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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处事智慧 作者:何者明-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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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根谭》

  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貌似让实则进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不久后他更加相信帝后争斗帝必败,于是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维新派的行动。

  他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与你唱和,什么时候撕破脸皮;何时笑脸逢迎,何时又冷酷无情。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跟着你屁股后转;而当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洵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我们的老祖宗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利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等等不胜枚举。

  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2500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会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讲好了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他却不出面,派来儿子。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他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派人侦察、注意对方的动静,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他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你上当了!”××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冷汗直流。陈玉书对他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手下,叫他们开支票。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没有“发达”时还能与伙伴们同甘共苦。一旦他发财了地位上升了,便摆起了架子,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很快冷淡,好像羞于与他们为伍。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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