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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小问题极多。原因是，史料总不会完全，也都不免于或多或少的主观成分。倘若有两个人叙述同一件事，结果便是两篇很不相同的故事。甚至，一个人叙述了同一件事两次，也可能写出先后不同的两篇故事来。原因：这一个作者先后所根据的史料不同，“蓝本”不同，或这一个作者先后的情绪不同，对书中人物的好恶不同。
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毛病，不仅时间颠倒，次序颠倒，而且写张的时候说张好，写李的时候又说李好。他在写《鲁肃传》的时候，把孙权出兵的事完全归功给鲁肃，不仅没有提到诸葛亮，也并未提起周瑜。在写《诸葛亮传》的时候，他又把孙权出兵之事，全部归功给诸葛亮。
有人说，这是“正史”的体例，为了避免重复而把某人的事写在某人的传中。我却以为详于此而略于彼则可，一点儿也不提起，就未免差劲了。
这一件孙权出兵抗曹的事，我们应该首先赞扬孙权。他倘若没有敢以弱敌强的英雄气概，十个鲁肃与周瑜、诸葛亮，也说动不了他的。
第二，我们应该欣赏鲁肃。鲁肃是孙权面前第一个坚决主张抗曹的人，而且前后有两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在作代表去荆州以前；第二次在从荆州回来以后。第二次，他的论调更加彻底。他在众人主张迎曹，孙权退席去“更衣室”（洗手间）之时，紧跟着孙权，跟到了“宇下”（走廊外边）。孙权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就拉住他的手，问他：“子敬，你有什么话要说罢？”（子敬二宇，是鲁肃的字）
鲁子敬回答：“刚才那些主张迎曹的人，都是为自己着想，会误掉将军的大事。像我鲁肃这样的人，是可以迎曹的。迎了曹以后，曹会把我交给本县的地方官去量才录用，最低限度可以当个把不重要的科员（下曹从事），有小牛车可以代步，生活不成问题；倘若好好地干；也可能慢慢地升为一个州的刺史（年俸六百石），甚至一个郡的太守（年俸二千石）。孙将军，您倘若迎曹，曹操能够给您什么官呢？您将有什么样的出路？”
孙权说：“是啊！我的看法与你一样。”
周瑜的贡献，我们也绝对不可抹杀。周瑜虽则是推荐鲁肃给孙权的人，在主张上与学识上与鲁肃并不相同。鲁肃是自从见了孙权之面开始，就暗暗地向孙权灌输另创一个朝代，自为皇帝的思想。鲁肃没有一点“中兴汉室”的抱负。他奉孙权，所行的完全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正统主义；他志在攀龙附风，做新朝的“佐命大臣”。周瑜不是如此。
周瑜向孙权直截了当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好周瑜！这“操自送死”四个字，是何等的雄壮！周瑜，你真不愧为周瑜！当时，整个江东，整个中国，有没有另一个人，敢说、能说，曹操是来送死的呢？
周瑜向孙权作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曹军的四大弱点：第一，北方的内部并不安定，函谷关之西，又有马超、韩遂在造反；曹军有后顾之忧；第二，天气已冷，曹军的马匹没有草吃；第三，北方的兵士来到南方，水土不服，一定有很多人生病；第四，北方的兵士不长于水战，打不过江东的兵。
最后，周瑜向孙权说出最有力量的几句话．作为结论：“将军，您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决定。您给我三万精兵，让我开到夏口，我保证替您打垮这个曹操！”
孙权说：“对！曹操这个老贼，早就想废掉汉朝，自为皇帝了。他之所以还不曾如此做，起先是因为还有袁家兄弟二人、吕布、刘表和我。现在，袁家兄弟与吕布、刘表都完啦；只剩下我一人还活着。我和姓曹的老贼，在形势上不可能同时并存（势不两立）。你说我们该对他作战，很和我的意见相同。”
孙权在鲁肃建议抗曹之时，孙权对鲁肃说过：“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现在，于周瑜建议抗曹之时，孙权也向周瑜说：“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卢溥在《江表传》里对这篇故事有所补充。卢溥说：“孙权听罢了周瑜的一番话，就拔出刀来，把面前的案（矮脚小桌子）砍下一只角，对参加会议的若干人说：“倘若有人再说我们应该迎曹，我就砍他，像砍这个案儿一样。”’卢溥又说，周瑜在会议散了以后，留在会场，向孙权说明：“那些主张迎曹的人，上了曹操的当，以为曹操的兵力，真如曹操自己所说，有八十万人之多。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只有十五六万，加上了投降他的刘表旧部六七万，总共也不过是二十二三万而已。这些刘表旧部对曹操并没有信心，不是那十五六万已经走累了的北方兵所能驾驭的。所以，曹军的人数虽多，并不可怕。我们只要有五万精兵，便可以打败曹军了。”
在卢溥的《江表传》中，也有孙权所说老天爷把鲁肃与周瑜送给他的话，只是在文字上改为：“这是老天爷用你们二人来帮助我（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
《江表传》确是写得比《三国志》详细。《三国志》仅仅说了周瑜要求给他三万兵，孙权如数照给。《江表传》却说了周瑜开口要五万，孙权答应了先给三万。孙权说：“五万人一时来不及集中，但是已经有三万人早就集中好，船、粮食、武器，也都已准备妥帖。你和鲁肃、程公，先行出发，我随后就派人押运粮食，带领补充员，作你的支援。你能够把这件办了，最好。倘若不甚如意，也不要紧，你尽管回来，让我与曹操拚一拚。”程公，指程普。孙权因为程普年纪大，所以尊称他为程公。
由此看来，孙权似乎早就决心抗曹了，并不是诸葛亮来到柴桑以后，才作决定的。然而，我们再读一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似乎倘若诸葛亮不来，孙权就可能不出兵。究竟是《鲁肃传》与《周瑜传》正确呢？还是《诸葛亮传》正确？事实是：在诸葛亮到达柴桑以前，孙权虽有出兵的意向，却还没有出兵的行动。诸葛亮的功劳，就在这意向转为行动的一点上。
鲁肃与周瑜二人，除了是首先建议抗曹的人以外．在赤壁之战进行期间，担任了实际的任务，其重要性远非诸葛亮可比。诸葛亮在当时不仅不是联军的统帅或军师，而且连刘备的军师也不是（他当刘备的军师将军，是在帮助刘备打下成都以后。他受任为“军师中郎将”，也要等到赤壁之战结束，刘备攻下了湖南省的四个郡以后）。
周瑜在赤壁之战期间，是孙军的“左部督”，与“右部督”程普的地位相等。
他不是孙军的总指挥官。总指挥官是孙权自己，虽则不在前线。
他更不是“孙、刘联军的统帅”。孙、刘两方各干各的，只是“并肩作战”而已。
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左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
论兵力，刘备与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各有一万，周瑜与程普的兵合起来号称三万，实际上也不过是两万多人而已，甚至不足两万（周瑜因箭伤而死之时，他的全部“士众”仅有四千余人，由孙权下令拨给鲁肃接管）。
鲁肃在赤壁之战期间及其前后，都极为重要。他是“赞军校尉”，比周瑜、程普两个中郎将的地位低，却少不了他这样一个人来协调于周、程二人之间。周年轻，程年老。程在起初，对周很不服帖，经过了这一次共同抗御曹操，程普才和周瑜变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鲁肃不仅是周、程之间的协调人，也是孙军与刘军之间的“联络官”。没有鲁肃，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的。曹操的兵有那么多，而孙、刘两方合起来还只是这么少；倘若不能合，岂不更糟？
鲁肃的大帮手，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两个人的政略看法，完全一致，虽则各为其主。两个人在公谊上均深信必须孙军与刘军一致行动，才抗御得了曹军；在私交上，鲁肃和诸葛亮的同胞哥哥诸葛瑾也的确一向是最要好的朋友。
孙、刘双方这一次均是死中求生，猛将全体出动。孙方除了周瑜、程普二人以外，有韩当、黄盖、凌统、吕范、周泰、甘宁、丁奉、吕蒙，可说是人才济济。刘方，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这时候都还没有成为刘备的部下）。
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这个官与这个爵，都还是当年曹操在他杀了颜良以后，酬劳他的。
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这中郎将的军阶，也是曹操所给，那是当张飞跟随刘备于被吕布赶出小沛、投奔曹操之时。
赵云在当时的官位难考，《三国志》本传说他替刘备主持骑兵部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骑兵团团长之类。他也许已经有了中郎将的官阶，或是仅仅为一个校尉。
周瑜要等到打完赤壁之战以后，才被孙权升为“偏将军”；关羽到了那个时候就被刘备由“偏将军”改为“荡寇将军”了。
在孙军的这一边，于赤壁之战以后，一升为“裨将军”，再升为“蔼寇将军”的，是程普。
韩当在孙策之时是一个校尉（先登校尉），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已经是一个中郎将。他要挨到建安二十四年跟着吕蒙偷袭关羽的南郡以后，才升为偏将军。
黄盖在赤壁之战期间功劳最大，所以升得也快。开始作战之时，他不过是一个“丹阳都尉”，获得胜利以后，他没有经过校尉的一级，升作了中郎将（武锋中郎将）。其后，他攻取了武陵郡，孙权再升他为“偏将军”。
在孙方的其他军官之中，以吕范的军阶为最高。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吕范是“征虏中郎将”；打完赤壁之战，他作了“裨将军”；再其后，升为“平南将军”。
凌统原是一个“破贼都尉”，打完这个仗，升为校尉。
周泰、甘宁、丁奉，这三人的军阶当时都不甚高。丁奉年纪最轻，在赤壁之战时不过是甘宁下面的一员小将。
吕蒙，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最不喜欢的一个，因为他后来害了关公（关羽）。吕蒙也的确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虽则是公余念了一些书，而究竟不曾把书念通的人。他茫然于盟约必须信守，抗曹必须联刘的大道理。
但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吕蒙也立了—些功。他的军阶，是“横野中郎将”，升作了“偏将军”。
在曹操的一方，大将出马的特别少。夏侯惇与夏侯渊兄弟、于禁、张辽、李典、臧霸，都不曾被曹操带来。被带来的知名将领，只有曹仁、乐进，当时不甚知名的曹纯、李通、满宠，以及刘表的旧部文聘。
曹操之所以如此，由于根本不曾把逃难的刘备与小孩子孙权看在眼里。刘表的襄阳，他兵不血刃就拿到了手。刘备的十几万难民与若干零零落落的“散卒”，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他曹操的骑兵五千人，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文聘与曹纯追他们，追到当阳县东北的长坂，把他们打得稀里哗拉。虽则有张飞不怕死，带了二十个兵在桥的右边大吼：“我就是张翼德！来罢，咱们拚个你死我活！”因而争取到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让刘备能够带了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斜趋汉津”（不继续向南到当阳与江陵，而改走斜路，奔向汉津，亦即今日的汉阳）；虽则有赵云这另一位不怕死的人，拚了自己的性命救出甘夫人与阿斗（甘夫人并未跳井自杀，赵云不曾推倒土墙，做落井下土的事）；刘备确是吃了一个十分不好看的败仗，丢掉全部难民，丢掉事实上的全部散卒（只剩下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而且也丢掉了两个亲生女儿。这样的一个刘使君，怎么能叫曹操仍旧承认他为“英雄”呢？
至于孙权，曹操记得他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打董卓的时候，虽则是比他曹操略高一筹（孙坚是打胜了的，曹操是打败了的），然而孙坚是死在刘表的部下黄祖之手．这就不如他曹操之能够以大军压境，吓死刘表了。孙策，是人才，却受过他曹操的封拜，向他曹操低了头（不曾在死前有过袭取许县之想）。这小孩子孙权，算什么呢？
因此，曹操在连取襄阳、当阳与江陵以后，用刘表所遗留下来的大船与战船，装载了若干万的兵士；从江陵南边的长江码头，顺流而下，浩浩荡荡，航向江夏——今日的武汉三镇（武昌在当时叫做鄂县，简称为“鄂”；汉口在当时称为夏口；汉阳在当时称为沙羡“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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