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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为什么诅咒毛主席早死？他回答说：“毛主席万岁”在英语是假定式，表示希望他长寿，但人活不了一万岁。他马上遭到一顿毒打。他还要同红卫兵讲理，我已经站在台上，无法也无力制止他，只能眼看着他挨打。这次是全校批斗大会，有书记和校长们在前面顶着，我虽罪孽深重，但只有外语系的红卫兵知道，别的系的红卫兵并不知道，所以没批斗我，我只算陪斗。但红卫兵打人的场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同他们无理可讲。其实这一点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很多教师却不了解这一点，还要同红卫兵讲道理，大概还是毛著没学好的缘故。
我在外语系的“地位”从牛鬼蛇神升到现行反革命了（红卫兵把“现行”写成“现形”，也通。我原先是俄语教师，其实是暗藏的反革命，终于现出原形）。红卫兵批斗我，说我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我对他们承认我就是，烧成灰都是。我弯腰做“喷气式”做得标准，无懈可击。所以我挨斗的时间少，陪斗的时间多。我有机会观察红卫兵。我教四年级两个班，四十个学生。最凶狠的不过五六个。都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是两个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其中有位女生，两个班里唯一的党员，已经蹲了三年班。因为吃够了她的苦头，我至今记得她的芳名。她口齿不清，大舌头。俄语有个颤音，她四年都发不出来。我晚上经常辅导她，什么办法都用过，比如含水发颤音，但毫无效果。她对动词也不理解。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她说睡觉不是动词，睡着了怎么还会动呢。在我之前的一位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她明白表示状态的词也是动词。她不适合学俄语。我为她的前途着想，向总支书记建议将她转到政教系去，毕业后做个政工干部。我同总支书记的谈话被揭发出来，成为我迫害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一大罪状。另外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功课比这位女生略好，没蹲过班。他们记不住生词，弄不清语法的变格。考试多半不及格，或勉强得三分。他们知识面狭窄，或者说除宣传口号外，什么都不知道，并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他们一句话就能把你驳倒：那些都是封资修的破烂玩意，知道越多越反动。人总有表现欲望，他们没有别的可表现，除自己的家庭出身外（用动词“骄傲”造句，他们的造句都是“我以我光荣的家庭出身为骄傲”），只能表现对标语口号的狂热响应。他们根据某一句话，或党在某个时期的政策，判断一切事物。一次我因北京修建地铁谈起地铁，我说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都有地铁，莫斯科的地铁修建得较晚，但最漂亮。有个考试不及格的男同学批判我，说我放毒，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伦敦和纽约的地铁是供资本家坐的，莫斯科的地铁是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我竟说他们的地铁比中国修建得早，还说莫斯科的地铁最漂亮，安的什么心？我立即承认我说这些话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红旗落地，国家变修。我先把纲上得最高，他们反而无法表现批判我的本事了。生长在天津市的大多数学生与他们有所不同，虽然也给我贴大字报，但内容都是从别人的大字报上抄来的，没有新的揭发。我课下同他们交谈时，介绍过俄国美术和音乐流派，介绍过俄国和苏联作家，甚至介绍过已成为批判靶子的肖洛霍夫。这些他们都没揭发。他们心里同情我，一次我扫地时，一个同学把纸团扔进簸箕里。我在没人的地方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今晚批斗可能下跪，裤子穿厚一点。我钦佩他的胆量，竟敢给现行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我也感到慰藉，并非所有青年人的革命意志都坚硬如钢。一九六九年分配工作的时候，那位发不出颤音的女生和出身好的几位学生都留在天津市，成绩优秀的学生分配到河北各县。
我挖空心思，一心琢磨如何推掉两项严重罪行：吹捧赫鲁晓夫和攻击中央文革。前一项可以推到教育黑线上去。我是根据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讲赫鲁晓夫的一篇报告的，教案中就有称赞赫鲁晓夫的话。我受到教育黑线的毒害，是受害者。第二项很难赖掉，因为是我在文章里写的，批评姚文元打棍子，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批评他自然是攻击中央文革，白纸黑字，岂能赖掉。尽管文章是一九五八年写的，那时姚文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能说得清吗？
我的工资被红卫兵扣发了，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母亲和妻子都叫我增加营养，不要把身体搞垮，学校伙食不好，可以到外面加餐。妻子从北京偷偷给我送钱来。我们在天津北站的一个公园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接头。她们的建议与我不谋而合。我在校园里挂着牛鬼蛇神牌子，我挂的牌子较小，可以侧过来夹在腋下，从远处看好像夹着一本书。一出校门我就摘下来放进书包里。我和史学家漆侠先生到附近的饭店吃饭。他的牌子大，我们把牌子从中间剪开，用细线缝上。出校门叠起来放进书包，进校门展开，红卫兵看不出来。我们点荤菜，喝啤酒，吃得痛快。但不久被红卫兵撞上了，当场把我们批斗了一顿。我问漆先生，还吃不吃，他说换个地方，照吃不误。我们到离学校远的饭馆吃饭。以后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对我们管得松多了。漆先生又开始治学，为他后来出版的《宋代经济史》做准备，并多次劝我读书，甚至叫我为写果戈理评传做准备。这当然做不到，且不说没有资料，我也从未有过写专著的打算，与他不同，他是著名的史学家，已出版过《王安石变法》等专著。读书还是可以的。晚上独居宿舍楼，我开始读书。读的是三注三评本《聊斋志异》。这是张中行先生的挚友韩文佑先生借给我的。我过去没通读过《聊斋》，只读过《画皮》、
《崂山道士》、《促织》等几篇。夜阑人静，红卫兵小将们都闹革命去了。我打开《聊斋》，渐渐进入蒲松龄所创造的鬼狐世界。我最爱读的是写花仙故事的《葛巾》、《黄英》和《香玉》。爱不释手，竟抄起来，就抄在封皮上印着林彪题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笔记本上。蒲松龄为我打开了美丽的鬼狐世界，他绝妙感人的文字同样让我着迷。读《聊斋》是我那段时期生活的中心，并受益至今。
我过着两种生活，现实的生活让我难以忍受，便逃入鬼狐世界。鬼狐给了我力量，对大喇叭广播的暴力语言似乎增强了承受力。但心病并未消除。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压在我心上。趁红卫兵打派仗之际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学部看大字报。忽然看到有一张揭发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艺黑线的大字报，其中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大字报说“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调到文学研究所来，但何其芳拒绝接受，说姚文元写文章强词夺理，打棍子，文学所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我看过后心中暗喜。但这决非幸灾乐祸。我与何其芳无冤无仇，何况他还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别佩服他的文字，他的书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画梦录》。何其芳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无法证实，反正他是走资派，已被打倒。但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我马上抄下来，和妻子连夜写造反大字报。说何其芳是党内文学权威，我对他过于崇拜，中了他的毒，并在他的影响下，错误地攻击了姚文元同志。我吹捧赫鲁晓夫是中了教育黑线的毒，攻击姚文元同志是中了文艺黑线的毒，虽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责一股脑推到何其芳身上。我想我这样写并不会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专案组的人对天津一名无名小卒受到过他的影响不会感兴趣，但这样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报写好后，我把它贴在红卫兵两个司令部（井冈山和八一八）之间的墙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许真能解放，也许挨一顿批斗，再次把我赶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大多数红卫兵对我没有恶感，恨我的几位革命小将抄家的时候手脚不大干净，没当上头头。早上贴出后，中午去刺探，在大字报前走来走去，看看红卫兵的反应，没有批斗我的迹象。下午又去，一个红卫兵竟叫我“老蓝”，我受宠若惊，觉得造反成功了，从牛棚中挣脱出来。多年后听井冈山司令部的红卫兵说，他们讨论过我的造反声明，大多数红卫兵认为现在矛头应指向走资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部如何反应我就不知道了。
《聊斋》中有一篇《书痴》，写到烧书。郎生酷爱读书，终日讽诵，不管其他事。终于在书中找到颜如玉。颜如玉让他把书全部烧掉，免遭灾祸，郎生不肯。邑宰以郎生为妖。“见书卷盈屋，多不胜收，乃焚之；庭中烟结不散，冥若阴霾。”这是蒲松龄的艺术虚构。烧书不是“烟结不散”而是火光冲天。八月的一天晚上，我们牛鬼蛇神正在学习，红卫兵冲了进来，命令我们到操场烧书。我们赶到的时候，书已点着，我让老鲍跟我一起拨拉烧着的书，我递给他一根长棍子，他嫌长，自己拣了一根短的，我劝他他没听。这根短棍子几乎要了他的命。老鲍自然是牛鬼蛇神，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所有牛鬼蛇神都大，那年他八十二岁。他是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后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解放后一直在外文系资料室管理资料。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他留美时期喂梅花鹿的相片。他就是因为这几张相片被揪出来的。老鲍个子矮小，只有一米六几。他拿着短棍子拨火，被火苗烧着。后面是红卫兵，前面是火堆。后退必遭红卫兵打骂，只能向前拨火。我的棍子长，拨火烧不到自己，想跟他交换已不可能。书烧成灰烬时要用水浇灭，我负责打水。每次打水都偷喝很多水。老鲍则一直被火烤着。八月天气闷热，一个年过八十岁的老人如何受得了，终于倒在灰烬上，幸亏灰烬已被我用水浇过，不然会被烧死。红卫兵骂他偷懒，但没再管他。烧完书后，我把他抱回教研室，放在桌上。他胸上，胳膊上，都烧出燎泡。我先让他喝水，然后打了一盆凉水给他擦身，他渐渐缓过来。他对我说：“他们都是长虫！”我扶他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三轮车拉他回家。人有做人的底线，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学生不能打老师，对年长者礼让，对年幼者爱护。底线被突破，人就不成其为人了。红卫兵都是年轻的后生，怎么对老鲍没有一点同情心呢？我联想起，在北京火车站看见红卫兵把一群老太太押送出北京，她们身上挂着“地主婆”、“资本家臭老婆”等牌子，有的干脆把成分贴在额头上。她们多半是北京的老住户，因出身而被轰出北京。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有的人双腿瘫痪，让人看了心碎。押她们的红卫兵没有一点同情心，嘻嘻哈哈说笑，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们笑得更开心。看到祖国的花朵得意的样子我同样心碎。
红卫兵打派仗后，便不管我们了，不仅不管革命教师，连牛鬼蛇神也不管了。而我这时已成为人民一员，加入革命教师行列。我有时回北京，在天津的日子便跟随韩文佑先生一起读鲁迅的杂文。从第一卷《坟》开始。我先读一两遍，晚上坐在他宿舍前的马扎上，同他讨论，听他讲解。韩先生对鲁迅作品之熟令我惊讶。他不仅对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来。韩先生讲完后，我回去再重读他讲过的几篇，接着按顺序读下面的杂文。我们就这样一直读完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平均每篇都读过三四遍。韩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对北大、清华教授的趣文逸事知道得很多，也讲给我听。其中有关清华教授的逸事，张中行先生写入《负暄琐话》，也是听韩先生说的。韩先生还把周作人、郁达夫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借给我看，并且都是初版本，让我眼界大开。他让我先看周作人的《谈龙集》和《谈虎集》，然后再看《雨天的书》和《自己的园地》等集子。我读周作人比读鲁迅吃力，对他那些抄书文章读不下去。韩先生说过了五十岁我就读得下去了。五十岁以后，“文革”早已结束，是我最忙的时期，办刊物、翻译书、带研究生，没有时间再读周作人的书。现在过了七十岁，仍没再读，只读过论述周作人的著作。那时听韩先生讲鲁迅的还有一位中文系的周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教师。他专门研究叶圣陶，但对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也很熟悉，他也谈到很多大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文革”期间我上了半个中文系。如今这两位先生都已作古，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