大爷瘫坐在地上:“咋整的,这晴天里还落冰雹了!”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左手握一把弹弓,右手还揣了支水枪,左右开弓,说得形象点,叫作“小米加步枪”。水枪的制作可就简单多了,几乎不用花一分钱。用小刀砍一截竹子,选一节长而粗的,一头锯断,另外一头打个小孔,然后在竹签上绑一团破布,尽量塞满竹筒里的间隙,立马就可搞定。讲究一点的话,破布团应该用桐油浸泡,这样能减小些摩擦力,找不到桐油,就只好用菜油代替。水枪的射程可达七八米远,且劲头十足。为了增加威力,只要把射击孔缩小,竹筒再找更大的,威力自然就更大了,打在脸上,比抽耳光还痛。开战的时候我们常爬到胡同顶上,踩着瓦楞轻捷而过。那会儿伙伴们一个个营养不良,身子骨单薄,却矫健得像只黑猫一样。水柱一波一波从高处射下,在阳光下盈盈发亮,像被火烧过一般。玩得累了,大家就站成一排,敞开了裤裆朝底下儿尿尿,那会儿人小,哪懂什么叫害臊。
大家也玩橘子皮枪,但因为很容易坏,使着不顺手,只能凑合着用。它是用鹅翅的粗羽毛或其他塑料管子制成的,里面还支了根细棍做柄和活塞,原理有点像今天的注射器。这种小玩意会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劈啪声,就像马鞭在空中炸响,听起来很是过瘾。当年家里难得吃一次橘子,要饱口福真得赶上过年过节。没辙了,只能到果园去打埋伏。看门的是个老大爷,穿件比身子宽一倍的军大衣,听京剧入了迷,眼皮耷拉着做梦游状。我们瞅准了时机,叠起人墙,翻了进去。那感觉真叫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着满园黄澄澄的果子,大家伙连喉头都哽咽了,欣喜得不能自已。最后,橘子用衣服兜着,带回到胡同里,选个阴暗的角落,吃得汁水横流,连胃酸都翻涌上来了。但果皮会悉数地收起来,留着玩乐用。
后来长大了一点,便要挑起家中的重担,扶持几个弟妹上学,童年的游戏也在这样的凄然与忙乱中消失了踪迹。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七十年代男孩们炫耀的方式——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以前有个广播节目叫“夜晚十二点,我们开始讲故事”,里面的女主播曾经说过,就物质而言,七十年代是一个苍白而匮乏的年代,可那些残破的街道,颓败的钟鼓楼,厨房里的陈年油烟,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标、糖纸,还有一切散落在生活理想里的风景,如今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初听那句话,像掉入了一个细羽铺陈的陷阱里,心底的感动,无以言表。而谁会想到,当年在抽屉里捂得密密实实的烟标,现在已是收藏的大热门,据说爱好者全国就有好几百万。在以前,作为一种游戏,烟标可不是拿来欣赏的,对孩儿家来说,它只有一个显著的作用:一决输赢。而且,那时谁也不说烟标,只喊“烟盒”或“烟皮”。烟皮的赌法,是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这也是我至今还牢记许多香烟价格的原因。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7角2分,“短中华”是6角2分,接下来是“牡丹”5角4分、“红塔山”5角2分、“群英”4角8分、“恒大”4角5分、“春城”3角8分、“三七”是3角7分,遵照这个次序,来决定先后秩序。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同样是把烟盒折叠成长条式,中间弯成拱形,两张叠在一起,如果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如还是没有翻过来,就该下家玩了。输赢完全是转瞬间的事。这个按照价格顺序比下来的秩序并不是绝对的,有人某次突然拿出一张“红炮台”烟盒,大家谁也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从上面的繁体字看,就明白它的“资格”是很老的,这其实是上海公私合营时代的产品,大家一致同意它的价格超过了“大中华”,是可以“通吃”的品牌,但鉴于烟盒已经烂了,必须打折扣,只能与“大中华”的价格相等。还有孩子拿出铁听的“中华”,大家认为这不能算正宗的烟盒,不予流通。那时烟标牌子可真是多,上海的“大前门”、“红双喜”;北京的“天坛”;香港的“庆宝”;河南的“三喜”、“双峰”……孩子们把脑袋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那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
而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可那会儿,我们嘴角儿连糖末都舔不到一粒,糖纸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两人也可以赌糖纸,一般是按照产地与自己生活城市的距离来决定先后秩序。比如,孩子生活在成都,一个拿出北京的糖纸,一个拿出哈尔滨的糖纸,自然是后者先玩。怎么个玩法呢﹖那是把糖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有一次用手来扇风吹翻它们的机会,如果均无法使糖纸翻身,就站一边去,只能看别人玩了。女孩子家比较矜持,纵使心里再按捺不住,也不会参加这种带有输赢色彩的活动。她们乖乖地收敛起欲望,努力地收集糖纸,夹在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男生们沉湎在这项游戏里,往往比女孩来得有韧性,为了花花绿绿的糖纸,他们当掉了刚到手的绿豆膏和脖子上的虎头项链,卖掉了姥姥的绣花手绢和爸爸老旧的上海牌怀表……为了一刹那的骄傲,他们牺牲了好多物质的欢乐,甚至承受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屈辱。但当他们捧出满满当当的糖纸儿,心里的幸福滚烫着要喷涌出来,那幸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秒,男孩们也会自豪地挥一挥拳头,吼出憋了好久的话:“嘿!值了!”
那会儿我们不光赌烟标、集糖纸,还玩挑冰棍棍儿。那冰棍吃剩的木棍儿可是夏天里孩子们的宝贝,现在的人不理解,这么脏的东西有什么用﹖那时的孩子们不但四处找,相互之间还争得头破血流呢在当年,穿冰棍的木棍都是木头的,小木片,两头呈椭圆形,不同厂家出的产品格式也是一样的。把木片收集起来,自然是多多益善,然后稍微洗一洗,不然会很粘手,不舒服,这倒不是出于讲卫生的目的。具体的玩法是,每个人在预测对手的木棍数量之后,拿出一定数量的棍儿,数量多的先玩。把两人的木棍合在一起往地上一撒,然后用一根棍子把相互压住的棍儿挑开。只能一根一根地挑,而且挑起来的木棍不能落下来砸到另外的,能挑出来的就是战利品,但如果触动了下面的木棍,就只能让位于下一家玩。这个游戏对人的定力是一大考验。
现在的男孩子炫耀的方式张扬且极端:染头发、穿低胯牛仔裤、骑动力机车、蹦的、玩DV影像、打碟、泡吧、叼着香烟说后现代的酷词……相比之下,七十年代的孩子要寒酸得掉眼泪,但是他们天真、淳朴,孤独却能自找出路,把单薄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那一切像未完成的剧本,任何后来者都无法挫败他们的骄傲,一串稚气却自信的脚迹,朝着阳光的来路,无限延伸。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的“战斗童年”
七十年代的“战斗童年”——打水仗、打雪仗
七十年代可真是匮乏得可以,偷吃一根5分钱的冰棍还得躲到旮旯里,那墙角的霉湿味铺头盖脸地呛过来,但我们心里依旧乐得直抽风。那会儿大家伙常倚在门栏边上,翕张着嘴朝巷口张望,做梦都想着四邻能发生一点惊天动地的事儿,如哪家屋顶着了火,谁家的孩子被吊在梁上打得屁股脱了皮。可是奇迹很少发生,我们像守着一窝子婴孩的村妇,每天算计着日子过,愁得快要白了头。但大家总得找些乐子,而我们最欢喜的是偶尔为之的“战斗”。说是“战斗”,不一定就是横刀越马,披肝沥胆,年小的我们,更喜欢来个温柔的“颠覆”。
那会儿,“战斗”的主题之一就是打水仗,省钱实惠,还能顺势捞回两块漂亮的鹅卵石。说白了,打水仗可不是用水枪来打,而是不用任何器具的徒手游戏。每年放暑假的7~8月份,是最为酷热的时候,下河洗澡是我们那时候渴盼的美事。一帮孩子疯了似的冲向门外屋边的小河,站到齐腰深的水里,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大家分成青红两帮,用手掌把水拂起来,打击对方。可以用单手,也可以用双手。但手掌不能切入水过深,这样的话,拂出去的水没有冲击力,手掌应该有一定的下压角度,用掌心击水,一股水流并不大,但却像水箭一样直扑对方的门面,几次击中的话,这个对手也是不好受的,会呛水。有个孩子特有意思,嘴角叼了根芦苇棒子潜水,半边白屁股全露在了面上。他还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蹲在一暗角儿,伺机攻击别人,我们哥几个约好了全都爬上岸去,热烈地聊着天、脸上不动声色。那家伙闷在水里,实在憋不住了,才挣扎着浮出头来,一脸悲愤状。他在岸边呆坐着猛喘粗气,脸红到脖子根,嗓子哑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们怀疑再多个一时半会,他肯定得憋晕过去。不过大家都没有戳穿,依旧是嘻嘻哈哈的,继续用手拂水逗乐。他便有些感激,说要请我们去他家吃刚出锅的豆腐脑儿。一帮人自然是假意推脱,说了许多不着四六的话,而刚别过脸,眼角眉梢便吊了上去,心里高兴得要尖叫起来。
而更好玩的是打雪仗。持续的严寒里,漫天大雪飞舞,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模样像绒布底子衬出农民的忧愁。如果是在学校,那自然是在操场上就开起火来,我投一个“流星球”,你撒一把“回旋镖”。战斗总是进行得异常激烈,当我们回到教室里的时候,除了身上的一身雪水之外,头上还顶着几个大包。放学的路上,我们一样会打起来,不怕冷的,就直接用手去搓雪团子,随着战争的升级,搓团子的速度也在加快,手反而很热了,因此,玩打雪仗的小孩子很少有生冻疮的。这游戏往往是分成两派人对打,男孩、女孩全部上阵,打得过于激烈,连周围的雪都抓完了,女孩子自告奋勇地去运输“子弹”。把书包的东西腾出来,一人背好几个。在这种异性的神秘力量的感召下,我们男孩子更加团结一致,奋勇当先,最后,在一阵声嘶力竭的“冲锋”嚎叫里结束了战斗。对了,还有一次,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让我们用雪把他身子给埋起来。他穿着厚棉袄,皮肤上贴着几片晶莹的雪,一行清鼻涕冷月般吊在脸上。最后,还是老师把他给抱了出来,用棉被捂着他在办公室的热炕上坐了好久,他才恢复知觉。没想到这傻蛋儿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啊!真是爽死我了!”不久前还听说有人在什刹海冰上用雪雕了一座大弥勒佛,那可真叫壮观啊,用朋友二胖的话说:“首都人民可真会过生活!”
现在都已过去那么多年,真要强迫自己去追忆,就有点白头宫女话当年的味道了。不过年少时的欢喜尖叫,还有自然对于我们的诱惑,都是那么地真切可感,就让我们轻轻地回过头来,道一声——再见了,童年。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最优美的弧线
七十年代最优美的弧线——打水漂、扔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