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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手绢》
前段时间，市面上出现了一本很好玩的书，叫作《小凤丢手绢》，书中采访的是当代中国２６位最具活力的先锋人物：温普林、贾樟柯、于坚、尹丽川、金海曙、朱文、孟京辉、颜峻……不知道这个“最具活力”是怎么甄选出来的，但这些人物无疑是最先锋的。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书名儿，好似个穿着旗袍低眉敛目的女子，复古而温情。有人说读这本书就是进行一场集体怀念——“怀念我们在曾经无比荒诞的岁月里坚守一个信仰、一个主题、一个频率、一种声音”。好吧，今天我们也来撒一下野，重温一下当年的游戏——丢手绢。
“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大家不要告诉他，啦啦啦啦啦啦……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这是那会儿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按照游戏规则我们要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推选丢手帕的人。被选中的人通常都不是很乐意，他会恶作剧般拼命地跑起来，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你身旁绕啊绕。四周的空气活了起来，大家心底多了份自然而然的冲动。旁边的人伸长了脖子，直勾勾地看着他。那孩子便有些得意了，哪管得上那年代营养跟不上，直转得屁股要掉下来他才肯把手绢丢出。如果是个男生，他十有八九会凭了这机会，把“绣球”抛在爱慕的女孩子身后，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心里暖暖的，似要飘起来了。丢完后还不能马上刹住腿儿，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往前走。等那女生察觉出来，他早已两手空空，跑回原位憨笑着坐下。女孩子便无可奈何，委屈地站了出来，给大家伙表演一个节目。表演些什么呢？她窘迫地低了头，两只竹笋尖似的小手被搓得发了白。最后，她灵光一闪，嘴角扬了一扬，低低地唱了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待她扭捏地唱完，新一轮的游戏就又开始了。女孩子脑袋瓜儿往往比较灵光，玩这把戏可是她们的强项，她们还擅长虚张声势，什么时候丢的手绢，搞得神不知鬼不觉。不过玩得过火了，真情便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出来，她会把手绢再丢回刚才捉弄她的男孩子身后。这样，喜欢她的男生又逮了个时机，笑眯眯地跑去捉她，游戏进行到此，就成了他们两人的相互周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闹久了便都有些恼恨，“快点快点抓住他”的合唱声也跟着弱了下去。还有些时候，表演节目也成了件难堪事儿。有些腼腆的孩子，会木头一样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几十双眼睛探照灯似的打量着他，憋急了他会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丢手绢”还有一些旁人不能体味的欢娱：一帮人围坐在一起，只盯着一个孩子满场子跑，他手里拿着花手绢儿，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丢给谁，而往往看不见他丢给自己，这象征着生活的隐秘和未知。而你稍微一疏忽，你便会输，但遇上你喜欢的人，又会暗暗地盼着她能把手绢儿丢给你，在这样的忐忑矛盾中，游戏也被推向了高潮。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偷情”般的阅读记忆
七十年代“偷情”般的阅读记忆——手抄本
在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前，手抄本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间文学”。大凡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着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他们像争抢着红蓝气球的孩子，把过多的激情提炼并释放出来，去开垦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麦田”。
“文革”时期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１００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文革”手抄本流传最甚的时候是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即使是在不甚发达的农村，也有“文革”手抄本传来，当时这些手抄本还属于禁书，若被上级发现或者是被别人揭发，受批评挨处分恐怕是免不了的，严重的还可能被批斗。
诗人北岛的《波动》写于１９７４年，也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比较起来，《波动》的形式要“成熟”得多，也表现了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多层的独白。
在“文革”手抄本中，大部分还是健康或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一些哗众取宠及不健康的读物。这种不健康的手抄本，流传最广的是《曼娜回忆录》又名《少女之心》等。这些描写性生理、性行为、性体验的手抄本，在谈性色变，没有正确的性教育的年代，是很能俘获青年人的心的（现在看起来，这些手抄本的内容也是黄色的东西）。
“文革”手抄本作为那个年代的特有产物，是人们在动乱年代对精神生活的一种渴求，也是最易让人们接受的一种传播方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和娱乐的谈资。众所周知，在那动乱的年代，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并没有多少书籍、电影供人们娱乐，手抄本自然也就受到人们的青睐被广泛传抄了。如今，这些手抄本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能够保存下来并被正式出版，实属不易。正因如此，对于那些曾读过或抄过这些东西的过来人来说，无疑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再去重温一番当时的惊喜和激动。而那些苍白躁动的青春，那些在黑暗中阅读所获得的抚慰，却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贴对联、逛庙会、看电影
七十年代过年的记忆——贴对联、逛庙会、看电影
在七十年代，过年就像一场谷雨冲击着四季的乱麻，锅碗瓢盆在油腻的厨房里作着疯狂的演习，孩子穿了新衣倚在门栏边一派天真地等着春天。不过，最热闹的事儿还要属贴春联儿，家家户户都会贴上诸如“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喜气洋洋过春节，身强力壮迎长征”、“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跃，公报春风拂大地大地生辉”之类的春联迎接新春。对联上的贺词也从初时的豪言壮语变得富有人情味了，人们拿着浆糊鼓捣着，真正识字的人不多，图的就是那份喜庆劲儿。那会儿人穷，对联大多都是自己找人写的。通常都有些学识渊博的老大爷，会免费为四邻挥毫一幅。他们郑重其事地戴上起了雾的老花镜儿，满手青筋暴起，指尖儿却拿捏得又稳又准。笔尖一路蜿蜒下去，浓墨打湿了红纸，卷起些细碎的毛边儿，好似大姑娘脸上的胭脂。看的人和写的人都憋了一口气，嘴角上还吊着些唾沫星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跟着念出来，调子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婉转中平添了几分情致。贴对联可是丝毫马虎不得，歪了斜了不雅观，再说了，那１毛钱一张的红纸儿要是撕扯下来，会疼得人心里儿打抖。完事后，再点上封“五连头”的花炮，往门外一扔，几口人咧了嘴看着它结实地响起，劈劈啪啪，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那会儿过年还时兴“逛庙会”，到了大年初二，亲戚都走过了一遍，一家人就张罗着到街上凑热闹去。这“庙会”可是几千年来人们沿袭下来的习俗，各地儿都有。就拿老北京来说吧，历史悠久些的有地坛庙会、龙潭庙会、厂甸庙会、白云观庙会。各处节目都不同，如厂甸有祥子拉车、老牛上架、花市一条龙；白云观有骑驴逛庙会、正月初九会神仙、痛打金钱眼、山门内摸石猴……孩子们嘴馋，特迷那些零嘴摊儿，什么切糕、糖葫芦、豆汁、爆肚、凉皮，一路吃了个饱，要不过了这时段儿，又得盼上整整一年。要换到现在，他们更是能大饱口福：兰州拉面、新疆烤羊肉串、上海的小笼包子、天津十八街大麻花、西安凉粉、重庆麻辣烫、南京盐水鸭、济南大煎饼、山西平遥酱狗、温州鱼肉丸子汤、太原刀削面……不过，那会儿好多人都没这福分，只能咽着口水心里小小地挣扎一下。那地方儿曲艺自然少不了，京剧、豫剧、评剧、河北梆子、河南坠子、京韵大鼓、相声、评书……咿咿呀呀全都上了阵。还有许多民间艺人卖弄的玩意儿，吹面人、捏泥人、扎风筝、剪纸儿，更激烈一些的是舞狮子，它花样繁多，分为太狮、少狮、武士狮与绣球狮……一圈儿走下来，全身筋骨舒爽，一家人被各种把戏撩花了眼，巨大的幸福感引领着腿脚一直向前。
而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文革”里被批斗的人大多平了反，平日里不敢往来的亲友也恢复了交往。大街上从原来一色的蓝蚂蚁变为绿军装再到光鲜的西洋服。样板戏也下了台，《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电影重新露了面。年纪轻一些的人就趁着过年的时候，三三两两来到电影院，解放一下思潮，跟上时代的节拍。那会儿，一些国外的片子和香港的故事片也涌了进来，如日本的《追捕》、英国的《女英烈传》、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美国的《摩登时代》、中国香港的《三笑》，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丰富。在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人们发疯似的往电影院里挤，各地的场子都风传爆了场，后来还增派了好多警卫维持秩序。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泡电影院、挑对象、自行车接新娘
七十年代的恋爱与结婚——泡电影院、挑对象、自行车接新娘
在七十年代，谈恋爱似乎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使有情有意也得躲躲闪闪，好似搞地下活动一般。那时候常见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红着脸低着头羞答答地穿过旁人的视线。
看一场电影属于比较时髦的谈恋爱方式，小青年谈恋爱往往托人提早买好两张电影票，带上话梅之类的零食，若是夏天就买两根冰棍，边吃边看，蛮有生活情调的。电影散场后，手拉手去吃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夜宵，既经济又实惠。泡电影院日子久了，恋爱也自然而然谈成了。
那时，城里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加以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
城里男孩娶个农村的“小芳”则更为常见。李春波的《小芳》唱出了那个年代不知多少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现在，我们只能在影视作品里去重温那个年代的爱情镜头了：女孩一身格子衣，大辫子，在心爱的人面前将又粗又长的辫子拉到胸前，低头抚弄着，面若桃花，双唇紧抿，双脚不自然地搓着地面。
那时候，姑娘们找对象喜欢选择的职业是“四个轮子一把刀，革命红旗两边飘”。所谓“四个轮子”指驾驶员，“一把刀”指炊事员，“革命红旗两边飘”则是指革命军人。这些职业在当时是最吃香，也最为姑娘们所垂青的了。
除了职业以外，姑娘们对其他方面的要求也很高。正如当时的一首《择婿歌》所说的那样：“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三转一响”是指结婚时必须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这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当时可算是高档商品了。“四十平方”是指住房面积。这首“择婿歌”的标准不可谓不高，条件不可谓不苛刻。
一些地方时兴用自行车接新娘，而且还要“永久”牌的。出嫁那天，女孩子很少涂脂抹粉，往往是素面朝天，穿的倒有些讲究，一件碎花对襟衬衫或者织锦嵌满紫金线的小花袄。新郎也理了个利落清爽的发型，用清水抹了，鬈曲晃眼。自行车一路颠簸着，身后是炮竹声声，烟尘呛得新人面目都有些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