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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也显示，中国的食品仍有1／5让人不放心，但比起过去的50％让人不放心的比例，明显在好转。大家对食品造假者一定要像对待过街老鼠那样，让它无处藏身；同时，不能曝光一种食品，我们就认为整个这种食品就不能吃了，应该说，大部分食品还是安全的。
胡小松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有三个层次：
第一是不干不净——中国的一部分食品造假者对食品卫生的意识不强，认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因此，他们在食品生产的过程中，对食品卫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他们小的时候就这么弄的，这么吃的，没问题。这是无意识的一个层次，危害稍小。
第二是不明不白——这个层次已经完全进入了造假的平面，造假者在生产中会有意识地加入一些伪劣的东西，欺骗消费者，如在重庆火锅中加入工业石蜡，在食品生产中加入各种不允许加的色素和添加剂，以及用死猪、烂肉等作为原料生产食物，这些比不干不净糟糕得多，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第三是清清楚楚——这个层次的造假者的手段已经登峰造极，完全在有选择地造假，如仿造名牌、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偷梁换柱，还有地方保护等，这是中国食品造假中的最高层次，已经进行规模化造假生产。
对此，胡小松深恶痛绝。他说，说实话，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一下子根治中国的食品造假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下去，则永远根治不了这种关乎老百姓生命安危的食品造假现象。更重要的是，食品造假最终危害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信誉，使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了立足之地。试想，如果中国在食品安全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基本问题上都做不好，国际社会势必对中国人的诚信产生怀疑，并由食品行业引申开去，对中国的很多行业产业产生不信任感，这是可怕的结果之一；最可怕的是，如果任由造假者在中国长期存在，则最终会导致民族道德的集体丧失，就像山东用洋垃圾生产食用明胶的那个镇子，整个镇子的人都在造假，那他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后，肯定也会拿造假不当回事，拿奸商不以为耻，对损人利己心安理得。这是最可怕的结果！
胡小松说，对于这些违法现象，国外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不说食品的生产是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我们就说在源头生产这样一个环节。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它制定了非常细的法律要求，比如一个生产者，牛生病了打了抗生素挤出来的牛奶，如果你作为一种产品销到工厂当中去了，那就严重违法是要被抓进监狱关起来的，你出来以后也无法再经营这个产品了，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我认为食品安全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处罚必须是一棍子打死，让他坐牢，让他倾家荡产，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度，这样的话，使他违法的成本极高、代价极大，最后大家也就遵纪守法了。
2004年，胡小松因此成为由“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第十三届“保护消费者杯”10名获奖者中的一员。
充满激情的人都需要释放。
央视给了他一个极好的释放的机会，由此他也像钢刀开了刃一样更加执著和犀利。
六
胡小松带的研究生大多慕名而来。
来自东北农村的杜明，对导师十分崇拜。他选择胡教授的理由是，这位老师对学生好，能力强，手上有着国家“十五”科技攻关的项目，属于最前列的研究，跟着他一定会进步快。果然，他找到了激发他向前进的动力。导师经常告诫他，知识面要宽，要适应新环境，要做贡献。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对导师的农民情结十分感佩，他说没有一个人像他，把农村和农民看得这么重。由此，他经常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胡老师会这么优秀？
在胡老师身边，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压力。
来自山西某大学的副教授严师杰是在一次会议上“选”中了他的博士生导师。眼前的这位教授口才好，煽动力强，经常为农民说话，真的很动情的，又具有战略眼光，跟上他，必定能再上一个台阶。这位虽然已是副教授了，真的成为胡小松的学生了，还是怕着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导师。
学生们说，其实，我们都很怕他，一二年级时最怕，已经是副教授的也怕；我们拿着国家的项目，拿这么多的钱，要真正做点事，我们是怕做不好达不到胡老师的要求。
胡老师非常爱学生也是出名的。
一个学生家里突然出事，他会打去长途电话给与问候。
一个普通的女学生，神经不正常了，不是他带的学生本可以不管的，他知道了，就叫学生把她带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叫学生们看着她，安慰她，再派人送她回去。
走在校园里，有学生过来问他事情，他会停下来，耐心地听完，给以回答。
2004年中秋节，他正在外地，专门打电话让人给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买一块月饼。学生们很感动，老师在外地还惦记着我们。
国庆节那一天，他一早就开着车来了。走进实验室，看见学生们几乎全在电脑前工作，就大喊着怎么不休息呀？一个学生正在玩游戏，看见导师来了，立即关屏幕。导师很轻松地说，嗨，装什么呀？我早就看见你了，大过节的，好好玩玩儿吧！
他把车钥匙给学生，你们到下面车里去搬，我带来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2003年底，他带的10位博士生毕业。吃告别饭的那天晚上，大家唱卡拉OK时，他不停地唱歌，一首接一首，最后，他双手捂着脸，哭了。
一个平日爱发火的大男人，一个极有尊严的导师，此刻像一个大男孩一样地哭了。
二十年前带他的导师，依然还是尊为导师。周山涛、刘一和的大照片挂在走廊里展示实验室的展板上，是这个团队的顾问。 这两位导师，一位83岁，一位77岁，胡小松安排他们每年给实验室的研究生讲两次课，每年与研究室全体人员一起出去住一宿游玩一回，每个月给他们发补贴费。
原来是由学校发给他们返聘费的，后来学校把这口奶给断了，小松就从实验室自己发。一开始，小松不让老先生们知道此事，后来老教授们互相一交流，周、刘二人才知道是小松在继续给他们发着。
老先生说：小松啊，主持一个大摊子，当一个大家不容易，我和老刘就算啦。
老学生回答：当年我用你们的钱做研究，现在只要我有，就有你们的。
去年刘老师做放疗，小松叫实验室排班，每天去一个男生，轮流照顾老先生。
老先生感动非常。
远远近近的，老先生的老同事们羡慕非常。
小松的学生们说，胡老师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教育和引导我们。
小松跟老先生也有犯浑的时候。
当年，小松谈恋爱，正是卖葡萄结识的漂亮女生。
你当着班主任，得注意影响，注意保持个距离呀！老先生敲着边鼓。
您说吧，我听您的。在路上，几米？在房间里，几米？
先生拿他没办法。
刘先生是一个随和的人，谦逊的学者。他是看着小松成长起来的。
他说，小松比我们强，优点比我多得多。他敢于发表意见，敢于承担责任，乐于挑战，有着青年人的朝气、锐气。他在学科基础上，做了宏观研究，参与国家科技部攻关项目，做战略方面的研究，主动关心国家食品产业的发展，并且还长于为企业做策划，我们那一代教书的不知道这个，这是时代的需要，一代比一代更强。
七
轻轻地碰杯，慢慢地呷酒，小松和阿黄一起喝酒最是莫逆，这一对好友在一起已经喝过二十年的酒了。
高兴了要喝，不高兴更是要喝，得喝个一醉方休。
他俩一高一矮，多年来形影不离，走在一起，有点像中国男乒乓球双打国手王励勤与阎森那一对搭档。
阿黄，广东人，大名黄卫东，和小松同一年来农大，在同一个单位，在园林系果树专业一个做采前研究——水果贮藏保鲜，一个做采后研究——果树生理，分别跟两个导师——全国这个领域最好的老师学习。他俩都很聪明，会抓到好课题，在各自的专业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果。
八十年代末期，他俩二十多岁的时候，一起做过生意，最早的合作始于卖药。
阿黄有经营思路和传播网络，小松有市场策略和开拓精神，两人联手共同推广新技术，推销一种给果树用的药。一个月里，他们就挣了十几万元。这完全是辛苦钱，完全是属于个人的钱，在八十年代末，十几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俩拿这笔钱可以各自搭一个温馨富裕的小窝的，那时他们又都有着相爱的人，然而，他们全部用来做科研的起步经费了。
以如此的代价开创事业，他们的命运却各有不同。
阿黄说他自己太顺，而小松太不顺了。
在他们起步之时，前面有比他们年长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几层人同样也在谋求发展，竞争是激烈的，容易产生矛盾。小伙子，你走得快了，三四十岁的人就会对你有想法。
阿黄前面没有人挡着，一下子就跑到前面去了。他在1990年就以主持人身份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很快主持国家重大科研课题。他现在是中国农大葡萄酒科技开发中心的大老板，光手上的固定资产就有一千多万。
小松则历尽艰辛，他想做出来很难。论资排辈，他得跟在后面。那年他像小贩似的在校门口卖葡萄，实在是不得以。因而他恋爱早，结婚晚，有孩子晚，追着事业不顾一切。他是在1995年拿到主持的奖项，比阿黄晚了五年。
同样是聪明人，阿黄藏而不露，小松锋芒毕露，后者还偏偏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多年。小松当了好几朝的副院长、副主任，到底这种性格当领导是合适呢？还是不合适？就连阿黄的评论也自相矛盾。
阿黄说，他的性格不合适，直肠子影响他。遇事不要轻易表态啊，他不，经常唱红脸儿。这种人做朋友可以，做领导人家不舒服。
当小松执意辞去各种职务时，阿黄却不同意。他对小松说，你没有私心，就做得正，行得端，无欲则刚。我是希望好人做官哪，有能力的人做啊，你走得潇洒，我是难受！
现在，小松卸下学院里的职务，一门心思在做科研，和阿黄一样，各自经营着一个较大的实验室，在食品学院里交相辉映。
他们联袂在云南农业厅的支持下，组织了农业推广硕士班，学员都是处长以上的干部。
他们承担了新疆和宁波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规划策划。
他们共同参与主持了云南20亩有机茶和无公害茶的工程。
他们还承担了全国政协的项目新疆喀什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培训工程，一次次千里迢迢组织专家去南疆讲课。
这一代的大学教授已经并非原来意义上的教授了，已经跟他们的师长完全不同。
八
笔者第二次采访胡小松，正赶上学校开运动会，于是我们有了赛场边上的一次坦诚的对话。
二十多年来，你始终都在做农产品贮藏加工方面的教学和科研，今天回顾的话，走进农门，真的不悔吗？
干一行爱一行吧，我干得有点累，很平凡，一个小角色，做了一些小题目，实话实说，我冒傻气，但我不悔！
小松说得谦虚，从“六五”到现在，他主持完成了二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攻关项目，“小角色”解决了许多大问题。
在大学这样一种环境里，“土硕士”到底要面对多大的压力呢？
如果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很难。当年，我同宿舍读研的六个人，四个留英，一个留英，只有我一直在国内，还在农大。一个土硕士，在名牌大学洋博士如云的地方能有一席之地，并且有所建树，很不容易。我只有苦苦地追，苦苦地干。但是，我想告诉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因为种种原因错过出国留学的土硕士，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只要努力，你也可以做得优秀。
我感觉到你内心深处有一些苦涩，要说你被苦水淹了一半，是否过分？
不过分。只不过我乐观，心态好。在农大当教师，还得学会苦中有乐。农大师资水平在全国高校排第七位，科研水平排第十四位，收入水平在北京却排倒数第二，农大大部分老师是凭良心、凭觉悟在工作，很苦。我们很多人都不如我们的学生挣得多。
那么，你真的准备把老师当下去吗？
是的。其实我很适合经商，机会太多了，也很诱人，但我还是热爱教师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