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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给自己做出结论，我对蔡的感情，只是和一般人一样的感情，而没有爱人的感情。我们后来所以不吵架，也只是冷到无架可吵的地步。我们的生活内容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没有别的。我应当结束这种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我必须要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我试探性地迈了一小步，并未提出离婚，只是找了一间农民房住了。
这一小小举止果然引起家中轩然大波。父母、弟弟都反对。母亲说：“什么爱情、幸福，都是小说里的话，我和你爸爸还不是凑合过来的！”
不错，在我们周围的人，凑合的夫妻何其多也！他们愿意凑合，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干吗又非要指责不愿凑合的人呢y这和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人们宁愿听吵架，宁愿看到别人不和，宁愿去议论某某夫妻各有情人，也不愿别人光明正大地离婚、和平地离婚、光明正大地去找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吗？
于是我在去年五月初中诉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说明了上述的离婚理由：言谈、志趣、爱好不一致，由此没有更深的夫妻感情。
有人问我：“你所追求的是什么？”
我想，我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像人那样正常地生活。爱情只是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所希望得到的爱情，和那些有爱情的家庭没什么两样。
……
而蔡钟培在接受《民主与法制》记者的采访时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况：
“……1979年5月，遇罗锦问题得到平反。7月，她上班工作。1979年10月，遇罗克的问题得到平反。1980年3月，遇罗锦做第二次人工流产于术。3月31日（她生日），我还给她送了生日礼品。4月 6日，在事先没有争吵的情况下，她突然出走。我下班回来，看到她留的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我找了间农民房，我不回来了。’很简单两句话。这个字条我已经交给法院。4月25日，她又回来，我们还同居了。5月 3日，我们还一起到三里屯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蝴蝶梦》。5月15日，我突然接到朝阳区法院的通知，审理我们的离婚案。这一切发生得这么突然，对我打击很大。”
“遇罗锦认为我是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和 ‘两毛五一斤处理黄花鱼’的人，这可以到我工作的单位和住处的邻居打听打听，看我是不是那种人。我不愿自我吹嘘，我只是一个愿为四化尽自己一点微薄力量的工人，但绝不是遇罗锦所讲的那种人。”
“我们在婚后两年多，齐心协力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到北京。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黑龙江的农村户口调到北京，是十分不容易的。为了托人情、找关系，花了不少钱，我把自行车和穿的一些衣服都卖了。第二件事，就是帮遇罗锦找工作，也费了不少周折。开始做这个临时工，那个临时工，最后得到平反才回到玩具六厂。第三件事，是为遇罗克平反。这当然应该归功于党的政策。但是，一开始，为了争取遇罗克早日得到平反，我跑了检察院、公安局等好多个单位，申诉，催促。‘文革’中我们家的许多人也受到了冲击，有挨批的、挨斗的、挨打的，我能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不仅是为了同情遇罗克，也是为了遇罗锦和我们一家的前途。两年多时间内，办了这样三件大事，证明我们婚后并不是如遇罗锦说的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而是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的。”
“遇罗锦提出要结束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而实际呢？她是在自己的环境、地位、条件发生变化后，变了心。我觉得，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考察她的几次婚姻状况，她实际上是想把婚姻当作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个个跳板。”
遇罗锦离婚案披露后，引起人们极不寻常的关注，特别是司法界、新闻界和妇女界，众说纷纭。但道德的天平基本向蔡钟培倾斜，一时，遇罗锦成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女“陈世美”、“一个堕落的女人”。
当时，出任遇罗锦诉讼代理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勇极。
李勇极认为： 在本案中，要判断遇罗锦应不应该离婚，即其要求是否合理合法，只能看其夫妻之间的感情如何。
从婚姻基础来看。有人说，他们是“自愿结婚”。是的，是“自愿结婚”。但这种“自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着特定的含义。第一没有户口，没有口粮；第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第三没有房子，无以安身；第四母亲经常发脾气，要她尽快嫁人。在这种情况下，或者饿死、冻死，或者嫁个男人，赖以谋生；第三条路是没有的。遇罗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选择了生活下去的道路。她同蔡钟培仅见过三次面，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爱人，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违心地同他结婚。他们的结合，完全是爱情和婚姻相分离。这种结合本身，就包含着离的因素。
从婚后感情来看。他们在共同生活中，确实矛盾重重：其一，两人对感情的理解不同。男方认为，“我下班有晚有早，她都是做好饭等我回来一块吃”，这就是有感情。女方认为，“夫妻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同志关系，也不同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有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其二，爱好兴趣不同。男方爱听音乐，声音越大越好；女方喜欢看书写东西，越安静越好。男方性格开朗，无拘无束；女方则喜欢文雅，注意理智。男方对于哲学、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女方则喜欢讨论问题，交换观点，发表见解。双方甚至在夫妻生活的看法上，也不尽相同。由于上述差异，因而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从纠纷的原因和责任来看。有人说：“这一场离婚官司，责任全在于遇罗锦。”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要讲责任的话，责任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左”的政策和“左”的思潮影响下造成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当然，遇罗锦本人在困难面前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没有在凛冽寒风中巍然屹立，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为时近三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身，已对她作了严厉的惩罚。人们如果能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寄予同情和谅解。
以上情况表明，遇罗锦同蔡钟培之间，其婚姻关系的建立，不是以爱情为基础；其婚姻关系的持续，不是以爱情为纽带。这样的婚姻，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婚姻。现在，当事人一方依据法定程序，要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改正自己过去的失误，摆脱婚姻问题上的桎梏，按其本人的愿望来选择配偶，难道不合理合法？
一九八O年五月，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遇罗锦诉蔡钟培离婚一案。法院和单位一起对他们做调解工作，结果双方各执己见，未能达成协议。同年7月 11日，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作出了准许两人离婚的决议。蔡钟培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二审之后，又发回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朝阳区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由于在法庭调查过 程中，已经查明了事实，分清了是非，审判员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双方同意法庭调解离婚。
至此，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终于画上一个句号。
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来反思这桩离婚案，为什么并不复杂的一桩离婚案，却会在社会中激起轩然大波？
首先，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1980年，春风吹溶了冰山上的积雪，而冰层却远未融化。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中国人，还来不及医治身上的创伤。十年动乱，在婚姻领域里，只有男性与女性的结合，绝没有什么离婚的自由。离婚，是一种非正常行为，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或生活作风问题，是不会有人闹离婚的。你遇罗锦，一个女人，不好好过日子，却主动提出离婚，岂不犯了大忌？
其次，遇罗锦的离婚理由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感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敢奢谈“爱情”两宇，便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甚至等同于“黄色下流”。你对工人阶级（蔡钟培）没有感情，难道对资产阶级有感情？遇罗锦的爱好：喜欢读书、喜欢看话剧、喜欢爬山游玩等，在一些人的眼中，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第三，遇罗锦提出离婚的时机也很不适宜。遇罗锦与蔡钟培结婚时，正是她最倒霉的时候：戴着“思想反动”的帽子，没有工作，没有北京户口，又已经离过一次女昏。而当她提出离婚时，她已经有了北京户口，所谓的政治问题也得到平反，又回到原单位上班。这时候，却因为“没有感情”要与丈夫离婚，你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知恩图报，最瞧不起忘恩负义。过去，因为忘恩负义被谴责的一般是男人，像陈世美等，你遇罗锦一个女人也敢忘恩负义，那就更可恨了。
以上三点，使得遇罗锦离婚案轰动一时；也使遇罗锦这个“文革”的受害者，却在这起离婚案中遭到多数人的谴责（起码是不支持），少数人的支持和同情，再一次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勇极，自从出任遇罗锦诉讼代理人后，便成为所谓的“感情说”的主要代表。该案结束不久，李勇极将自己远在陕西农村的妻子调来北京，并忍痛离开法学所到京郊一所警官学校当教员，兼做律师。他的理论又恰恰与他自己的婚姻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之中。
当时，有位报告文学作家曾采访过李勇极，于是，便有了《一个律师的内心独白》：
别人说我是“主离派”，并没屈说了我。你看，我又写文章阐述“感情说”，又总给提出离婚的当事人保护，办了不少很棘手的案子，自然不敢推托这个封号了。可我却并不因此而闹离婚，有点奇怪是吧？我倒觉得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就像有的人虽然常常发表文章鼓吹正统观念，而自己婚姻并不幸福，内心很痛苦一样。也许这两者都是悲剧，但我至少是骗住自己之后绝不骗别人。没有感情的婚姻还不是一种互相欺骗？只是我久而久之把它看淡了，不想为它再付出感情之外的其他牺牲了。
感情这东西，说不清也道不明，很细腻又很微妙，由于它只能是发自人类内心的精神现象，一般来说，也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感情拥有发言权，别的人既无法强求它，也无权妄加评论。一个人说他同妻子的感情破裂了，我们就得让他拿出证据来，而许多人其实是说不清楚的。有人认为感情是双方的，你单方面说没感情那不成立，说实在，这是很荒谬的。我们有不少搞法的人总把感情看作一种很具体、很简单，可以在法院的桌面上摔摔打打、捏捏篡篡的物件，你要对他们说，我和妻子没有共同语言，那等于白说，他们会说：什么叫共同语言？两头叫驴吼出声来还不一样呢，两张嘴巴还能说出一样的话来！
但我知道，文化层次上的差别，的确是一个让人要命的隔膜，它像一片沙漠似的把人心隔开，有时又像绝缘体一样难以穿透。我是深有体会的。我那老婆是我爹给包办的，五五年那阵陕西农村早婚和买卖婚姻都很严重，我爹见她家只要二百多块钱的礼，觉得挺便宜，就把亲给定了。其实她家也是等这笔钱给她哥娶亲呢。那年我还在上高中，爹就逼我结婚，我不干，傻呼呼的还想去政府告我爹，他骂我：“你这娃子咋会越读书越笨，这二百块钱是我一把汗一把血赚出来的，退亲就得人财两空，你要不肯娶她，就给我停学回家种地，养活你自己！”这一招真厉害，因为我想继续上学呀！填不饱肚子的农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婚姻自由，也绝不会让儿子有这种自由，我读了十几年书，她种了十几年地，到一块儿也没话可说，就是默默地生 儿育女，大半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当然内心也很痛苦，也从来没有麻木过。因为我老得办案予，常常要听别人倾诉这种痛苦，老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我很能理解这种痛苦。我办离婚案胜诉多于败诉，原因大概也在这里。痛苦就装在我心里，我能掂量得出来。
话又说回来，你自己为什么就要忍着呢？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虽然有了新婚姻法，但中国还没到能把法律和道德分开的程度，我办案子也是这样，尽管可以替当事人解除死亡婚姻，却绝不在道义上支持有过失的一方，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