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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论文和随笔集的时间跨度逾十二年之久，它的写作缘于各种场合或时机的激发。它首先是关于一些个人的——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在世界上活动，如何被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影响。很少有比汇集在这本书里的人彼此之间更不相像的了，因而可以设想如果让他们对此发言的话，他们会提出怎样的抗议——比如抗议被集中到他们眼下所在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房间里。这是因为，他们在天赋和信念上各不相同，在职业和背景方面也大相径庭；只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彼此所知甚少。然而，他们都处于同一时代，尽管他们并非同辈——当然，莱辛除外，不过就连莱辛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被处理成仿佛是一位同代人。因此，他们共同分享着将他们的生命卷入其中的时代，分享着20世纪上半叶的那一世界，连同它的政治灾难、它的道德解体，以及它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令人惊异的进展。而且，尽管这一时代夺去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生命并决定了另一些人的生活和工作，仍然有极少数人几乎不受它的影响和控制。那些试图在此寻找一个时代的代表，寻找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代言者和历史（大写意义上的历史）典范的人，在这里将什么也不会找到。
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人》（To 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的。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鲜。这些情况，早在三十年前就被萨特在《恶心》（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著作）中用坏良心（bad faith）和严重感（l’esprit de sérieux）描述过。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对同样境况的描述也出现在四十年前（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某些段落中，以一种非凡的准确性处理了诸如“常人”（the they），常人的“闲谈”（mere talk），以及一般来说任何被公之于众、不再被自我的私人性所隐藏和保护的事情。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刻画中，任何真实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这种力量决定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预先决定或取消了任何未来之事的意义或无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除了通过从中撤离并返回孤独状态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逃离这一共同的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琐屑”的出路。那种孤独状态，曾被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用来对抗政治领域。我们在此并不关心海德格尔的分析在哲学上是否恰当（在我看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也不关心这种分析后面所隐含的哲学思想传统，而只关心时代的某些基本经验以及对它们的概念描述。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中，关键在于：“Das Licht der ff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这一讽刺性的、听起来悖理的陈述，已经成为事情的真相，并实际上构成了对于我们生存境况的最简明的论断。
“黑暗时代”，这个词在我这里打算采用的较广泛的意义上，同样也并不等同于这个世纪的诸多畸变，尽管这些畸变确实有一种恐怖的新奇性。相反，黑暗时代不仅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且在历史中也并不少见，尽管它在美国历史中可能不为人所知。在美国历史中，出现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公平分配，对过去与现在、罪恶与灾难的分配。如下的信念，乃是本书所勾勒的让这些轮廓得以浮现的深藏难言的背景：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1968年1月
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1）
本文为汉娜·阿伦特在接受汉堡自由市所授予的“莱辛奖章”时发表的演说。
一
被一个自由市授予殊荣，接受一枚以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命名的奖章，这是一项极大的荣誉。我得承认，我并不知道为何我竟能获得它，同样，对我来说要做到与它相称根本不易。这样说时我可能完全忽略了让人棘手的价值（merit）问题。在这一方面，一项荣誉就是一堂给我们上的、有说服力的关于谦逊的课程；因为，它意味着，它并不像我们评判他人的价值或成就那样，为我们评判我们自身的价值。在奖赏中，是世界“世界”（world）概念在阿伦特的思想中非常重要。在这篇演说中，它并非是指人们通过“工作”或“制作”而产生的持存物的世界，而是指人类进行交往和行动的“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关于这一概念的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第五章“行动”，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译注（以下凡未标明是“译注”的，皆为原注）在宣告；而如果我们要接受奖赏并对此表示感谢，我们就只能通过忽略我们自己来做到这一点，并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行动，亦即朝世界敞开，朝一个使我们获得言说并被人倾听的空间的公众和世界敞开。
但是，这项荣誉并不仅仅唤起了我们感谢世界的强烈情感，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对世界负有责任。既然我们永远要捍卫荣誉，那么在接受它时，我们就不仅是在巩固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且也是在接受一项对它的承诺。一个人完全公开地出场，而公众又接纳和承认他，这一点决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唯有天才人物才会因其特殊禀赋而不由自主地来到公共生活中，从而用不着作出接受承诺的决断。也唯有在这种情况下，荣誉才只是继续与世界保持一致，才只是在完全的公开性中宣告一种活生生的和谐——这种和谐独立于所有的考虑和决断，也独立于所有的责任，就好像它只是一种涌入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那样。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确实可以用得上莱辛曾就天才人物所说的那两句最好的诗：
那激动他的，也在激动。那愉悦他的，也在愉悦。
他得体的（felicitous）趣味也是整个世界的趣味。
对我来说，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更成问题的了；同样，也没有任何东西，比与公开彰显的、由一项荣誉赋予我们的形象及其所肯定的生存样式保持一致更少被人视为理所当然了。在我们这个世纪，即使是天才也只能在与世界和公共领域的冲突中得到发展，尽管它也会自然地找到它自己与其受众之间独特的联系。但是，世界和在世界中居住的人们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存在于人们之间，这一“中间物”（inbetween）——它远不只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人们”甚或“人类”——如今已成为问题的焦点，并在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中经历着最为显著的变化。即使在那些世界仍处于有序状态，或仍保持其有序状态的地方，公共领域也已经失去了它在其本质中原初具有的启明力量（the power of illumination）。在西方世界中，人们从古典时代衰落起就已经把脱离政治的自由视为一项基本自由；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利用这种自由，从世界中、从他们对世界所负的责任中撤离出来。这样一种从世界中的撤退并不一定会危害到个人，它甚至有可能发展出天才人物所具有的那种杰出才能，并因而间接地对世界产生益处。但是，在每一次这样的撤离中，对世界来说都有一种几乎显而易见的丧失发生；那种特定的、一般来说不可替代的“中间物”丧失了，而这一“中间物”原本形成于个体及其同伴之间。
如果我们这样来思考眼下情境中的公共荣誉和奖章的真实含义，对我们来说，事情或许就是：在汉堡议会决定将其城市奖章与莱辛的名字联结起来时，它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点类似于哥伦布的“鸡蛋竖立问题”）的途径。这是因为，莱辛在当时的世界中从未有过在家之感，而且很可能他从未渴望过这种感受；然而尽管如此，他仍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对世界的忠诚。特殊和独特的境遇支配着这种关系。德国公众并不欢迎他，而且据我所知在他有生之年从未授予他任何荣誉。而根据他自己的评判，他自身也缺乏一种愉快、自然的与世界的和谐关系，缺少一种卓异品质（merit）与好运气的联合，而他和歌德都认为这是天才人物的标志。莱辛相信，他有责任去为那些“非常接近于天才”的事物撰写批评文章，但他从未很好地做到与世界达成一种自然的和谐，在其中德性（Virtù）一露面，命运女神（Fortuna）就微笑。所有这些或许已经足够重要了，但这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某些时刻，他看起来几乎像是决定要向天才、向具有“得体趣味”的人致敬了，但他自己却跟随着那些他曾半开玩笑地称做“智者”的人，这些人“无论他们的眼光落在何处，都使得古老的真理之柱发生动摇”。他对世界的态度既非肯定的，也非否定的，而是从根本上批判的，并且，对那一时代的公共领域来说，是彻底革命性的。但这同样是一种对世界保持忠实的态度，它从不离开这一世界的坚实地面，从不为感伤的乌托邦极端想入非非。在莱辛那里，革命性的情绪与一种古怪夸张的、近乎书生气的、对具体细节认真关注的偏好连在一起，从而引起了许多误解。下述事实乃是莱辛之伟大的一个方面：他从不接受那种假定的客观性，因为这种客观性妨碍他去洞察他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洞察他在自己褒贬的人和事组成的世界中的真实位置。这些做法对他在德国的声誉并无助益，因为在德国，文学批评的真正本质并不能比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理解。要领会一种与通常意义上的客观性没什么关系的公正，对德国人来说很困难。
莱辛从未与他所生活的世界和平相处。他喜欢“挑战偏见”和“向宫廷的臣仆们宣示真理”。尽管他为这些快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快乐。有一次，当他试图向自己解释这种“悲剧性的快乐”的来源时，他说：“所有的激情，甚至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快乐”，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它们使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真实”。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地回想起希腊人关于激情的学说，他们把诸如愤怒这样的情感列入“使人快乐的激情”当中，却把希望和恐惧一起算到坏的激情里。就这一评价取决于真实性（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