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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写到“四清”时节与农民王泰阳喝干一葫芦酒，雨来了，“开始，我仿佛听见是谁在屋顶上撒出一把豆子，接着撒豆子的人多起来，而且越撒越密，好像是在比赛谁撒得多似的。最后，他们大概是性急了，终于向屋顶上哗哗地泼起来。……昨晚我喝醉了，是被雨灌醉的”。这一章节音韵铿锵，将农村盼雨的焦渴写得十分传神，“被雨灌醉”四字，韵味无穷。类似这样的篇章，比比皆是。所以在飞机上读罢《九听》，信手在书后空白处写了一首小诗：
滇云“九听”赖胡公，
蝉呜风雨兼鼾声。
天籁须凭慧心悟，
花甲童心桑梓情。
廷武今年六十大寿，遂有此诗尾句。
读廷武文，常想起孙犁、汪曾棋的一些 美妙的文章，随意成形，不慌不忙，轻松中别有一番韵味。
此行滇中，识胡廷武，读《九听》和《松山大战》两部大书，为一大收获。
一个收藏战争的人
战争是人类的残酷发明。战争制造人间惨剧，让人们背井离乡、生灵涂炭；战争又制造英雄和烈士，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自古知兵非好战，或曰：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在当今这个以和平与建设为主题的世界上，虽然局部战争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人类的天性毕竟是厌弃战争的，“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讲的正是这样一种典型心态。
可腾；中有位年轻人段生馗，偏偏自称：我收藏战争。
知道小段纯属偶然。我们在腾冲仅两天的停留，第一晚住热海，于温泉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补充一句：三十年前我到过腾冲，但此番重走腾冲，早巳消失了当年的印象，腾冲这座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的地方，变化之大令人目瞪口呆。我企图寻找当年打造匕首的铁匠铺，寻找深深的古旧小巷，以及小巷中旧日的文友王唯真，结果全成泡影。全新的、高大的边城腾冲以一种磅礴大气迎迓着我和我的同伴。
但三十年前我没走热海。
第二天一早参观“热海大滚锅”，参观高达97摄氏度的各种形态的温泉，珍珠泉、眼镜泉、蛤蟆泉……在热气蒸腾中行进时，腾冲县委宣传部的小田说了一句：“农行的段行长也带人参观热海呢，他专门收藏抗战文物。”小田又补充一个细节，说段行长收藏的文物中有不少日军用的饭盒，有一次一个日本访问团慕名访问，其中有位女士见到一个饭盒，居然毕恭毕敬地行礼。一问，才知饭盒的主人是她爷爷的战友。小段一听大怒，拿起这饭盒吐了口唾沫，甩到了一边，全然不顾什么外交礼节。待日本女士明白了小段愤怒的原因后，连连道歉。
正是小田补充的这个细节，使我产生要拜访段生馗的愿望。话一出口，当天晚上就见到了小段，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朴实中见敦厚。
这的确是一位“收藏战争”的奇人。
刚进院落，便见到不少破皮靴和旧钢盔堆在墙角，进得屋中，小段已备好上千张照片。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收藏分三类：日军军用物品；盟军（美军）军用物品和中国远征军军用物品。这些物品中有战争中士兵使用的刀、枪、炮弹、毒气弹，也有日常生活用品如军装、皮靴、饭盒乃至日军慰安妇用过的化妆盒和洗脸盆。我看到一个残旧的日军汽油桶照片，问这有何用？小段说别小看这个汽油桶，当年日本兵用它煮死了好多个中国人，边上有厚厚的一层人油！
听罢小段的讲述再看照片上的汽油桶，感到小段的每件文物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鲜血淋漓的战争故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听小段如数家珍地讲述一件又一件抗战文物的来历以及当时的用途时，你分明置身于六十年前那场血肉横飞的战场，能听到人民的复仇的呐喊，能悟到滇西这片热土上“勿忘国耻”的潜流，甚至能看到绝望的日本侵略者切腹自杀时的目光……
感谢“收藏战争”的段生馗，让我和同伴们深深地补上了一课。三十年前走腾冲，这一切还属禁忌，只知道腾冲五百年古城毁于一旦，守城日军数千人全部被歼，而中国军民则伤亡达一万七千多人，别的就不太知道了。此行腾冲，在国殇墓园看了一部录像，是 当年一位随军的外国记者拍摄的，记录了那次攻克腾冲的战斗，再现了六十年前历史的画面，继而有幸造访段生馗，一位收藏战争的金融工作者，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历史的有形和无形的延续。
临别时我告诉小段，我手上有两张日军当年使用过的军用支票，俗称“小切手”，每张五六万日元的票面，使用年代在昭和二十年，是一位专门集藏“小切手”的朋友赠送的，问小段可曾收藏过？他摇摇头，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渴盼。我说回到北京就转赠给你，让你的抗战文物增添一个品种。
“小切手”现在已寄往遥远的腾冲，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它们大概还在邮路上，我相信段生馗接到“小切手”，一定会快乐异常地仔细端详和考证，他收藏战争便是收藏记忆、收藏历史，也收藏一种沉重的情愫。
在腾冲度过的这一夜，让人终生难忘。
特别是这位段生馗。
如果说著述《松山大战》的段培东用文字讲述历史的话，段生馗则用文物注释历史，二人可谓殊途同归。
段生馗的上千张照片是准备出画册用的，腾冲县委宣传部已拨出一些经费，赞助他出一本关于滇西抗战文物及实物的画册。我建议他一定要有详实的文字，譬如那只汽油桶的注释。另外，我为他的这本未出版的画册起了本书名：《我收藏战争》。
老友和小友
老友者，老朋友也。譬如此行滇中见到的书法家赵翼荣。
小友者，小朋友也，就像曾为我的《独旅》一书作序而一直未曾谋面的段天姝同学，一个13岁的白族小姑娘。
多亏滇中友人的热心联络，一日之内，我见到了老友和小友。
三十年前走腾冲，又走芒市，参加《云南文艺》（即今天的《边疆文学》）主办的一个业余作者改稿班，在改稿班上认识了中学老师赵翼荣，一个诗歌爱好者。我们在一起谈论诗歌创作，有时加上一些少年意气的狂论，翼荣长我五六岁，谨慎且又内向，那时讲究“血统论”，他的成分有些高（这句话已成为一种特别需要加注释的语言化石了），好像是“地主”或者“富农”，具体已不记得了，这使翼荣总是小心翼翼的，我想他一定受过某种伤害。但翼荣刻苦认真地写着诗，又三番五次地和我讨论修改，到得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年那些幼稚的诗作的具体内容，无非是农业学大寨或傣族人民心向北京之类，但翼荣对诗艺的执著和切磋却记忆犹新。
那时节我一时兴致，写了一首散文诗《哨所的竹林》，翼荣读毕十分喜欢，将它抄录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送我留念。翼荣的字非常有功夫，一笔不苟，极漂亮的楷书，这个本子从此成为我的收藏，里面还有傣族老诗人用傣文创作的一首诗。这位诗人叫庄相，已去世多年，他当年浑身刺青，有龙和虎豹的图案，一日饮酒毕，庄相骄傲地告诉我自己身上刺青的价值，“那可是好几头牛哇！”他说。
翼荣如今是昆明书法家协会主席，同时是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教文艺理论，他的字我在腾冲和顺乡的图书馆匾额上见到，在昆明几处重要的文化景点也可见到，他已成为云南极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只是他的诗再没读到，也许他天生适合书法艺术。
老友赵翼荣是开着自己的车来见我的，送了一副行草的书法给我，上书“秋水文章能撼世，雄山风范自存心”，气势沉雄，我非常喜欢。他依然是三十年前谦恭的模样，瘦削依旧，目光中闪现着温厚纯朴。见面时淡淡的，亲切中有一种惆怅，我们三十年未见，又好像是昨天才分手，握着翼荣的手，想起芒市聚首谈诗的时光，再看看他已白的双鬓，才叹一口气道：三十年真的过去了，好快！
白族小姑娘段天姝，在初二时为我作序，开篇第一句：“我以前没有读过高洪波写的东西，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挺让人委屈的，心想自己为孩子写了这么多本书，凭什么知名度这么低！可是一想这很正常，自己小时候读书不也是只记故事不记作者嘛。段天姝把自己的序命名为《跟随高洪波去旅行》，她写出阅读我那批游记体散文的最初印象：“我是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收到这个沉甸甸的包裹的，整整一包的文稿，对于我而言却是一顿串富的精神大餐。我不顾手和颈的酸楚，倚着墙一口气把书读完了。”倚墙读稿的小天姝，多么让人心疼！
在天姝的序中她真切地、准确地表达了自己阅读的感觉，她很幽默、机智，说由于我的散文真实和亲切，使她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我几乎可以脱口称呼他‘洪波兄’了。”读到这里我几乎笑出声来，13岁的小天姝，真的有趣之极。
这次到云南开会，昆明各报的记者纷纷采访与会的作家，《春城晚报》的老友吴然领一位记者前来，让我随便谈谈个人创作与云南印象，我最后谈到白族小姑娘段天姝和她的序。报纸登出后天姝的父亲、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段炳昌教授看到了，找到吴然，让帮助联系一下，这样才有了与小友天姝的会面。
天姝已读高一，背着一个沉重的书包来见我，戴着近视镜，目光仍有几分调皮，她正准备上晚自习。我问了她一些学习情况，她就读的是昆明最好的一所中学，准备考文科——我建议她考北京大学，她点点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可我感到天姝的学习负担不轻，我拎了一下她的书包，好沉，起码十五六斤。
在我出版的数十本书中，作序的有冯牧、金波、韩作黎和孟伟哉，还加上一个段天姝，满打满算一共五个人。前四位都是我尊敬的师长，而天姝虽为童子，她为我作序又是出版社在编辑意图中的创意，可难得小姑娘认真的阅读，使《独旅》一书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颁发的第六届全国优秀少儿图书一等奖，不久前我刚刚收到获奖证书，我觉得获奖的功劳一半应属于段天妹。
在告别云南的最后一天，老友赵翼荣和个友段天姝走近我的生活，历史与未来挟裹着我，让我沉思，引我奋发，平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朋友，才具有了鲜活和亲切的意瘟。
责任编辑 伊丽霞
谁创造了白瓷文明
■ 梅 洁
在人类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中，应该说，中国陶瓷文明以其魔幻般的魅力成为世界文明的翘楚，再没有比西方人以瓷器（英语中国名称china）来象征中国和解释中国更能说明问题了。然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陶瓷文化，现代人知之甚少。除却专业人士之外，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了泥土与火的烧造？有多少人知道祖先们在何时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进化？又有多少人知道曾经风靡世界的白瓷文明最早始于河北内丘，然后定州，然后景德镇和其他？
面对泱泱五千年文明，嘹望浩瀚空濂大地，我们将心依何处？
哪里是邢窑
2003年3月伊始，我到离石家庄80余公里外的河北内丘踏访年画时，偶然间得知内丘居然是隋唐时代的瓷都，内丘城关方圆1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着隋唐邢窑遗址，始于北朝、泯于唐末五代、长达五百余年的邢窑，最早创造了中国陶瓷的极致——白瓷文明。我至今难以言说我获得这一信息时，这块土地带给我的艳羡和惊喜。
哪里是邢窑？
这是自明清以降直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六百余年里，世界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秘密。寻找的努力，一方面来自于人类对于祖先们历经万劫而创造的古老文明的惊喜与感激，一方面是邢窑烧制的白瓷艺术千年不衰的魅力。前者是人类的精神所依，后者是客观世界的存在。然而，这个“存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是如此的缥缈，如此的扑朔迷离。
没有哪一部史书典籍清楚地记载着邢窑的地址、白瓷诞生的历史与渊源。民间工艺、文化永远是中国历史的断章。这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对许多古文明的发现，为什么多是来自于对墓葬与遗址的发掘，这也是自考古学诞生以来 对人类文明无处不在的贡献。即便是这样，我们依然可以在瀚海般的唐代文人诗画、笔记、杂录里，发现邢瓷这朵瑰美的精灵之火，在遥远的时空星辰般闪烁。我们来看几节唐人的记录——
唐人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