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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突然一下抬起头来。
“是的，再见了……走吧！”
他们彼此向着对方走去；他伸出手来，她犹豫了一下。
“那么，照英国规矩吧，”她说，一面伸过手去，勉强笑了一笑。
莱昂感到他的指头捏住了她的手，他的整个生命似乎也都化为流体，流入了她的手掌。
然后，他松开了手；他们还是眼睛望着眼睛，他就这样走了。
他则走到菜场又站住，藏在一根柱子后面，要最后一次看看这白色的房屋和那四个绿色的窗帘。他仿佛看见卧室窗口有一个人影；窗帘似乎没有人碰，就自动脱离了帘钩，长长的、斜斜的褶纹慢慢地移动。忽然一下，所有的括纹都铺开了，窗帘已经挂直，一动不动，好像是一堵石灰墙。莱昂跑了起来。
他远远看见他老板的轻便马车停在大路上，旁边有一个系着粗布围裙的男人，手拉着马。奥默和吉约曼先生在谈天。他们等着他呢。
“拥抱我吧，”药剂师说，眼睛里还有眼泪。“这是你的大衣，我的好朋友。当心不要着凉！好好照顾自己！多多保重！”
“好了，莱昂，上车吧！”公证人说。
奥默弯腰站在挡泥板旁边，说一个字呜咽一声，才说出了这句断肠话：
“一路平安！”
“再见，”吉约曼先生答道。“走吧！”
他们走了，奥默也回家了。
包法利夫人打开朝着花园的窗子，看看天上的云。
朝西，在卢昂那一边，乌云密集，奔腾翻滚。卷起了螺旋形的黑色波浪，在层云后面，太阳像高悬的金盾，发出条条金光，就像盾上射出的支支金箭，而在别的地方，天上却是空的，像瓷器一样白。但是一阵狂风吹来，吹得杨树弯腰，突然落下一阵急雨，噼噼啪啪地打在绿色树叶上。随后，太阳又出来了，母鸡咯咯地叫，麻雀在淋湿的小树丛中拍打翅膀，沙上的小水洼往低处流，带走了洋槐的粉红落花。
“啊！他恐怕已经走远了！”她心里想。
奥默先生还和过去一样，在他们六点半钟吃晚餐的时间过来。
“好了！”他坐下来说道。“我们刚才总算把我们的年轻人送走了吧？”
“总算送走了！”医生答道。然后，他坐着转过身来问道：
“你们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出什么大事。只是我的女人，今天下午有点感情冲动。你知道，女人味，一点小事都会叫她们难过！尤其是我家里那一口子！若是你要怪她们，那就不对了，因为她们的脑神经组织，本来就比我们的脆弱。”
“可怜的莱昂！”夏尔说道，“他到了巴黎怎么打发日子呢？……他会过得惯吗？”
包法利夫人叹了一口气。
“得了！”药剂师咂咂舌头说，“饭店老板会做好的给他吃！还有化妆舞会！喝香槟酒！我敢保证，日子过得快活着呢！”
“我不相信他会胡来，”包法利反驳道。
“我也不相信！”奥默先生赶紧接着说，“虽然他恐怕不得不跟别人一样胡来，否则人家就会说他是伪君子。唉！你不知道这些轻浮的学生在拉丁区和女戏子过的是什么生活！再说，他们在巴黎还很吃得开。只要他们有一点寻欢作乐的本事，上流社会就会接待他们，甚至圣·日耳曼市郊的贵妇人还会爱上他们呢，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攀龙附凤的机会。”
“不过，”医生说，“我担心他在那里……”
“你说得对，”药剂师打断他说。“这是事情的阴暗面！那就不得不老是用手捏紧钱包。假如说，你在公园里碰到一个人，穿得讲究，甚至挂了勋章，你会以为他是个外交官；他走过来，和你闲谈，讨你好，请你吸烟，帮你捡帽子。然后关系更密切了；他带你上咖啡馆，请你去乡间别墅，等你半醉时，让你结识各色人等。其实，大部分时间只是要抢你的钱，或者拉你下水干坏事。”
“不错，”夏尔答道，“但我更怕他们生病，比如说，伤寒就老是拿外省学生开刀。”
艾玛发抖了。
“这是饮食失调的缘故，”药剂师接着说，“还有过分节省造成的紊乱。再说，巴黎的水，你知道！饭馆的菜，样样都加香料，结果吃得你发烧，随便怎么说也比不上一锅牛肉汤。我呢，我总是喜欢实惠的菜，也对健康更有益！因此，我在卢昂念药剂学的时候，就住在寄宿学校里，和老师一起吃。”
他就这样高谈阔论，谈个人的好恶，一直谈到朱斯坦来找他回去配制蛋黄甜奶。
“没有一点休息！”他喊道，“总是锁着！不能出来一分钟！得像牛马一样流血流汗！多苦的命！”
然后，等他走到门口。“忘了问你，”他说，“你听到消息了吗？”
“什么消息？”
“非常可能，”奥默接着竖起眉毛，认真地说，“下塞纳区的农业展览会今年要在荣镇一修道院举办。消息至少是传开了。今天早上，报上还提过。这对本区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下次再谈吧。我看得见，不用点灯了，朱斯坦有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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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第二天对艾玛来说，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日子。一切都似乎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外部弥漫着一片迷雾，痛苦沉入了心灵的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呼啸，就像冬天的风吹过一片废墟。这是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魂牵梦萦、大功告成后感到的心力交瘁，习以为常的行动忽然被打断，或者经久不息的震荡突然中止带来的痛苦。
就像那年从沃比萨回来，合舞的形象还在头脑里旋转一样，她觉得闷闷不乐，灰心失望，甚至麻木不仁。莱昂又出现了，更高大，更漂亮，更温存，更模糊；他虽然走了，但并没有离开她，他还在这里，房屋的墙壁似乎把他的影子留了下来。她的眼睛舍不得离开他走过的地毯，他坐过的空椅子。河水一直在流，后浪慢慢推着前浪，顺着滑溜的河堤流过去。他们在这里散过多少次步，听着水波潺潺地流过长满了青苔的石子。他们享受过多么美好的阳光！多么美好的下午，单单两个人，在花园深处的树荫下！他不戴帽子，坐在一张木条长凳上，高声朗诵；草原上的清风吹得一页一页的书哗哗作响，棚架上的旱金莲簌簌摆动……啊，他走了，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使幸福有可能实现的唯一希望！幸福出现的时候，她怎么不紧紧抓住！幸福就要消逝的时候，为什么不双膝跪下，双手拉住不放？她诅咒自己为什么不敢爱莱昂；她多么渴望吻莱昂的嘴唇。她甚至想跑去追他，扑进他的怀抱，对他说：“是我呀，我是你的了！”但是艾玛一想到重重的困难，心里先就起了一片混乱，而她的欲望却因为后悔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从这时起，对莱昂的回忆仿佛是她忧郁的中心；回忆在忧郁中闪闪发光，好像漂泊的游子在俄罗斯大草原的雪地里留下的一堆火。她赶快向这堆火跑去，蹲在火旁，轻巧地拨动快要熄灭的火堆，到处寻找能够把火烧旺的柴草；于是最遥远的回忆和最近发生的事情，感觉到的和想象到的，烟消云散了的对肉欲的渴望，像风中枯枝一样摇摇欲坠的如意算盘，没有开花结果的道德观，已经落空了的希望，家庭里的鸡毛蒜皮，她都集拢了，捡起来，加到火堆里去，使她的忧郁变得暖和一点。
然而火焰却越烧越低了，也许是燃料不够，或者是堆积太多。情人不在眼前，爱情也就渐渐熄灭，习惯的压力太大，压得她出不了气；火光映红过她灰色的天空，后来笼罩在阴影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她的头脑昏昏沉沉，误以为讨厌丈夫就是思念情人，怨恨的创伤就是柔情重温。但是狂风一直在吹，热情已经烧成灰烬，没有人来援助，没有太阳照耀。她感到四面八方一片黑暗，自己失落在彻骨的寒冷中。
于是托特的坏日子又重新开始了。她认为现在比那时还更不幸，因为她已经有了痛苦的经验，并且相信痛苦是没完没了的。
一个女人为了爱情勉强自己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只好在花哨的小玩艺中寻求满足。她买了一个哥特式的跪凳，一个月买了十四个法郎的柠檬来洗指甲；她写信去卢昂买一件卡什米蓝袍；她在勒合店里挑了一条最漂亮的绸巾；她把绸巾当室内服的腰带用；她把窗板关上，手里拿一本书，穿着这身奇装异服，躺在一张长沙发上。
她常常改变头发的式样：她梳中国式的头发，有时云鬓蓬松，有时编成发辫；她把头发中间的分缝留在一边，像男人的头发一样在下边卷起。她心血来潮要学意大利文：她买了几本词典，一本文法，一些白纸。她试着认真读书，读历史和哲学。夜里，有时夏尔忽然惊醒，以为有人找他看病：
“就来，”他含糊地说。其实只是艾玛擦火柴的声响，她要点灯看书。不过她读书也像刺绣一样，刚开个头，就塞到衣橱里去了；她读读停停，一本没完，又换一本。
她一赌气，就容易走极端。一天，她和丈夫打赌，硬说一大杯烧酒，她也能喝个半杯，夏尔笨得说了声不信，她就一口把酒喝完。
艾玛虽然看起来轻飘飘的（这是荣镇的女人议论她的话），但是并不显得快活，习惯使她嘴角上保留了一条固定不动的皱纹，就像失意的政客或老处女的脸一样。她的脸色苍白，好像一块白布；鼻子上的皮朝着鼻孔的方向拉得更紧，眼睛看人显得心不在焉。她在鬓角上发现了三根灰头发，就说自己老了。
她时常昏倒。有一天，她甚至吐了一口血，夏尔心里一急，外表也就显得不安。
“得了！”她回答道，“这有什么关系？”
夏尔跑到诊室里去；他坐在大扶手椅里，胳膊肘拄在桌子上，对着做成标本的人头哭了起来。
于是他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求她来一趟，他们在一起谈艾玛的事，谈了很久。
能够作出什么决定呢？既然她拒绝治疗，那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你的女人？”包利法奶奶回答说，“那就是逼她去做事，用两只手干活！要是她像别人一样，不得不挣钱过日子，她就不会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晕头转向了。”
“不过，她并不是无所事事呀！”夏尔说。
“啊！她有事做！什么事呀？看小说，读坏书，读反对宗教的书，用伏尔泰的话讥笑神甫。还不止这些呢，我可怜的儿子，一个不信教的人总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他们决定不让艾玛看小说。这似乎不容易做到。好奶奶包下来了：等她路过卢昂的时候，她要亲自去找租书的人，说艾玛不再租阅了。万一书店硬要做这种毒害人心的勾当，难道他们不会告到警察局去？
婆婆和媳妇的告别是干巴巴的。她们在一起呆了三个星期，可没有说过几句话，只不过在餐桌上见面时，或者夜晚上床以前问一声好，说一句客套话而已。
包法利奶奶星期三走，这是荣镇赶集的日子。
广场从早晨起，就挤满了大车，都是车头朝下，车辕朝天，从教堂到客店，顺着房屋，摆了长长的一排。对面是搭帆布棚的小摊子，出卖布帛，被褥，毛袜，还有马笼头和蓝丝带，丝带一头露在布包外面，随风飞舞。地上摆着粗糙的铜器铁器，一边是金字塔形的鸡蛋堆，一边是放着干酪的小柳条筐，垫底的草粘粘地伸出筐外；在打麦机旁边，咯咯叫的母鸡从扁平的笼子里伸出头来。老乡挤进了药房的门就站着不动，有时简直要把铺面挤塌。每逢星期三，药房里总是人满满的，大家挤进去，与其说是买药，不如说是看病，奥默先生的大名在周围的村子里可响着呢。他胆大脸厚，哄得乡巴佬五体投地。他们把他当作比真医生还更伟大的医生。
艾玛靠着窗子（她时常靠着窗子看热闹：在外省，窗口可以取代剧院和散步场），望着乱糟糟的乡巴佬，消遣时光，忽然看见一个穿着绿色丝绒外套的先生。他戴了一副黄色的手套，虽然脚上罩着粗皮的鞋罩；他向着医生的住宅走来，后面跟着一个乡下人，低着脑袋，好像心里有事似的。
“医生在家吗？”他问在门口和费莉西谈天的朱斯坦。
他以为朱斯坦是医生的佣人，就说：
“请通报一声：于谢堡的罗多夫·布朗瑞先生要见他。”
新来的人并不是为了炫耀他有地产，才把地名放在他的姓名前面，其实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身份。于谢堡的确是荣镇附近的一片地产，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