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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郁达夫
郭沫若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
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
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
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
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
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
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
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
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
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
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
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
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
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
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
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
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
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
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
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
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
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
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
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
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
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
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
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
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
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
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
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
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
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
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
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
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
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
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
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
们这些资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的误译，
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
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
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
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
敌人。（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沫若注。）
但经他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
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
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
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
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
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
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
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
医学搞毕业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
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
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
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
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
名分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
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
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
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
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
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
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1925年初）
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
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
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
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1926年3 月我接受
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
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
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
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工作。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
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
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
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
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
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
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
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
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
谅解的。
1928年2 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足足十年，
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
王映霞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
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
（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
——沫若注。）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
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
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
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5 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
知达夫，在7 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
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
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
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
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
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
理在作祟吧？
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
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
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
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
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
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
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
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
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
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
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
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
一种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