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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见说不动我，就把我哥从保定喊回来，当时我哥在保定火车站当装卸工。我哥拿出一把刀吓唬我：‘你要敢跟贾进才结婚，我就用刀杀了你。’我爸还把我姑叫回来，让她张罗着给我找了个婆家，日子定好十月十九。
“没想到事情闹大了，我和淑云、凤茹商量，她们都让我别怕。凤茹毕竟读过几年私塾，有见识。她说；‘既然事情已经闹大，我们索性报告县里，让政府支持你。’我说：‘因为找对象，弄得满城风雨，羞不羞？’她们说，现在管不了那么些了。凤茹写了封信，交给一位土改时在我们村呆过的姓荣的工作队员，让他转交给县领导。
“眼看着十月十九快到了，我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那天中午，我记得下着大雨，县法院的赵院长、妇联的高主任和几位村干部，找到我家。赵院长安慰我说：‘你做得很对！现在是新社会，又刚刚颁布了婚姻法，男女青年完全有选择对象的自由，谁也不许包办，更不允许强迫。李志茹，你和贾进才是我们县农村第一对自由恋爱的青年，我们不仅要支持你们，而且还要宣传你们的事迹，让全县的青年男女向你们学习！’县里的领导又做我爸、我姑、我哥的工作，高主任对我爸说：‘贾进才那小伙子挺不错的，你为什么硬要拆散人家？’我爸说：‘不是我嫌弃人家，女孩找婆家，哪有自己做主的，这不让四邻八舍笑掉大牙？’高主任笑着说：‘你这些封建思想应该扔进白洋淀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以后男女青年恋爱婚姻，都应该自己做主。’说着，她拿出一本小册子，对凤茹说：‘这是新颁布的《婚姻法》，你们青年人先学习，然后再带动家长们学习。’
“我爸的思想也转变了，让我姑把订下的婚退了。我记得结婚是在冬天，来了好些人，赵院长、高主任也专门赶来，送来了贺礼。进才家里还办了喜酒，热闹得不得了。从我们开始后，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跟我们学……”
李志茹老人的讲述，把她女儿王丽英也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正说着，一位老大妈提着一大兜大馒头，走进屋，一开口就笑着说：
“她大婶，虎子的事成了！多亏你介绍了那么个好闺女，模样好，心眼儿也好，两人谈了些日子就定了，准备腊月十六办喜事。这不，我先给您这介绍人 报喜来了厂
李志茹满脸笑成一朵秋菊花，说：“成了言语一声就行了，何必还带什么礼来？”
她说的“礼”显然是指那兜大馒头。老大婶拿出一个又白又暄足有二三斤重的大馒头，说：“多喜兴的事啊，你就留着吃吧！”
两位老人在拉着呱，王丽英在一旁悄悄告诉我：“也许因为有过自己的那段经历，这些年来我妈特别热心于帮人介绍对象。刚开始主要帮街坊介绍，后来慢慢名气大了，找她介绍对象的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要说好几对。这些年经我妈介绍成功的有二三百对。”
我对李志茹说：“大妈，您完全可以办个婚姻介绍所嘛。”
老人说：“县里也有个婚姻介绍所，准备让我去，我听说他们那里介绍对象还得收钱，没答应。我介绍对象从来不收钱，都是尽义务。”
我说：“大妈，想想你们当年，再看看现在年轻人，恋爱自主，婚姻自由，不说别的，光这方面，他们也够幸福的。”
“是啊，是啊，”李志茹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个姑娘我一共给她介绍了五个小伙子，她都没看上，还让我接着给她介绍。有个小伙子，我给她介绍了一个姑娘，见面后，两人都觉得挺满意。嘿，谁想没过几天，两人就住在了一起。我说，那不成，要不你们去登记，要不就分开住，违背婚姻法的事情咱们不能做。那小伙子说：大妈，我们这叫同居试婚，您老人家跟不上形势发展了……把我气得……”
告别时，老人家非得要送我两个大馒头，说是让我也沾沾“喜”。
离开李志茹家，经过大街时，我见路旁一个小院的门口，高高挂着一块“满城县婚姻登记处”的红牌子，便让驾驶员直接把车开了进去。
登记处就设在小院两间平房里，在这里值班的是县民政局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姓张，一位姓刘。张同志胖一些，刘同志瘦一些。看面相两人都属于那种古道热肠型的。张同志介绍，满城全县共有三十七万人口，每年来这里登记结婚的大约有两千二三百对。
我问：“登记结婚都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张同志说：“手续不复杂，只要有本人的身份证、单位或乡镇的证明书，还有医院的体检表，就行了。”我又问：“来登记的都是自由恋爱的吗？”刘同志说：“城里的百分之百，农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吧，个别的由父母包办的也有，不过现在包办与过去包办也不一样，一般来登记前男女双方还是见过面的。”“离婚你们管吗？”“我们就管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协议离婚。—‘方不同意或有财产、子女抚养等纠纷的，归法院判决。”我问：“协议离婚的每年有多少？”张同志说：“这几年协议离婚的慢慢多了，每年有五六十件。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我们正说着，一个小伙子在门口探了下头又缩了回去，过了片刻，他又探了下头。张同志招呼道：“进来，进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伙子红着脸，走了进来，轻轻问了声：“结婚在这里登记吗？”张同志问；“来登记结婚，怎就么你一人？”小伙子连忙朝门外喊了声：“彩萍，进来，”一个矮胖的姑娘有些扭捏地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过他们的身份证、结婚证明信和体检表，张同志问小伙子：“你就是马第才？”又问姑娘：“你是宋彩萍？”
或许因为我在场，张同志和刘同志显得十分严肃。张同志问：“马第才做什么工作？”小伙子答：“我在家种地，每年到保定、北京打几个月工。”张同志又问：“宋彩萍呢？”姑娘答：“我在乡里办的砖瓦厂干活。”
张同志：“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
小伙子的脸又红了：“我们吧先是由街坊介绍的，见面后就开始自由淡恋爱了。”
“婚前的计划生育教育参加了吗？”刘同志补了一句。
小伙子支支吾吾：“……乡里干部都交代了。”
张同志和刘同志动作麻利地为他们在《结婚证书》上，填写好内容，贴好照片。这时，只见刘同志站了起来，神情庄重地说：“马第才、宋彩萍，现在我宣布，你们二人已经登记，正式成为合法夫妻。希望你们互敬互爱，互帮互学，赡养父母，关爱儿童，白头到老！”
小伙子和姑娘涨红着脸，目光激奋，像是一对在领受一项重大任务的士兵似的……
热
潮
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思想，像水一般的渗透；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盘根错节般的桎梏。以至于《婚姻法》刚刚颁布实施时，竟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各地出现了种种问题，这种现象曾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警觉与重视。但是，这个时期国内、国际发生 的两件大事，其分量远远超过了《婚姻法》。
就在《婚姻姻法》颁布后的一个月——一九五O年六月，一届政协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也是在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朝鲜发动的战争，其目的是侵犯中国。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约二十五万人，分兵三路，秘密跨越鸭绿江。
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使得《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推延了。
进入一九五三年，伴随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即将停战，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治安情况全面好转，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终于可以腾出精力来抓抓《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决定：“全国各地，除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一九五三年三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在这个月内，必须充分发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人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河南开封县在运动月中，运用各种力量，组织强大队伍，进行规模浩大的宣传工作，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一、对《婚姻法》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群众在思想上划清了新旧界限，消除了各种思想顾虑。拥护舶昏姻法》的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七，顺水推舟的减少到百分之三。二、解决了家庭、婚姻纠纷。有的婆婆主动向媳妇检讨，帮媳妇干活。有的媳妇说：“我受罪半辈子，现在《婚姻法》救了我。”男人和家长明白了什么叫民主，妇女们克服了依赖思想。三、鼓舞了青年男女的勇气，突破了封建包围，出现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许多青年在选对象时，都把思想进步、工作生产积极放在第一位。
运动月刚开始时，云南呈贡县县委由于领导不够有力，没有将政策向群众作全面交代，一些群众把这场运动误解为：“要斗争男人、婆婆了！”“过去受气的媳妇都要离婚了！”许多人感到恐慌，有的甚至躲藏、逃跑。县委发现问题后，及时总结了教训，召开了各种动员大会，全面交代了政策，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基础上，他们又利用各种典型事例，启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如古城乡的刘大妈，在会上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儿子的婚姻是我包办的，两口子一直过不到一起。去年媳妇提出离婚，我不答应，我只想到娶她时卖了五口猪，怕落得人财两空。没想家庭不和就搞不好生产。年初他们离婚后，儿子又自由结了婚，家庭和睦，生产也搞好了。”
这是一次党政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
这是一次全体民众都受教育的运动！
据统计，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区开展了舶昏姻法》宣传贯彻运动，受到教育的成年人口一亿四千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城市、厂矿中，《婚姻法》宣传比较深入，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天津达到百分之五十，重庆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太原达到百分之五十六。农村中基础好的一类乡，百分之九十的成年人受到教育，最差的三类乡也达到百分之四十。某报社记者到河南商丘专区孟楼乡采访，问了十七个十岁的孩子，其中有六个知道婚姻要自由，可见当时宣传的深入程度。
二OO二年岁末，在北京紫竹院旁的一个四合院里，我访问了当年海淀区民政科的工作人员，已是八十三岁的孟广水老人。
听说我来了解当年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情况，孟老两眼一亮，他对当时的情况依然是记忆犹新：
“当时的规模特别大，可以说是全党全国总动员。广播、报纸每天都在宣传。像后来的大炼钢铁、除‘四害’运动一样，全民参与、声势浩大。那时候，区民政科人手不多，全力以赴。区里先搞集训，主要是组织区、乡、村干部学习《婚姻法》，你干部都弄不清楚，怎么去教育老百姓y然后又培训宣传骨干，也叫宣传员，大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区、乡领导带着这些骨干到街道、单位、农村去宣传《婚姻法》，还演些小节目，都是根据区里好人好事改编成的，比如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啊，婆媳互敬互爱啊，反对大男子主义啊，当时还有一首歌呢……”
我说：“还记得怎么唱吗？”
孟老想了想，轻轻哼了起来：“一九五三年啊，好呀好春天，老会秧歌闹得欢。打起一阵儿锣呀，敲起一通儿鼓，宣传《婚姻法》好人好事数也没法数，数也没法数！”
我又问：“当时在宣传贯彻中，遇到过什么问题，碰到什么困难吗？”
孟老说：“学习当中，大家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定婚算不算合法婚姻？解放前养的童养媳怎么处理？ 表兄妹之间能否结婚？那时候，这些现象在城里都存在，具体问题很多。还有，刚开始，对一些政策也把握不准。比如，寡妇改嫁问题，当时号召寡妇改嫁，鼓励寡妇改嫁。有的地方还搞数字统汁，比谁动员寡妇改嫁多。有的寡妇多年守寡，自己年岁大了，觉得再改嫁没有脸面；或者儿女已经长大，生活有了依靠了，她不想结婚再嫁，你三天两头上门做工作，人家就很反感。硬逼人家改嫁，还会出问题。后来，基本上是尊重本人的意愿，不作统一要求。”
“那时候，城里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还有纳妾现象，�