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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谝黄鸶栽凇Ｋ撬玫氖だ恰耙忠指瘛笔剑≒yrrhic）的，它“只是通过推开现实而加强了与现实的疏远”。这是由于，真正的问题既不是理论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伯恩斯坦的一条信念中，它有些畏缩地隐藏在一处脚注里：“中产阶级——包括德国的中产阶级在内，他们大多数仍然非常健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morally）也是如此。”（黑体字由我所加）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所以称他为“庸人”（Philistine），以及帕乌斯和卢森堡认为这场论战对党的未来极其重要的原因。事实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在厌恶革命方面是一致的，“铁的必然性”对考茨基来说乃是“什么事都不干”的最佳借口。而这些从东欧来的革命者，是唯一一群不仅 “相信”革命在理论上的必然性，而且还真想去干革命的人。而这恰好是由于这群东欧人认为，社会在道德根基和正义根基方面的状况已经不可忍受了。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和卢森堡作为两个最诚实地分析了自己所见之物的人，在这一方面又是相似的（这或许可以解释她对伯恩斯坦为何会感到“隐秘的亲切”），他们都忠实于现实并因而对马克思有所批判。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早期作为，依靠的是一种双重误解。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羡慕和崇拜”。倍倍尔这位党的“元老”，从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开始直到一战爆发，都“支配着党的政策和精神”。他总是声称：“我是并永远是现存社会的死敌。”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波兰“同龄群体”的精神吗？难道人们不会从这种骄傲的蔑视中看到，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写的SDKPL吗？卢森堡花了几乎十年时间才发现（直到她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返回德国），这一“蔑视”的真正秘密，乃是故意全面地拒绝介入世界，同时集中精力去扩大党的组织规模。从这种经验出发，卢森堡在1910年后就发展出与社会经常“接触摩擦”的方案，正如她所认识到的，没有这种“摩擦”，革命精神的源泉就必定会干涸。她并不想在某个党派中度过一生，无论这个党派有多么大；她对革命的忠实首先是一项道德事实，这意味着她仍然有激情去参与公共生活和公民事务，去参与世界的命运。她由此而与欧洲的政治紧密相连，尽管这和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无关，因而完全超出了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这种对政治的关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在德国人和俄国人面前，一再坚持一种“共和国方案”。
这就是她战争期间在监狱中写下的著名的《朱尼乌斯手册》（Juniusbroschüre）的主要观点之一，这本书后来成为了斯巴达克斯团的基石。列宁并不清楚它的作者是谁，只是立即断言，宣告“一个共和国方案……在实践上意味着宣告革命——但这只是一个不正确的革命方案”。果然，一年以后，不带任何诸如此类“方案”的俄国革命爆发了，它首要的成就便是废除君主制以及建立一个共和国，而这样的革命同样也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阻止俄国、波兰和德国的同志们就这一观点激烈地反对她。正是共和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才是使她与其他所有人分离开来的最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她是完全孤立的，正如她在强调下述观点——任何情况下，不仅个体的自由而且公共性的自由都是绝对必要的——时她是孤立的，尽管这孤立并不那么明显。
卢森堡的第二个误解直接与修正主义论战有关。她误将考茨基不愿接受伯恩斯坦的分析这件事，理解为他对革命的可靠忠诚。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她曾为此带着假证件赶回华沙，因为她不能够再欺骗自己了。对她来说，这几个月不仅包含着一种极其重要的经验，它们同样也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在返回途中，她努力和她在德国党内的朋友们讨论这些事。她很快就明白，“革命”这个词“只有进入到与现实革命情境的接触”中时，才不会变成一些无意义的音节。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确信，像“与现实情境进行接触”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遥远的野蛮国度。这是对她的第一次打击，而她再未能从中恢复过来。第二次打击发生在1914年，并差点导致了她的自杀。
很自然的，她第一次与真实革命的接触，教给了她比清醒、比轻蔑与不信任的艺术更多和更好的东西。她从这次接触中获得了对政治行动之本性的洞见，内特尔先生正确地称之为她对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之点在于，她已经从“革命工人委员会”（后来称为“苏维埃”）中了解到，“良好的组织并非先于行动，而是行动的产物”；“革命活动的组织能够、而且必须由自己从革命中学会，正如人只能在水中学会游泳那样”；革命不是被任何人“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动地”爆发的；“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而“只要社会民主党不瓦解”（当时它还是唯一的革命党），就会爆发一场“伟大而强有力的”革命。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6）
然而，在1905年的革命前奏中有两个方面被卢森堡完全忽略了。首先，这里存在一件让人惊讶的事实：爆发革命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尚未工业化的落后国家，而且得到民众支持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不存在。其次，同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革命乃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结果。列宁从来就没有忘记这两个事实，他从中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革命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只要旧政体的权威被扫除，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加上一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领袖，就足以获取权力。大规模的革命组织只会带来麻烦。第二个结论是：既然革命无法被“制造”，而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环境和事件的结果，那么，就应该欢迎战争。列宁在一战期间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他的摘录和评注在20世纪50年代由东德出版。按照维尔纳·哈尔博格（Werner Hahlberg）的论文《列宁和克劳塞维茨》（载《文化历史的本原》卷36，柏林，1954）的说法，列宁开始考虑下述可能性时，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战争引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瓦解，可能会取代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而成为革命的起因。这第二个结论是卢森堡在一战期间不赞成列宁的根源；而第一个结论则带来了她对列宁在1918年俄国革命中采用的策略的异议。这是由于，从始至终她都从根本上拒绝战争，无论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在其中她只能看到最可怕的灾难。战争违反她的天性（grain）。在“组织”这一问题上，罗莎并不信任一种在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胜利；的确，她是如此不信任那种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至于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如今，许多事件不是已经证明她是正确的吗？而她所预见到的“道德崩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不正如她所理解的那样，要远远大于“在对抗更大力量、不顾历史情境的诚实斗争中遭受的任何政治挫败”？既然恐怖“败坏”着所有的人，糟蹋着所有事物，那么，唯一能用来拯救这一切的方式，难道不是“公共生活自身的学校，亦即最开放、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吗？
她过早的逝世使她无法看到她是多么正确。卢森堡去世三年后，保罗·列维（约吉谢斯之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袖）出版了她对刚发生的俄国革命的评论——那是她在1918年写下的，前面题有“only for you”——也就是说，她并不打算发表它。不无反讽的是，这本小册子如今成为她的著作中唯一仍被阅读和引用的书。下面一些著作可以在英文书中找到：《资本的积累》（London and Yale； 1951）；《回应伯恩斯坦》（1899），（Three Arrows Press，纽约，1937）；《朱尼乌斯手册》（1918），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为书名由Lanka Sama Samaja Publications of Colombo出版，Ceylon，1955，很明显是以活页形式发行，它最初在1918年由“社会主义者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在1953年，Ceylon的同一家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群众斗争、政党和贸易联盟》（1906）。对于德国和俄国的共产党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因此假如列宁尖锐和激烈地回应它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但是刚好相反，列宁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用一个恰当的俄国古代寓言来回应：一只鹰有时候可能飞得比鸡还要低，然而一只鸡却永远不可能飞到与鹰相同的高度。罗莎·卢森堡……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于是他就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著作的完整汇编”，亦即并不从中过滤掉她的“错误言论”；同时列宁还斥责德国党内的同志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这些事发生在1922年。三年以后，列宁的继承者们决定将德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因而下令“对卢森堡的整个遗产进行一次专门的批驳”。这项任务被一个叫露斯·费希尔（Ruth Fischer）的年轻党员愉快地接受了，她刚从维也纳来到德国。她告诉德国的同志说，罗莎·卢森堡及其影响“不亚于一种梅毒病菌（a syphilis bacillus）”。
革命的阴沟被翻了出来，从中冒出的是曾被卢森堡称为“另一类动物品种”的人。根本不再需要什么“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社会主义的叛徒”，就足以摧毁同龄群体的少数幸存者，并把他们精神的最后残余埋葬在遗忘中。不用说，他们再不会出版卢森堡著作的完整汇编了。二战以后，一本“有着详细评注的、强调她所犯错误”的两卷本选集出版，书中还附有一篇由弗雷德·厄斯纳（Fred Oelssner）执笔的《对卢森堡错误体系的全面剖析》，这篇文章很快就“陷入了不知所云”，因为它“过于‘斯大林主义’”了。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列宁所需要的，而卢森堡的著作再也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教育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方面发挥作用了。
斯大林死后，事情开始起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并未在东德发生。东德的特征是，对斯大林主义历史学的修正采取了一种“倍倍尔崇拜”的形式。（唯一反对这种新套话的人是穷老头赫尔曼·东克尔 ［Hermann Duncker］，他是最后一位高尚的幸存者，还能够“回想起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期，那时我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弗朗茨·梅林，并与他们一起工作”。）然而，尽管波兰人1959年出版的两卷本《卢森堡选集》“与德国那部选集有部分的重复”，但波兰人“去掉了她从列宁去世以来一直背负的恶名”，1956年以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波兰出版热潮”。人们愿意相信，对罗莎生平和事迹的姗姗来迟的承认依然可以期待，正如人们愿意期待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科学教育中，最终获得她自己的位置一样。因为内特尔先生是对的：“她的观念，属于所有严肃地传授政治观念史的地方。”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1）
论1958—1963年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灵魂之旅》（Journal of a Soul，纽约，1965），这本由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撰写的精神日记（他在当选教皇之后被称做“约翰二十三世”），是一本奇特的、让人失望但又被它吸引的书。它的大部分章节都写于隐修期间，因此它由不断重复的虔诚流露和自我劝导、“对良心的测试”和对“精神进程”的注解构成。由于它只有极少的篇章涉及现实发生的事件，故而逐页读来，它就像是一本关于如何为善和避恶的初级手册。然而，通过它自身奇特而陌生的途径，它成功地对许多人都关心的两个问题（当时是在1963年5月末到6月初，他在梵蒂冈处于弥留状态）作出了清晰的解答。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是由一位罗马市的女服务工简单而明确地引发出来的。她对我说：“夫人，这位教皇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坐上圣彼得的位子？难道他不是必须首先被任命为主教，然后是大主教、红衣主教，直到最后才被选为教皇？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显然，对于她所提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