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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起来。后来有个爱闹胃疼的人背上很重的心理负担，自己肚子里有那么一块病，这可怎么办呢。他憋足了劲，就到县城医院诊治，城里的医生一解释，这人便突然明白了。原来肚子里那一块并不是什么病，只是内脏的某一个结，人人肚子里都有。至于胃疼的原因，城里医生说是一种轻微的慢性胃炎，受寒或吃得不对付时就容易发作。后来这个人向其他爱闹胃疼的人说这个事，大家都半信半疑。此后什么时候再闹胃疼，他们仍然去找存善，存善仍然照老办法医治。
存善除了下地劳动和为乡亲们看病以外，就是伺候他90多岁的老母亲。其实存善已儿孙满堂，只是儿孙皆不在跟前。存善的儿子少年闯关东，在东北一个小城里娶妻生子，而后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都生在那个小城里。又因为存善的妻子早年就给他的儿子看孩子，也习惯了东北当地的生活，就一直没回老家。这样就只剩了存善和自己的老母亲守着老家过日子。后来儿孙们要将两个老人搬出去一同生活，可是存善和老母亲说什么也不愿离开故土。有一年家乡闹灾荒，饿死很多人，存善和老母亲也挣扎在生死的边缘。这时，在东北的儿孙们给存善出了个主意，让他坐火车去一趟东北，去时买一些东北特缺的辣椒、红枣和花生带上，到东北可以换回数量可观的粮票。凭这些粮票便可度过灾荒。
存善虽不通商道，但此时倒认为这是唯一的生路。于是买好辣椒、红枣和花生，打在一个大行李里边，就乘火车上了东北。在吉林倒车时，存善犯了难。倒车要去排队买票，可是这么大的行李又不敢寄存，怕人家查出来拿他当不法商贩治罪。正发愁时，一个在火车上见过面的中年人走过来，说愿意帮他看管行李。看那人一副诚恳的样子，存善暗自庆幸遇到了好人。可是，出门在外，总要加一点小心，于是他问那人姓什名谁，家住哪里。那人便告诉他自己的住址和门牌号，并说自己名叫天雨湿。他于是放心地将行李托付给天雨湿，自己急急地去排队买车票。
等到买好车票回来，天雨湿不见了。存善登时出了一身冷汗。他找遍了候车室的角角落落，并不见天雨湿的影子，于是他跑到大街上去找。此时正是秋末冬初，天上下着绵绵的细雨，存善冒雨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大声呼喊着天雨湿的名字。半天工夫也没有找到天雨湿的人影。待他回到候车室时，浑身上下已经淋得精湿，他赶紧到火炉旁去暖自己冻僵的身子和双手，没料到，这一暖，就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等到他的儿孙闻讯赶来，才送进医院。
出院以后，存善生活不能自理，依靠儿孙伺候，他的老母亲在家无人照管，也只得接到东北来。此后存善不再为人治病，老母亲百岁方逝，存善又活了二十年，最后也无疾而终。
存善走了二十年，村里人别扭了二十年；这一年村子里成立了合作医疗，人们看病又逐渐地方便起来，这才渐渐淡化了对存善的思念。
大 懒
村子里再也没有比大懒更懒的人了。
提起大懒，人们都会说出一串他的懒故事。
祖上给大懒留下一份家业，大懒就守着这份家业过懒日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日子他很满足。只是大懒的三十亩地在村子的东边，从家门到地头大约有一里路。就这一里路，大懒也懒得走。他说每天下地仨来回，至少要走六里路，一年三百六十天，算起来就有二千里。这一辈子下地劳动四十年，加起来就是八万里。这等于围绕地球转一圈，这可不行。大懒不愧是村子里唯一念过私塾的文化人，算起账来有板有眼。既然问题摆在这里，他就要解决这八万里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装载犁耙用的一个破拖车改装一下，上边摞上一个破圈椅，圈椅上铺上一个蒲草团。大懒下地收工都坐在那个破圈椅上，让他家那头老黄牛拉着，悠哉游哉，甚是满意。
大懒崇尚一句俗语，叫做“近地丑妻破棉袄，庄户人家三件宝”。大懒的妻子长得很丑，是那种看着放心用着实惠的贤妻良母；大懒让妻子给自己做了一件大棉袄，外表是用旧被里缝成的，内里吊上一张老羊皮，看上去很破，用起来得劲。他睡觉时把棉袄盖在身上压风，出门时穿在身上御寒，一年四季都带在身边，就是大夏天干活累了想就地歇一会儿，也是将破棉袄铺在地下，既柔软又隔潮气，他说这样不会得风湿病。这件破棉袄一年到头也不洗，看上去又脏又亮，就是扔在大道上也没人捡。大懒深得丑妻与破棉袄的实惠，但那块地却总觉得远。于是起心与别人换近地。离村子最近的一块鸡狗地，大懒看上了它的近便，于是与那家主人商量换地，人家是求之不得，那块鸡狗地就非常顺利地到了大懒手里。
地换得近了，大懒那架破拖车就派不上用场了。人们说，大懒下地收工不坐拖车，村子里少了一景。可是大懒又闹出别的懒故事。这一带庄稼人肥地的一个办法是晒坷垃。冬天将地犁起来晒着，到春耕时满地大坷垃，一个坷垃四两油，谁家地里坷垃多谁就高兴。所以到开春时，家家都下地砸坷垃。别人砸坷垃都是举起锄头，拉开马步，一步一挪往前砸。大懒可不是。他搬个木凳子，坐在地头的树阴下，让老婆孩子从地里往外搬坷垃，他坐在树阴下砸坷垃，砸碎的坷垃再让老婆孩子用土筐抬回地里去。还有，这一带农村兴种谷子，谷子播种时下种较多，是为了保全苗，但也增加了工作量，苗子出来后，密密麻麻，需要间苗，而谷子的间苗是很麻烦的劳动。大懒则不然，他下种比别人少一两倍，苗子出来就稀稀拉拉，间苗时非常省事。大懒的谷子每年都收成很差，而他自己却挺满意，他说种地求自然，庄稼和人都舒坦。
作为庄稼人，大懒不忌讳说懒；作为村子里的文化人，大懒则有“勤勉”读书的习惯。虽然整天与土坷垃打交道，大懒并未忘了读书。他说古人读书讲究“三上”，是利用枕上、马上、厕上的工夫，加班读书，是常规读书之外另加“三上”。俺读书与古人不同，俺是平时种地不读书，单用“三上”的时间读书。他请人将古书抄在白布上，将白布贴在帐子上，睡觉时读一阵，醒来懒床时再读一阵；又将白布张在厕所墙壁上，蹲在茅坑上先读一遍，解完大便再读一遍；还将白布挂于车篷上，赶集上店坐在车上读一会儿。有人说人家大懒种地懒读书不懒，也有人说大懒这样读书比种地还懒得厉害。
“土改”那年，大懒已将祖上留下的老本快吃光了，因此大懒落了一个好成分。成立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大懒在村里又闹出了不少懒故事。村里人都说，大懒的懒名肯定要带到坟墓里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大懒懒了多半辈子，“文革”开始后，60岁的大懒竟变成村子里最勤谨的人。那年秋天刨地瓜，大懒刨出一块人面大地瓜，他左看右看这块地瓜的面目酷似一个人，就捧着这块地瓜偷偷向挨着他干活的人说：“你看，这块大红薯，这面目，这眉眼，还有眼镜，活像江青！”后来那个农民将大懒的话传出去，大懒因此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整个村子里就这么一个坏分子，五个生产队轮着开批斗会，大懒便成了最忙的人，这个队的批斗会刚开完，那个队的人就接过来押着到自己的队里继续进行批斗。有时候大懒实在站立不住了，就躺在地下耍一会赖，每躺下一会儿就挨一顿脚踢，无论怎么踢，大懒总要等歇过劲儿来再站起来。后来大懒练得站功过得硬了，一连五个批斗会下来，他都能站得住。
过了一段时间，公社驻村的红卫兵头头回去了，批斗会便渐渐少起来，大懒也便由接受批斗为主转为劳动改造为主。每天早晨天刚放亮，大懒就扛着扫帚上街，扫完两条大街，赶紧回家吃点饭，紧接着就去掏茅坑，把大街上的几个茅坑掏一遍，然后就跟着大伙下地劳动。劳动一天，太阳落山了，大家都回家休息，大懒又背起粪筐，提把铁锨围着村子修路，这儿平平，那儿垫垫，等转过一圈，别人家都已吃过晚饭。等大懒回到家吃过晚饭，就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大懒就这样干活，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大懒不再那么胖了，他变得消瘦而精干，七八年坚持下来，大懒竟没有被累倒过，也没有得过什么病，等到“文革”结束，大懒平反了，摘掉了坏分子帽子，还原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再也没有人歧视他、管制他。而大懒手中的活儿却放不下了。他近七十岁的人了，依然是早起扫大街，上午掏茅坑，下午修桥补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大懒生下来就懒，长得白白胖胖，两岁时什么话都会说，只是到了九岁才会走路。爷爷奶奶为了这个独生孙子长命，就起个名字叫“大懒”。大懒还真是长命，一直活到九十一岁。
传 九
传九死了。
传九是到运河边洗脸，不慎掉进冰窟窿里淹死的。
一个月后，传九的外甥来看望一生鳏居的舅舅，才发现舅舅好久就不在家了。屋子里到处是老鼠捣的土，饭锅里的压锅水早就蒸发干了，生了红红的一层铁锈。外甥这才央求几位年轻的乡邻，四处去打听舅舅的下落。
终于有一天，有人在运河下游的四女寺闸口，发现了传九的尸体。这时，春天已经来临，运河已经解冻了。
这时，人们才渐渐打听出传九的具体死因。传九是个退役军人，平时从政府领着很少的一点津贴。今年县民政局根据上边的精神要给传九增长津贴，需要他填写一个表格，并贴上照片。于是传九就步行十几里到运河岸边的建国镇上照相。照相总要洗个脸吧，传九平时又喜欢用冷水洗脸，自然最方便的是到运河边洗了。大概是这一洗脸，就洗出了危险……
传九的死引起了村里人一时的关注，人们这才回忆传九这一生能够让人记起的事情。
解放战争的时候，传九不到二十岁。年轻的传九热爱家乡，仇恨敌人，不怕死也不怕苦，想参军却未能如愿。于是他就积极参加支前。当时，他家是个中等富裕户，有车有牛，他说服父母，将牛和车献出来支前。村里原来有约定，谁家出车出牲口，就可以不出人。但传九坚持连车带人一起出。有一次他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去给解放军送粮食，在一片空旷的原野，一架敌机俯，中下来，机身几乎擦着传九的鞭梢，传九大骂一声：“我操你祖奶奶！”便随手扬起鞭子去抽那飞机。就在这时，飞机下了一个“蛋”，落在他那驾牛车的后边，正赶上那驾辕的三黄牛一惊，那车就噌地飞出几丈远，传九这才捡了一条命。
传九第一次出车，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这次他赶着牛车乘渡船横跨了黄河。黄河的壮观震撼了传九。他出车回来，把路上遇到敌机的风险早已抛到脑后，只记着那壮观的黄河。他看见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说：“娘啊，娘啊，那黄河水真大，那黄河水这么一浪，那么一浪，这么一浪，那么一浪……”随说着随晃着身子挥动双臂，恨不能把心里的黄河一下子倾倒出来，可是自己的嘴却不那么好使，憋得满脸涨红。不知谁亲历了当时的情景，传九此举很快传遍了全村。
后来传九就真的参加了解放军，随着就坐火车到东北，跨过鸭绿江，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几年后回来就退役了，退役回来就变得沉默寡言了，按正规说这是他一生出的最远的门，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事情足够他惊心动魄的了，可是传九却并没有表现出向他的母亲以及乡邻们诉说的欲望，因此任何人都不知道传九在抗美援朝时都经历了什么。传九每天每年地下地劳动，专心伺候他那上了年纪的老母亲。传九没想再娶个媳妇，别人也没有想到给传九介绍个对象，传九就和老母亲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闹灾荒的时候，突然有人想起给传九介绍对象，当时传九四十多岁，说的对象只有十九岁。这一次传九不知怎么真的动了心，将家里仅有能保命的二百斤地瓜干换了这个小媳妇。谁也没有想到，结婚第二天早上，传九穿着个大裤衩子跑到媒人家来，说媳妇在五更里跑掉了。说是那媳妇穿了九条单裤，脱了一宿也没有脱光，传九到五更里已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撑不住身子就昏昏地睡着了，一睁眼，媳妇早已没有踪影。
后来，传九再也不信任何媒人，谁说什么也毫不动心。媒人说得多了，他就烦：“别说了，别说了，你就是给俺说那梅兰芳，俺也不愿意！”
再后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